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面对不明呼吸道传染病的防疫的决策策略钱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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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疫情初发时,不待科研的判断(是否会人传人)而立即在小范围内采取大力度的措施迅速隔离并阻断可能发生的传播,从长期而言,可能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价值最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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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经是疫情正式防控之后的14天了,关于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已经有了不少思考。疫情还没有过去,舆论主要还是集中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我不是医生,不懂治病,也不是行政人员,不懂具体的操作流程,虽然不断转发各种意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能想到方法,只是为真正在一线战斗的勇士们摇旗呐喊,敲敲边鼓而已。



总还是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挖掘。为什么这一次防疫又被耽误了,有了17年前非典的教训,中国的医学和生物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虽然还算不上生物研究的强国,但是跟自己比,进步还是很大的。同样是12月初左右开始发病,2003年直到3月份在北京爆发之后,几个月了我们都搞不清病原体,还是香港那边先研究出来,发现是sars冠状病毒。而这一次,我们在一月初就定位了病原体,拿到了基因测序。这一次也没有像非典那么严重的瞒报,至少12月31日,央视新闻就播报了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第一批专家组在一月初就到了武汉,所以很多人都说湖北武汉是拿了一手好牌,却一败涂地。



关于如何甩锅,如何定责,网上的舆论已经讨论了很多,我在这里不准备谈这个问题。防疫,其实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更多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防疫的决策问题。


首先要限定我们的问题范围,就是呼吸道传染病。通过非典和这次新冠肺炎,我们都认识到呼吸道传染病与其他传染病的区别,消化道传染病防控起来相对容易,而防控呼吸道传染病太难了,一旦蔓延,造成的损失也太大了。另外一个限定就是本文只讨论新发现的不明的呼吸道传染病,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全中国平均一年肯定不到一次。对于已知的疾病,我们已经有如何应对的经验。


其次提出一些数字上的假设,这些数字没有严格的数据支持,只是可能有道理的假设,实际情况肯定有多有少,但是只要不出现数量级上的误差,就还可以用于接下来的推理。


假设一:中国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经济损失,不太可能少于1万亿,暂不考虑人员死亡和其他方面的巨大损失。我们就保守假设1万亿。


假设二:中国一个城市发现新的不明疫情(尤其是呼吸道)的时候,在不知道它是否可能人传人的情况,就断然采取最强硬的措施,要求市民戴口罩,导致市民出现恐慌情绪,但是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可能要付出100亿元左右的代价。武汉2019年GDP为1.5万亿,算1%GDP的损失吧,也就是说采取第一时间就采取大措施的成本是150亿。


假设三:不明疫情有很强的传染性和不明疫情然而没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比例大概是1比5。这个数据也只是假设,其实中国在此之前出现过几次人感染禽流感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人传人,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正确判断疫情的规模,采取相应措施,只需要花费10亿就能搞定。


假设四:专家的判断会有一定的误差率,假设正确率80%,错误率20%,实际上,面对一个全新的病原体,在短时间内每次都能做出准确判断的可能性不大,80%已经是乐观估计(专家不是一个人,每次事件,一定都有部分专家是正确的,部分专家是错误的。这里所说的是专家达成对政府行为有指导意义的主流意见)。国家派往武汉的第一批专家组明显出现了误判,面对新发现的东西,短时间内做出的判断出现误差是很正常的。


假设以上数据没有数量级的错误,那么面对不明的新疫情,我们的策略有两种。


1、第一种策略:让专家做出“是否人传人”的判断,基于他们的判断,做出应对之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措施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符合实际发生的疫情的现实的,也就是说,对小疫情用了小措施,那么就相应解决了。如果是大疫情,那么就随着疫情的发展,不断相应扩大措施的范围,提高措施等级,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对疫情的认识,相应提高防疫的范围和等级。按照我们之前的假设,那么结果是,十次疫情有八次采取了正确决策:7次小疫情用小措施;1次大疫情用来大措施;1次小疫情用了大措施;1次对大疫情用了小措施。


2、第二种策略:不管疫情是什么实际级别,只要是可能的呼吸道疫情,统统上大措施。专家可以做学术研究,做出他们的学术判断。但是行政部门总是采取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大部分是错的:A,大疫情比小疫情的次数少得多,我们假设是1比5;B,专家的判断正确率有80%。

因此10次疫情统统用大措施,其中有8次是错的,两次是对的。两次大疫情用大措施,两次正确。另外8次小疫情用来大措施,8次错误。


长时段比较两种策略的最终结果


如果十年时间内,每年出现一次不明的呼吸道疫情,其中8次不会人传人,2次会人传人。

前一种决策方式,10次对了8次;后一种决策方式,10次对了2次。

我们看两种决策方式分别付出的代价:

第一种方式:1万亿+150*2+8*10=10380亿

第二种方式:150*10=1500亿

第一种决策方式的代价是一万零三百多亿,第二种是一千五百亿。差了一个数量级。

第一种决策方式,当我们具体考察在每一次决策的时候,正确的概率远远高于第二种(80% vs 20%),高了4倍,但是从总体看,付出的代价比第二种大了十倍。总体看,是完全的失败。

第二种决策方式,错误的机会大得多,不可避免导致多数决策是错的,但是总体代价比第一种少得多。总体看,是大大的成功。

第一种方式的正确次数多,总体损失大,成功是局部的;第二种方式错误的次数多,但是总体代价小,整体是成功的。


当然,会有人说,如果我每次都成功呢?为什么不追求每次都成功呢?


回答是:人是有局限的,尤其当我们面对复杂事物的时候,尤其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事物的时候。出错是必然的,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认识的局限性。


追求最优解,也许在局部上是可能成功,甚至大概率成功,但是全局上可能遭遇重大的失败。公共决策,尤其面临重大的威胁时(即使发生的概率很小),也应该采取大措施,宁可以局部多付出代价,防范小概率但是代价极高的风险。我们不应该害怕危险苗头带来的恐慌的损失,因为它可能避免了真正的灾难性的恐慌。


反省防疫的措施,制定以后的防疫对应策略


政府做事,应该实事求是。但是如何理解实事求是,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刚才做了两种策略的对比,如果从每个案例的实事求是来说,第一种策略的成功率为80%,第二种策略的实事求是的成功率为20%。但是就长期的总效果来说,第二种才是成功的,第一种则必然会遭遇失败。武汉的新冠肺炎就是这种策略失败的后果。这次疫情,一开始的应对,从政府到防疫卫生部门,都希望搞清楚状况,按照真实的状况来采取防疫相应的级别和策略。这种策略在大多数时候是成功的,例如最近这些年的禽流感,猪流感和鼠疫,但是一次失败的后果就不可承受。


因为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在于一旦蔓延就很难控制,动员时间越早,成本越低,动员时间稍微晚一点,可能就无法收拾,代价成几何指数增加。


所以,在新型呼吸道传染病的防疫问题上,真正的理性不是在每一次具体的防疫行动上都要求实事求是,而应该在长期的整体的策略上达到实事求是的效果。所以长期合理的策略是:面对新的未知呼吸道传染病,防疫级别至少在所在的省这一级直接最高级一级响应,并且由中央在财政和物资等方面给予支持,直到彻底控制住,或者科学上绝对确认不可能人传人扩散,才能解除警报。



第二种策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之策


这种策略必然会导致较多的虚警和虚惊一场,出现“狼来了”的心理后果,以及民众的诸多抱怨。同时在经济上也会付出一定的看上去似乎不必要的成本,但是长期来看,这种策略在经济学上是合算的,在政治上更加能够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从政治伦理的角度上说就是:宁可听到人民的骂声,不要听到人民的哭声。


另外,这种策略可能导致某些官员在他的一个任期之内遇到疫情做出的措施都是“错误”的,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求地方政府官员每次严格执行第二种策略其实是“反人性”和“反常识”的,他也会经常面临民众的攻击和舆论的压力,所以必须由国家立法,强制地方政府执行,并且由中央政府给予财政、物资和政治上的支持。否则,一定会有官员出现侥幸心理,因为这种侥幸会常常“成功”。并且在政绩考核上,不以“正确判断”为标准,而以是否及时响应为标准。


最后,就是加强宣传和教育,普及相关知识,以及采纳这种策略的必要性,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采取这种措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在多次出现虚警和虚惊一场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依然要对下一次疫情保持高度警惕,并付出一定的成本防范未知的疫情。


对第二种策略在成本上几个考虑:


1、第二种策略也会是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各方面积累经验,“小题大做”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首先,是执政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升治理能力。以大家都关注点红十字会为例。红会这种组织,编制内只有12个人,这明显对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但是如果没有红会把关,假冒伪劣防护品(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防护品)流入医院,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红会能不能搞像预备役一样的志愿者团体?能不能做到收支的公开透明?能不能与专业公司达成相互配合的预案?


2、民众也要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对于传染病等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水平和防范水平。比如常备口罩,注重清洁卫生,公众场合更加重视公共秩序的遵守等等。更重要的,是做生意的人在学习。可能会有专业的公司帮助政府实现动员。民众也会学习到更多相关知识,从而知道在疫情动员时如何行动,使社会更加有序防疫,社会动员的成本会变低。


最后总结:在疫情初发时,不待科研的判断(是否会人传人)而立即在小范围内采取大力度的措施迅速隔离并阻断可能发生的传播,从长期而言,可能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价值最高的策略。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钱翰,生于1973年。2006年取得北京大学和巴黎四大(索邦大学)联合培养的文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至今,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法语专著:La double face de la littérature : de la conception de l’?uvre à celle du texte。独自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究》,并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获得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人文社科二等奖。在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文章。翻译多部福柯的学术著作。2018年在台湾出版《坛经十八讲》(花木兰出版社)。作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责任编辑孙远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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