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卡斯特罗为之奋斗的古巴,改革中的迷茫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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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尹伊文老师在古巴的游历与思考,已首发于《同舟共进》杂志,经授权,我团转载本文,并在地图上予以增补完善。在此感谢尹伊文老师对我团的大力支持。


古巴与米国


豪宅别墅今何在

我从机场乘车进入哈瓦那市郊的时候天色已晚,路灯暗淡,路边的房子一栋栋影影綽绰地掠过车窗。那些房子都是别墅,使人有一种行驶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的感觉。我心中不免诧异,这些都是什么人的房子?谁住在这里?古巴人的生活都达到住别墅的水平了吗?这里会不会只住着权贵阶层?


第二天当我在阳光下再次看到这些别墅的时候,一切全变了。昏暗路灯下看到的豪宅别墅,变成了阳光下年久失修的大杂院。每栋别墅中都住着几户人家,墙皮剥落,门窗破烂,晾晒的衣服如万国旗般飘扬,身穿皱巴巴衣衫的人倚在窗口,门廊中的木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老人还向我热情招手。


哈瓦那有很多革命前留下来的别墅豪宅,现在里面住了很多人家,成了大杂院。


后来我问了古巴朋友,才知道了豪宅变大杂院的历史故事。这些豪华别墅都是古巴革命前修建的:

在1920年代,古巴经济有过一段快速增长的辉煌历史。那次经济大发展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后的糖价暴涨,盛产蔗糖的古巴受益匪浅,当时美资大量涌来投入了古巴的糖业,带动了经济的大发展。二是在1919年至1933年期间,美国国内实行禁酒法案,经营酒吧、赌场等行业的美国黑帮势力从美国转移至古巴,哈瓦那成了赌博、豪饮、色情的天堂,应运而生的赌场、酒店、餐饮等行业又给古巴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那次经济大发展虽然快速,但极不公平,种下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到了1930年代,由于西方经济大萧条,糖价大跌,古巴社会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动荡不安,劳工运动、示威抗暴、军事政变、游击战争……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府,古巴才结束了多年来的动荡。


古巴革命胜利后,大批富人逃亡国外,他们在国内的豪宅别墅都被没收。古巴的政策是:

如果房屋的主人逃亡国外,房屋就被没收;如果主人留在国内,可以继续保持所有权。政府把没收来的房子分配给普通居民,一座别墅会分给几户人家居住。古巴的住房政策不是让居住者租赁房屋,而是让居住者拥有房屋。无论是没收来的旧房,还是新建的房屋,居住者都只需付出很低廉的价钱就可以获得所有权。居民虽然有所有权,但不许买卖房屋,只允许以房易房的互相交换。

这是住在大杂院别墅中的老人。由于古巴的国营修缮机构效率低,很多房子年久失修,破破烂烂。


古巴这种特殊的住房政策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个。一是房屋修缮问题

居民拥有房屋就需要自己负责修缮,但在古巴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中,修缮房屋的公司是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效率不高,居民要让他们来修房子,往往要排队等两三年。居民若想自己修缮,则难以买到所需的建筑材料。随着房屋的老化,修缮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昔日豪宅沦为破烂大杂院的现象到处可见。


另一个问题是人口增长引起的房屋过度拥挤:

古巴新建住宅的速度跟不上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尤其是在人们乐于居住的地区,人口密度高,老房子多,很多老房子中的居民已经繁衍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年轻的一代长大后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只好结了婚仍和父母挤住在一起,因此造成许多家庭纠纷和社会问题。也有不少人想方设法在原有的住房中扩大空间,譬如在屋顶上再加盖一层,结果面积虽然增加了,但危险性等问题也增加了。


2010年我在古巴的时候,修缮房屋的问题是人们谈论的一大热点,官方权威的《格拉马报》上也有辩论的文章。我听到三种建议:第一种是允许民营经济从事房屋修缮;第二种是推动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第三种是开放房屋买卖市场。

2011年古巴开放了房屋买卖市场,私人购买建筑材料也比较容易了,不少人的房屋得到了修缮。不过,开放房屋市场也造成了房价的飞速上涨,许多古巴人有亲属在美国,大量美金流入古巴购买房屋,把房价推高到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水平。

古巴开展了社区参与的房屋修缮活动,社区委员会通过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组织邻里互助来进行修缮。


有关修缮房屋的建议中,最有古巴特色的是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古巴的社区组织非常发达,是1961年反“猪湾登陆”后建立发展起来的:

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一批古巴流亡分子发动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在哈瓦那东面的猪湾武装登陆。为了防范登陆分子,古巴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社区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猪湾登陆的危机过去之后,这些社区委员会的工作也逐渐转型,从巡逻守望转为组织各种社区福利活动,譬如搜集可再生再用的废品、医疗保健、社区联欢等等。在修缮房屋的活动中,社区鼓励邻里互助,委员会通过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由社区大众参与,解决房屋修理的问题。

猪湾位置

右边是已修好的房子,左边是还未修的房子。


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缮项目是哈瓦那老城区的旧城改造,其成功之处不仅是把破烂的房子修好了,而且是“修旧如旧”,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复得重获当年西班牙殖民地时代的风采。这个修复工程得到了政府的特别重视,因为古巴要大力发展旅游业,而哈瓦那的老城区正是深受海外游客青睐的地方,所以要把这里修旧如旧,创造出游客喜爱的怀旧风情。


哈瓦那老城区


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古巴还创新地建立了一所特别的“修旧”学校,专门培养能操作古老旧工艺的技工。

古巴的专业人士认识到,要想获得最好的“如旧”效果,不能仅在表面做文章,还要深入到工艺层面,真正使用旧的工匠工艺,如旧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师傅等等,而这些旧的工艺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了、失传了,需要发掘出来重新训练特殊的技工。古巴的这所“修旧”学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学生。

哈瓦那老城中心地段的一所刚刚修好的房子。


古巴为什么没有步苏联东欧的后尘?

哈瓦那有许多美丽的老房子,其豪华富丽的程度比我在华盛顿看到的老豪宅有过之而无不及。哈瓦那的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于这些房子太过豪华巨大,不适于分配给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数被政府用来办公,很多政府机构设在这类豪宅里。我去过其中一所叫“友谊之家”的巨厦,那里有几个与接待外宾相关的机构。这所巨厦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有一段极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中年鳏居之后,在哈瓦那的上流社会社交宴会中邂逅一位美人,两人一见钟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会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坚决不允。大地主带着美人私奔到欧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罗马,到梵蒂冈求见教宗,向教宗倾诉他们因相爱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准废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约,教宗受了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他们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后,大地主于1919年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这所美轮美奂的巨厦,1926年建成后献给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后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绝,他又为妻子修建了一个浪漫的坟墓,他自己逝世后也葬在那里。他的妻子横躺在坟墓中,而他则竖立在妻子的旁边,他说他要守护他的美人,不让旁人入侵。


深藏一段爱情故事的“友谊之家”


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中听了这个爱情故事,我一方面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动,但另一方面也为古巴社会的贫富悬殊而不安。这些豪宅巨厦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会极不平等的生动例子吗?难怪古巴会发生革命,当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罗只带领了81个人乘格拉马号登陆古巴打游击,由于广大民众对旧政府的强烈不满,纷纷支持革命,两年零一个月后革命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这是革命前的总统府,革命后的领导人没有住在里面,以示他们的平等理想。革命时这里曾经发生过血腥事件,三十多个示威青年在此被枪杀,墙上至今仍留有当年的弹洞。


听古巴人讲述革命前的古巴社会,很多人都会提到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公和政府的独裁腐败。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留给许多古巴人的记忆,古巴朋友告诉我,正是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记忆,使得古巴在苏联东欧变色之后,虽然经济遭受了比东欧国家更为严酷的打击,但也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去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因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前总统府墙上的弹洞,1957年革命青年学生在此示威,遭到抢击,有三十多人死亡。

前总府里面的墙上也有当年的弹洞,当时示威青年进入了大厦。


苏联解体对古巴经济的打击极为严酷:

以前古巴生产的蔗糖几乎全部出口给苏联和东欧,并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全部的石油和80%的机械及零件。苏东变色之后,古巴的外贸一下子跌落80% 以上,从1989年至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40%左右,由于缺乏石油等能源,工厂只能维持产能的15% 开工率。农产品无法从乡下运到城里,公共汽车也都停止了行驶,马车上了街,生活倒退回农业社会时代。古巴从中国进口了大量自行车,以解决汽油缺乏的交通问题。


美国在此时又对古巴展开了雪上加霜的经济制裁,1992年美国通过法案,不仅禁止美国公司和古巴作生意,而且规定,任何船只如果在古巴港口停靠过,其后六个月之内就不能在美国的港口停泊。这就使得其它对古巴本无敌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运货,生怕六个月内不能停泊美国港口影响自己的生意。古巴的进出口的运输成本因此上升了40%,经济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短缺,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面对如此严酷的经济形势,古巴虽然没有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也自1993年起,进行了一些“准资本主义”的小改革:

譬如,允许小规模的民营经济体进入饭馆等服务行业,对外国游客开放旅游,还准许美金等外币在古巴市场上流通。这些改革给古巴经济带了活力,GDP止跌回升。但是,这些改革也给古巴社会带来了问题,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收收放放的调整。譬如2004年进行了外币政策的调整,外币不再流通,政府创造了一种和美元挂钩的、可兑换的比索——“库”(CUC)。外国人要把外币换成“库”才能使用。1个“库”等于1美元,普通比索要25个左右才能兑1 美元。外国游客使用“库”,和旅游业相关的古巴人的收入中“库”的比重很大,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只赚普通比索的人。


我问过一个古巴人对改革和生活现状的看法,他说他很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丰富消费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给古巴带来这些东西。但他也说他不喜欢美国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医疗制度。他说:“我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好东西,医疗制度是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不想放弃这些好东西。但我知道美国也拥有很多好东西,我想两样好东西都拥有,希望改革能把这两样好东西都给古巴。”


古巴人可以随便收看美国的CNN电视节目。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闭塞,他们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这位古巴人对美国和古巴的评价相当客观。古巴的医疗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赞扬,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古巴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宏观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是美国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关于古巴的医疗体制我在拙作《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和其他一些文章中介绍过,就不在此重复叙述。


 改革在精神层面激起了什么波澜? 

我去古巴是随一个美国的考察团,给我们作导游翻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从他那里,我对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层面引起的变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位导游以前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作家,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得过奖。他说他放弃教授的职位来做导游,就是为了能够多赚些“库”,只有多赚了“库”,才能买到他所向往的消费品。


我问他是不是想买冰箱电视。他说他不需要买冰箱电视,因为冰箱电视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冰箱与健康相关,电视与教育相关,所以这两样东西政府都以低廉的价格分配给每个家庭。我又问他想买什么东西?他看到我有一个音频录音机,就说他想买这样的录音机,后来他还问我能不能送他一个录音机,这可以帮助他写作,他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会有写作灵感,不能写笔记,但可以录音,这些灵感若不马上记录下来,以后很快就会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国后托人给他带去过一个录音机。


谈到向往的其它消费,他多次很羡慕地讲到外国游客云集的高级酒店、高级餐厅、高级酒吧……他说非常希望能去这些地方消费享受。他还说过很希望能够拥有汽车,不过,在古巴有钱也不能买到汽车,因为基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虑,政府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拥有汽车的古巴人多数是通过“获奖”得到的。导游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最近研发出一种新产品,对国家贡献很大,研发产品最有功劳的十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奖励,根据功劳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车,有人得到一辆摩托车。


导游对古巴的汽车政策颇有微词,我倒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使我们在古巴能够享受清洁的空气、通畅的交通。导游听了我的话之后,略含讥讽地说道:“说这种少拥有汽车多享受环境的话的人,都是自己已经拥有汽车的。”


我无言以对,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拥有汽车的人,他们才从拥有汽车之后要面对的交通环境问题中,体验到拥有汽车的坏处。在美国,人人拥有汽车之后,不仅发生了污染和堵车的问题,而且公共交通服务被大大削弱了,此时即使有人想放弃汽车,也骑虎难下。这些拥有汽车的人曾在消费大潮的裹挟之下走错了一步,所以现在很想告诫那些还没有跳上虎背的人,千万别走上那条邪路呵!

古巴商店里的货物贫乏,这是哈瓦那一个普通商店。

这是哈瓦那市中心的一个“大”商店,从橱窗的陈列品就可以看出商店货物贫乏的程度。


改革给古巴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同时也使古巴人经受了复杂的心理矛盾。导游写过一篇小说,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冲突,那小说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

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参加过游击战,是革命的一代,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不满;女婿是年轻的一代,不喜欢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条,更向往物质的丰富。两人对古巴将向何处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说征文竞赛中,翁婿二人各写了一篇小说去投稿,由于两人共用同一个电脑,下载文件时搞错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女婿则把岳父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


评奖揭晓后先公布获奖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奖,他很高兴,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没有被改革冲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发现原来是女婿的作品得了奖。这时女婿感到特别高兴,他看到古巴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摆脱革命教条。

古巴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供给居民一些生活必需品,譬如鸡蛋,商店还把这些东西送到出门不便的人家中。这个出门不便的人住在楼上,送货员正把鸡蛋放入一个篮子,让楼上的人把篮子吊上去。

楼上的人正在把篮子吊上去。


关于“革命精神”,我还听导游讲过更为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在谈论古巴家庭医生的时候:

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精髓,他们住在社区,每个医生负责120至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由于他们防守在第一线,解决了“小病变大病”的问题,使得古巴的医疗体制能够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这些家庭医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库”,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愿意坚守在贫穷的岗位上,而不辞职去做能多赚“库”的工作呢?


导游告诉我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物质因素,每个家庭医生在社区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们就近出诊。第二个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以来医生的社会角色就是“帮助人”,做医生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角色。第三个是革命精神因素,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医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医学院教育特别强调医生要为贫穷的缺医少药者服务,这种革命的职业道德观对他们影响很深。另外,医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更是会用革命精神来鼓励自己坚守岗位。


什么人在古巴社会中“闪光”?

古巴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特别问过导游这个问题:

他说:“共产党员在社会中是闪光(shining)的人物。”我不理解这“闪光”是什么意思,是炫耀自己的闪光呢?还是被社会认同的楷模式闪光?导游解释道:“闪光就是指那种有光荣理想的人,愿意为理想作出牺牲的人。”于是我理解了,在古巴的语境中,闪光是指闪光的理想,是指遵循闪光理想行动的人,是楷模式的闪光。


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做闪光的人物呢?导游说:“要做闪光的人物,就要有奉献的精神,要严格约束自己。我不想做这样的人物,我想更实际一些,更多赚些‘库’,不想闪光,所以我不作共产党员。”


持有导游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古巴看到过大量想多赚“库”而不想闪光的人。记得刚到哈瓦那机场,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人,那是一位空姐:

入关的时候要填表,一位空姐拿了一张西班牙文的表格给我,我不懂西班牙文,她就帮我填,飞快填完那张小表之后她对我说:“小费!小费!”我真是惊呆了。帮助入关者填表的服务在许多国家的机场都有,从没见过要小费的,况且柜台里明明有英文的表格,如果给我英文表格我自己可以填,根本不需要别人代劳。


在古巴的整个旅程中,我一直都处在被索要小费和礼物的压力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小费的,尤其在古巴的货币双轨制中,外国游客随手付出的一两个“库”的小费会对货币流通量产生不小影响,会推动通胀,1个“库”等于25 比索,而古巴普通人的工资只有三四百比索,这些小费会使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小费会扩大贫富差距,使从事旅游业的人员一下子先富起来,而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譬如医生,却要陷入低收入的一端。


比贫富差距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向我索要小费的人多数在国有单位工作,国营旅行社、国营酒店、国营饭馆、国营航空公司……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小费,是与官员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和古巴法学家工会的律师座谈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们古巴改革开放后是否出现赌博、娼妓、贪污受贿等问题。他们说,赌博没有出现,因为古巴人还不知道怎么玩赌博;娼妓问题倒是出现了,多数是向外国游客卖淫;贪污受贿的现象则极少,他们只受理过个别公务员偷窃单位的钱财物品的案件。


显然,他们没有把下层公务人员索取小费视为“受贿”。如果下层公务人员可以利用职业之便收取小费,中上层的公务人员不也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取更大的“小费”吗?古巴中上层的公务人员是否都是闪光的人物、都能用革命精神来抵御小费的诱惑呢?


在“库”的大潮冲击下,我最担忧的是古巴的基础医疗,是坚守在社区第一线的家庭医生。因为我知道古巴医疗体制的重大世界意义,我真不想看到这个被誉为发展中国家楷模的体制腐蚀剥落。在美国我听到过古巴医生逃到美国的新闻,他们在美国行医,年薪可以有二十万“库”以上。即使古巴医生不去美国,他们在古巴转行去做旅游相关的工作,也能赚到不少“库”,我就看到过不少的教授和工程师转行去做导游开出租车。


由于美国的封锁制裁,古巴缺乏药品,有些医院自己种中草药。

这是古巴的一个家庭医生诊所,每个家庭医生负责120-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受国际卫生组织好评的。

这是哈瓦那的一个社区医院。古巴医院的建筑往往简陋破旧,但里面有数量充足的医生。

古巴医院虽然简陋,但医生的素质好,联合国世卫组织对古巴的医疗体制有很高的评价。


哈瓦那革命广场


哈瓦那的“五一”节

“五一”节哈瓦那在革命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参加的群众很多,不是彩排组织的那种,而是自愿随意的参与。外国人可以到广场中的何塞·马蒂纪念碑台阶上观看游行,我们一大早就来到观礼的台阶上,外国人很多,大多数是左派,来自许多国家,有的举着格瓦拉头像的红旗,有的举着自己国家的旗帜。


最给我革命震撼的是游行将要结束时的场面,当最后一个方阵队伍举着巨大的古巴国旗通过广场的时候,全场唱起了国际歌,无数不同的语言,无数激情的歌喉……我看到导游在用西班牙文唱,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站在更高一层台阶上的劳尔·卡斯特罗,他也在唱,在他旁边站着身穿游击队军服的白发苍苍的老革命者,他们都在唱……


我记不得国际歌的中文歌词,但依稀的只言片语随着熟悉的旋律涌入了我的心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让思想冲破牢笼……团结起来到明天……


哈瓦那的五一节游行,这些是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人。

劳尔·卡斯特罗在观看五一游行。

五一节游行的队伍。


“五一”过后,我们要回美国了,临走那天早上,一位曾和我们座谈过的经济学家来和我们道别,他特别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撑着,古巴领导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从组织上解决继续革命的问题。他们一旦离去,古巴不知道会向何处去。中国在这点上比古巴做得好,中国解决了组织延续的问题。” 


飞机升上天空,加勒比海中的那个绿色的小岛渐渐远去,但萦绕着小岛的一连串问题却久久地留在我心中,尤其是经济学家的话。


解决了组织延续的问题是否就能自动地延续革命精神呢?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只有组织延续,社会将会如何运作呢?组织是硬件,精神是软件。如果没有硬件,软件固然无法展开;但如果没有软件,硬件又将如何运作?当社会面临转型的时候,需要解决硬件的问题,也需要解决软件的问题。如果人们希望转型后的社会能够比以前更加美好,构建新的精神软件就是当务之急。一个社会有了可延续的硬件,又有了可和谐运作的软件,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


END

下期预告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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