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的武汉,焦虑的香港:如何正确面对疫情?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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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武汉群众绝对是神经粗大的类型,要敲警钟了。市政府哪怕有专家给的偏乐观的意见,也不应顺着群众的乐观情绪行事,要提醒做好防疫工作,让群众多戴口罩,多注意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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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定的武汉与过度焦虑的香港


最近武汉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1月20日,武汉一下增加了136个病例,情况变得较为严重了。到121日,武汉市长周先旺都出来说,“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有些奇怪的是,2019年1230日,武汉就郑重报告,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事情就有了不小关注度。但直到几天前,武汉本地还是相当淡定的。
 

 
我有不少亲戚朋友在武汉,直到1月18日问,都说是还好,没什么事,不带口罩,不用担心。还有段子,说外面人看武汉是疫区,武汉人不想搭理。
 
当地还有一个著名的百步亭社区“万家宴”,118日办了第20届。4万多个家庭端出自创自做的13986道菜品,“共聚一堂叙生活暖心事、新变化”。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如果当地气氛紧张,这种“非必要”的活动是不可能举办的。
 


到1月21号、22号,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武汉当地已经紧张了,戴口罩的人数量急升,大部分人都口罩了,基本成标配了。当地人感觉也变了,因为出来进去的活动受影响了,恐慌情绪明显上升。
 


2019年1230日武汉通报有不明肺炎,我在香港立刻就发现,香港政府和媒体舆论非常重视,每天都有不少新闻追踪,天天都通报了不少“疑似病例”。到122日统计图上香港有了117例“疑似”,让不少人觉得奇怪,怎么香港这么多疑似的。其实是香港把与武汉有关的发病都算作“疑似”,而其它省市,是做一次试剂检测阳性算“疑似”,两次阳性算“确诊”。香港这117例疑似,只有1例还在检查,其它都排除了,都是其它病因,不是武汉肺炎。所以严格来说,香港是没有任何病例报告。
 
虽然还没有病例,但我个人观察,香港公开场合有约三分之一人戴口罩了。香港这么重视,甚至表现得有些过度焦虑,原因是2003年SARS吃了大亏,1755人染病,300人死亡。而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陆,也只有5327例病患,349人死亡。当时香港应对新型传染病经验不足,防治流程有很多问题,导致损失惨重。说来确实很痛心,所以这次事情一出来,香港就非常重视。香港对大陆提出了很多沟通与通报要求,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经武汉开往香港的高铁,不停武汉站,到武汉的旅客需要在郑州下车中转。
 
2003年SARS,最开始是在广州发现和传播的。但是后来疫情演变,香港成了全球损失最惨的疫情中心,有很多经验教训。而武汉这次既是病情的源头,也必然是患者与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武汉从开始的淡定,到现在的严阵以待,同样有一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相比香港的过度焦虑,就在事发当地的武汉人,显得特别的“心大”。疫情这种事,小心为上,武汉人的“淡定”、“心大”,并不是一个值得鼓励或者吹嘘的好心态。

二.武汉人淡定情绪的起源


要解释一下传染病相关的政府决策与信息公布机制。传染病信息,是国家级的重要信息,个人无权自行公布,否则会乱套。地方政府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理了,要按法规来做事。经过非典事件,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对疫情监控有了一套处理办法,也不可能去搞瞒报。相关法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最近是在2013年629日进行了修订。
 
任何一个传染病事件,在决策判断信息公布方面,都有三个层面的事。一是收集信息、技术准备,这是越多越好、越细越好的,也是相关医卫机构的日常工作,如快速研发出检测武汉肺炎的试剂。二是进行决策判断,事情有多严重,定成什么级别的传染病,甲类还是乙类,要按什么级别进行防治。三是信息公布,对公众发布什么样的信息,各地如何通报情况,如每天公布新增病例,没有新增也要通报等等。
 
事情是出在武汉,但是重大决策判断,肯定是要到党中央国务院层面的,不可能武汉自己就处理了。而中央作出决策判断,一个是地方上要准确及时汇报情况,二是要派出专家组开会以及到当地考察,给出专业的分析和建议。
 
这个流程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也是做事的正确方式,流程上没有问题。领导不可能什么都懂,在专业的领域非常需要专家给出专业意见,有时还需要看多个专家、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出科学决策。
 
这里,最重要的有三个经验教训。一个是地方上不要瞒报,不要有侥幸心理,要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情况报告出来。由于2003年的教训,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能瞒报,非常重视。这次我认为没有这个情况,这方面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专家的分析判断,个人感觉,武汉这一次疫情,专家判断出了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信息公布,这方面武汉可能有些过于放松,在群众舆情掌控方面,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事情出在武汉,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新型肺炎病毒,类似的SARS在2003年给中国造成了惨重损失。为何武汉群众会显得如此淡定,这种情绪是从哪来的?除了武汉群众天性的乐观,个人以为其源头是专家组给出的判断。
 
在1月中旬,专家组给出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
 
1.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3. 1月3号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密切接触者700多人,医学观察都没有事,陆续解除观察。
4. 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5. 武汉肺炎传染率不如SARS,死亡率也不如SARS(当时仅1人死亡),总体上肯定比SARS程度要轻。
 
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广发114日就说,“目前来看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在这样的专家组气氛中,领导应该会作出常规的判断,对武汉疫情保持之前的关注程度即可,不会升级处理力度。而这种气氛也让武汉政府领导感到放松,本来提心吊胆的情绪得到了舒缓,作出了“内紧外松欢度春节”的判断。这种情绪,让本就心大的武汉群众,敢于反过来笑话外地群众紧张过头,认为武汉没有问题。
 
需要着重指出,这里并没有所谓政府蓄意瞒报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是别有用心。有了2003SARS事件的经验,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没有动机蓄意瞒报,更不可能不顾专家组的反对意见,冒险瞒报赌疫情没有事。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专家组给出了乐观的说法。
 

为什么1月14日前后还是“未发现新发病例”,118日就59例新增、11977例新增,武汉忽然一下两天多出了136例?这136例新增病例,是重大的疫情变化,也是中央领导对武汉疫情作出重大指示的最直接原因,事情的重视程度与防疫级别一下就上升了。到121日,15个医护人员被感染。连王广发自己,也被感染了。
 
这是一个出乎专家组预料的情况。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武汉肺炎病毒,表面上不如SARS传播率高,致死率不高,但是也有它特别的凶险之处。
 
SARS显得很凶险,但其实全球一共也就8000多人染病,大陆5000多人。SARS是人传人,还出现了“毒王”式的“超级传播者”,一人能传上百人。但是SARS也有一个特点,危险的传播者有显著特征:发热。而且SARS的潜伏期常见为3-5天,不是太长,潜伏时传播能力不强。全民重视起来,较容易找到发热的患者进行隔离,可以有效地将传染源与人群隔开,中断传播链条。其实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SARS患者出现,因为都被有效隔离了。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视之后,对SARS的战斗很有成效。
 
武汉肺炎病毒,潜伏期要比SARS长。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高占成121日说,“目前病毒的潜伏期,从现有病例来看,平均是7天左右,短的23天,长的12天”。这比SARS的潜伏期要长。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不同。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的表现,值得警惕。如果它在潜伏期,也有一定的传染能力,就要相当重视了。很有可能,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的传播能力,是强于SARS的。
 
可以推测,1月18日、119日忽然增多很多病例,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检测试剂有了进步,加快了确认进程;另一方面,也是不少患者体内的病毒过了“潜伏期”,开始发作了,主动被动去医院接受检测。
 
武汉肺炎出现也不过约1个月,至122日,已经有324个确诊病例了,死亡6例。这个扩散幅度,是比SARS初起时要厉害的。
 
SARS是20021116日出现第一个病例,12月在广州深圳引发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中间平息了一段时间,2003年春运也没什么大事。后来是广州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2003221日在发烧的情况下,到香港参加外甥的婚礼,在京华酒店病发成为“超级传播者”感染了多国多人。后面又有一个超级传播者,在天井通风不合理的淘大花园,传染了300多人。还有一个男子,33日被威尔斯亲王医院收治,成为125人爆发染病的源头。
 
也就是说,SARS其实是到20032月底才开始大规模爆发,原因是出现了“超级传播者”。而武汉肺炎,比较广的人传人例子就是一个,是一个人去神经科看病,传染了15个医护。短短1个月,就有324个确诊病例,这个传播速度不容低估。而且20191230日以后,理论上就进入严密监控的流程了,亲密接触者800多人都有医学观察控制。这种情况下,武汉肺炎是如何传到300多人的,值得研究。
 
相当有可能,是武汉肺炎病毒在潜伏期,也有一定传播能力。人没有发热,但是已经染上了病毒,能够人传人了。发热情况下,病毒人传人的能力加强了。但是因为有不小机会,自己发现了去就医,或者被仪器检测到,所以在防治体系里,这反而是能有效应对的。危险的,反而是不发热的潜在病患,自己和别人都没法知道有问题,在武汉活动,成为了传染源。
 
而这是专家组在1月中旬时没有想到的。也许是因为受SARS经验的影响太深,过于重视与SARS的类比,专家组对武汉肺炎病毒的潜伏期传播能力没有足够的警惕。专家组因为表面上的乐观数据,作出了偏乐观的预期。而这,是病毒潜伏期给出的假象。

三.武汉肺炎目前的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很有可能专家组之前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判断,是有些乐观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何对待专家意见。
 
专家是对问题比一般人有更多专业知识,但其实也是根据证据,对事情作出判断。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有误导,专家的判断甚至不一定比一般人强。而有经验的专家会说,根据这些证据,判断如何如何。例如这次武汉肺炎,前面是说“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这不是“否定人传人”,而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理论上是严谨的。
 
专家组会有多个专家,但不一定人多就比一个专家判断强,因为大家的信息都差不多。有时一个专家起头说了一个意见,其它专家也就觉得合理,就同意了。
 

五位中国顶级棋手合力与AlphaGo对战,开局速败
 
2017年526日,五位中国世界冠军(除柯洁外最强五人)合伙商量,与AlphaGo对局。但是刚开局不久,一位棋手就说,“这样下不亏”,其它人也就同意了。但这招其实是大恶手,亏了一手棋,刚开局第一个局部就大败了,直接导致后面的手数成了垃圾进程。五人商量着下,还不如一人独立思考强。
 
专家组要负起专家责任,不能只给模棱两可的万全说法,要给出有倾向的说法,体现专家的价值。就算错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不能对专家的看法“无条件信任”,还是要对专家的说法深入理解,了解背后的证据,评估可能的风险。
 
武汉政府方面,可能因为专家组的乐观说法,符合了内心的期盼,所以愿意按照专家的乐观估计去安排防治力度与宣传口径。武汉政府希望群众能正常生活,关注经济发展,希望疫情不恶化,GDP能少受影响,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从决策流程来看,应该有可以改进之处。
 



1.面对未知病毒,要从科学角度,保持一定的敬畏

如果发展成武汉群众那样淡定无所谓,应该是科学导向有问题了,没有敬畏。对比香港,这个错误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事发生在香港,绝对不可能若无其事搞万人宴。
 
虽然1月中旬专家说,从目前证据看可以乐观,这不等于专家给出了确定性的结论。实际上专家也说了,病毒可能有变化,只是放在最后常规地说一下。就算专家说偏乐观,也要有基本的认识,要明白对这个病毒没有摸透,还没法作出全面的评估。
 
SARS虽然很可怕,致死率高,但是人们已经了解够多了。相比之下,对武汉肺炎病毒,人们的了解绝对是不够的。即使它不如SARS可怕,如果因为了解不够,针对性措施不到位,后果反而可能更严重。




2. 面对疫情,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小心为上

也许象香港那样过度焦虑是不必,但是基本态度肯定得是“小心为上”。特别是在疫情初起的阶段,在病毒的源发地,要避免出现有害的乐观情绪。也许武汉群众天性乐观无所畏惧,九头鸟精神战天斗地,但是这种精神面对传染病疫情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坏处。
 
2019年底,武汉肺炎疫情已经郑重报告出来了,市民还无所谓不当回事,基本不戴口罩,这其实很不正常。在香港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在以后中国各地再有这种事,都会认为2020年初的武汉群众不可想象。可以认为,武汉群众绝对是神经粗大的类型,要敲警钟了。市政府哪怕有专家给的偏乐观的意见,也不应顺着群众的乐观情绪行事,要提醒做好防疫工作,让群众多戴口罩,多注意个人卫生。其实这并不难,看看街上群众都掉以轻心,就多提醒。
 
武汉群众并不是象非洲爱滋病国家那样,已经20%、30%的人染病了,干脆无所谓了。主要还是没有经验,以为没有啥事。这不是群众的错,群众按本能行动,没有经验和深入思考。市政府有责任引导群众,对疫情重视起来。哪怕事后发现过于紧张了,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防备不足,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香港2003年SARS痛定思痛总结,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对关口进行发热检测。“超级传播者”刘剑伦从广州到香港过关时,已经是发热了。但因为没有检测就过了关,引发了后面传染1700多人、300人死亡的惨剧。当时香港知道广州有疫情,传言很多,新闻报道也不少,只要留点心,是可以避免被波及到的。但因为没有经验,惨遭打击。
 
武汉真不能说没有经验了。SARS的事其实大家都记忆犹新,而且这次快速检测到了不明肺炎病毒,算是防治快速反应的成果了。对群众还是应该教育引导,小心为上没有错。
 
武汉的警惕情绪不足,已经产生了危害。15个医护人员被传染,其实不是在处理肺炎病人的科室 ,而是患者跑到神经科去了。而神经科的医护人员可能是没想到要防备,不幸被集体传染。如果有足够警惕,做好防护,应该不至于这样。不仅是肺炎科室要防备,其它科室也要留意。如果武汉群众1月初就注意戴口罩,也许现在确诊的不会有270这么多。
 



3. 要正确对待专家意见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要对专家有判断。前面已经说了专家也有弱点,其实专家的事情非常复杂。
 
2003年香港被SARS打击得非常惨重,除了防备出了大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治病表现比较差。香港1700多例病患,死亡300人,死亡率很高,是内地的2.6倍。
 
例如SARS最先出现传播是在广州,但是广州1000-1200例病例(因发病早,有确认回顾问题,统计口径不同),只有46人死亡。这个死亡率远小于香港,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主抓非典治疗的是钟南山。他找到了相对正确的办法,实现了93%的治愈率。
 
而香港虽然医疗专家多,SARS专家后来也发了《自然》的顶级研究论文,但是临床表现不是太好,死亡率过高。也许香港专家的研究水平是足够的,但是面对未知情况,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正确的办法,可能还是用过去的有限经验勉强应对。
 
即使是专家,也有各种不同的特性。有人理论水平高,有人临机有决断力,有人细致全面。这有点象是开公司,领头的人换了,经营成败就变了。
 
特别是面对未知问题,专家的经验有可能借鉴意义不足。能成为专家,都是过去有贡献的,要考察这种贡献的来源,是在已知问题上有了进展,还是面对未知问题有成熟的处理经验。
 
一般情况下,专家的数量总不会太少,其实是有选择的。因此,对专家组足够了解,知人善任,也是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84岁的钟南山临危受命多地奔波,应该就是中央面对疫情重大变化果断决策,要求钟老在高龄还出来担起专家责任。

四.后续预期


个人认为,武汉在引导群众对待疫情方面,存在可以改进之处。但是,这也不是说武汉肺炎疫情就会很严重,还是要根据数据信息,综合进行判断。


笔者1月21日早上发了一个微博,认为“超级传播者”是事情的关键。如果出了不受控制的超级传播者,那事情就发生了质变,会象SARS那样,严重等级会上升一个等级。钟南山在121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当前比较担心的是出现超级传播者”。
 
如果超级传播者没有变异出来,或者出来了被即时发现隔离,可以认为武汉肺炎在中央政府升级的严控应对下,能够被有效控制。这种情况下,全国很快就会到达疫情顶点,情况迅速变为可控,每日新增病例逐步走低,治愈出院的人越来越多。就象非典后期那样,虽然全国还是天天报告,但是明显是平息了。
 
一个有效的指标是,武汉以外的外地,是不是基本是零星的案例。要么是从武汉来的病人,要么是直接亲密传播的。不能是指数型的爆发增长,甚至找不到武汉的源头了。目前来看,除了武汉比较严重,其它地区还是零星的输入型案例,偶有人传人。如果超级传播者到外地去了,也没有被发现,那确实有可能失控。
 
一个不太好的可能性是,武汉肺炎病毒不断变化,出现了潜伏期就有极强传播力的“超级潜伏传播者”。出了这种情况,在目前的防控机制里,都是不太好应对的。这种传播者没有发病,体温也是正常的,自己也认为没事,跑出来活动,没有办法防控,会传播到很多人。这是SARS没有的情况,要看武汉肺炎病毒会不会有这种变异出来。如果出现了,武汉肺炎有可能感染人数超过SARS
 
当然我不懂专业,只是出于常识考虑一下。也可能武汉肺炎就是SARS那样,虽然出了超级传播者,但是迹象明显,病人发热身体感觉差。这应该是更可能的情况。这种情况,由于中国与世界多国提升了应对等级,对武汉进出的人有足够的警惕,应该能有效防治住。
 
个人认为,最可能的情景就是这样。外地不断有零星传入,但没有爆发,逐渐感到安心。而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这需要看以后不断增加的案例数量。应该也不是太多,因为毕竟传播的时间还不长,就算武汉群众掉以轻心了,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等一段时间,潜伏的病人陆续爆出来,就可以进入收尾期了。
 
至于春运会不会导致疫情在各地大爆发,个人认为值得警惕,但不需要悲观。从个人以及管理角度,要慎重,减少外出,注意卫生,要戴口罩。但是也不用太害怕,因为2003年春运SARS并没有爆发。现在对武汉的情况还算发现的较为及时,提高警惕还来得及。
 
总体来说,从预防角度,最好考虑得细致一些,慎重一些,尊重未知事物,保持敬畏,不要经验主义以为没有事。在作好防备的基础上,也可以基于证据,对可能的情况作出持平的预期,不需要过于悲观。
 
本文指出,无论是专家的阶段性乐观判断,还是政府与群众的乐观情绪可以理解,不必过于指责,但放松警惕是不正确的。如果群众集体放松警惕了,要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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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笔名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作者,微博@风云学会陈经。

责任编辑祝阳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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