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全民公敌的逃亡
本站已不再更新，详情见关于本站，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微信（youwuqiong2022）再见吧！
作者=斯科特·达迪奇
来源=《OV海外文摘》
自从只身逃亡俄罗斯之后，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斯诺登还从未接受过一次面对面采访。在数月的联系和沟通后，《连线》杂志终于取得了斯诺登的信任。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究竟是谁？他到底经历了怎样一番《谍影重重》式的挣扎和背叛？本文都将给你解答。
我那台“清空的机子”上收到了这个信息。这是台Mac Book Air，上边只装了一个复杂的加密安装包。“计划有变，”我的联系人说，“一点钟在xx酒店的大厅等，带上一本书做暗号，ES会去找你。”ES指的就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目前全球的头号通缉犯。将近有九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完成一次他的采访——跑了两次柏林，跑了两次里约，甚至还往返纽约数次得以联系上安排本次会面的他的联系人。在所有关于他的种种猜测中，我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其实是：到底是什么在驱使斯诺登，让他泄露这成百上千的绝密文件？因为这些惊人的事实告诉人们一个秘密——美国政府正在进行一个范围广泛的国内监控计划。今年5月我终于收到一封来自他律师本·威茨纳的邮件，确认了我与斯诺登在莫斯科会面的计划。根据计划，斯诺登会与我见面会谈，会谈将在数周内完成，总的见面时间将保证三个整日。自从2013年6月他来到俄罗斯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得到过这么长的采访时间。然而在这之前一切会面的细节都隐藏在迷雾之中，我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何地与我碰面便只身来到莫斯科，好在现在一切都确定了。
我住在Metropol酒店，这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新艺术派沙色建筑，建造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时期，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上台以后这里成为苏联的第二宫。在这座酒店的餐厅里，列宁曾经穿着厚呢子大衣和高筒靴子大声训斥他的追随者，现在他的画像还一直作为装饰挂在酒店外，在隔壁宾利、法拉利和珠宝店等各种新俄罗斯的标志旁，列宁画像恰到好处地扭过了脸去。在三十年的记者生涯里，我曾数次住在Metropol酒店，20年前我曾经在这里采访了前克格勃探员维克托·切尔卡辛，他曾经负责监督美国间谍阿尔德里奇·阿梅斯和罗伯特·汉森。1995年我又来到莫斯科，当时正值车臣战争，在这里我见到了苏联特工尤里·莫丁，正是他运作了英国臭名昭著的剑桥五间谍网。当斯诺登窃取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机密情报并逃到俄罗斯时，华盛顿有些人指控他是俄罗斯间谍线人网络的终端之一，但是据我所知目前这一指控可能还尚未存在直接证据。
我承认自己确实在斯诺登身上找到一些亲近的感觉，因为和他一样我也曾经被分配到国家安全局（NSA）并驻扎在夏威夷——我曾在越南战争中在海军服役三年。之后作为观察员在法律学校学习，当我看到NSA的一个项目涉嫌非法监视美国公民时，我揭发了它。在丘奇委员会【1975年，受到海伦·甘迪销毁联邦调查局文件一事与水门事件丑闻的连续刺激，参议院成立了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集中调查，叫停了若干非法秘密项目】开始调查之前，我已经在一个不公开听证会上作证揭发了这一项目。最终，在毕业之后我决定开始撰写一本关于NSA的书。好几次有人曾威胁要用违反《反间谍法》起诉我，如今斯诺登恰恰也是受到了这个1917年的法案起诉（就我而言这些威胁既没有依据也从未真正诉诸法律）。从那之后我又写过两本关于NSA的书以及大量杂志稿件（包括两个给《连线》杂志撰写的NSA专题封面故事），甚至还有书评、专栏以及纪录片。
但是在我的工作中，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像斯诺登这样的。他是一个类型独特、极富后现代意味的举报者。自从2013年6月他消失在莫斯科机场之后再也没人见过他，但也是自此之后他一直在全球的视野关注之下——不止作为一个无籍之人，因为同样他也可以算一个隐形人。不管他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或者是领人权奖时他都以屏幕上微笑的形象出现，从不现身。今年3月TED的一次采访中他终于有了些突破，他的图像被安置到一个可以远程控制的带轮支架上，这样他就可以在会场中活动并且与人交流，甚至还能和他们合影。这个场景不禁让人想起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的描写，温斯顿·史密斯掌控了播放老大哥视频的元数据，开始在曾经用来监视人们的大小视频平台上控诉政府关于个人隐私的管制。
当然，对于面对面的访问斯诺登还是非常谨慎，这也让我想起在准备这个采访时，我还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一篇格雷格·米勒的报道，这篇报道叙述了一个讨论如何逮捕斯诺登例会的开会过程，参与者包括FBI、CIA以及国务院的高层。一个官员曾告诉米勒：“我们很希望他能犯傻登上某个飞机，然后来个我们的同盟国说‘你在我们的领空，降落！’”他并没犯傻，而且自从他在俄罗斯消失之后，美国政府好像就再也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在去约定酒店的路上，我尽可能避免自己被跟踪，这家酒店地处偏僻，几乎没法吸引什么西方游客过去。我在大厅面朝门口的位置坐下，打开一本作为暗号的书佯装阅读，没过一分钟斯诺登就出现了。他身着黑色牛仔裤和一件棕色运动外套，右肩上背着一个大大的黑色背包。他并没看见我，直到我站起身向他走过去。“你在哪呢？”他说，“我没看见你。”我指了指我的座位，开玩笑说：“你跟CIA一起来的么？”他笑了。
进电梯之前斯诺登本来准备说点什么，但在最后一秒一个女人跳进了电梯，于是在到达上层之前我们都只是在默默听那首博萨诺瓦经典的《Desafinado》。出电梯之后，他指着窗外，从那里我可以看到现代莫斯科的天际线，如今摩天大厦的阴影已经彻底遮住了巴洛克和哥特塔尖的锋芒。当地人都管这些建筑叫“斯大林之塔”。他到达这个国家已经超过一年了，他会在本地杂货商店买东西，没人能认出他，他甚至学了几句俄语，很显然，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座消费并不便宜的城市生活，莫斯科比纽约干净，却也比华盛顿更复杂。没人知道8月之后，他是否还能继续在此生活。（8月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他们将延长斯诺登的避难期限，这意味着他可以继续在这里生活超过三年。）
我们走进这间专为采访预订的房间，他把自己的背包扔到床上，摘下自己的棒球帽和太阳镜。他看上去非常消瘦，面容憔悴，狭窄的面颊上还留起了山羊胡子，看起来像昨天才开始留的一样。他戴着一副Burberry的半框眼镜，身上穿的蓝色T恤看上去至少大了一个码，腰上宽皮带系得很紧，脚上穿一双CK的乐福鞋。总的来说，他看上去就像个紧张兮兮的毕业生。斯诺登非常在意情报界所谓的“运行安全”，当我们入座后他便取出了手机中的电池，而我则早已把我的iPhone留在了酒店。斯诺登的联系人一直反复提醒我，就算是关机了，一个手机仍然很容易就会被变成一个NSA的监听设备。对于各种探员们把戏的熟知是斯诺登至今仍是自由身的缘由之一，另外一个则是他一直在远离美国和西方控制的区域。虽然如此，他仍然在一次光顾某个电脑商店的过程中被俄罗斯人认了出来。“嘘”，斯诺登指示他们，笑着把手指竖在嘴唇上。
尽管遭到全球追捕，但是在我们一起大口喝可乐大啖披萨时，斯诺登看上去放松又乐观。再过几天他即将迎来自己31岁的生日，他仍满怀希望，觉得在自己有生之年或许还有机会可以获准返回美国。“我告诉过政府，只要合乎程序及目的，我自愿入狱服刑。”他说，“与我个人相比，我更在乎国家。但是我们不能让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也不能让它去引导民众放弃行使自己的权利，不管这个交易听上去有多好，我都不会去交换它们。”
当然同时，斯诺登仍会继续给美国制造麻烦，目前，他的行为已经引发了不可预知的影响，在全球各地获得了共鸣。然而对于文件本身，斯诺登早已失去了控制。他并没有把它们带到俄罗斯。目前文件的拷贝被三个组织所掌管：First Look Media，这个组织由记者格伦·格林沃德以及美国纪录片导演劳拉·珀特拉斯建立，他们也是文件的原始保管人。另一个是《卫报》，在英国政府迫使他们将文件副本的物理保管权(并非所有权)转交给《纽约时报》前，他们也收到了副本。最后一个是巴顿·吉尔曼，他是《华盛顿邮报》的作者。现在看起来，这几位保管员应该都不大可能将文件返还给NSA。
这就令美国的官员们陷入一个无能为力的窘境，他们只能等待下一轮绝密文件的曝光、下一次外交上的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言以对。斯诺登告诉我，其实一切本没必要这样。他说他本有意让美国政府对于被偷文件的细节有个详细了解，当他带着这些文件逃离美国时，他其实曾试图留下一个细碎电子信息线索，这样调查人员就能知道哪些文件被他拷贝过，哪些仅仅只是被“动”过。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探员意识到他的动机只是告发而非为境外势力作间谍。这也为政府在信息泄露之前提供了准备时间，比如更改代码和调整工作计划，以及采取其他举措以减小损失。如今他已经确认NSA的调查人员一定是在调查过程中遗漏了这些线索，仅仅是见到的把他“动”过的文件数量——170万份——上报（斯诺登说他拿走的要远远少于这个数字）。“我知道他们到时候肯定会搞得一团乱，”他说，“但从没想过他们竟然如此无能。”当被要求对斯诺登此番言论作出回应时，NSA的发言人只是说，“如果斯诺登先生想要讨论他的行为，这个对话应该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他应该回到美国直面针对他的指控。”
斯诺登推测，美国政府担心的是这些文件里包含哪些毁灭性极强的信息——目前保管者还没有发现的内容。“我认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里没准儿有那种可以直接扼杀他们政治前途的玩意儿，”斯诺登说，“这其实是政府调查的失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拿了哪些东西，因为他们只是报了一个大数字，那说明在他们评估损失的过程中肯定看到一些让他们吓坏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被我带出来了。”不管是NSA还是保管者，甚至斯诺登自己好像都不知道这一大批文件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斯诺登并没有提到过他是怎么拿到这些文件的，不过调查者推测他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网页爬虫程序检索关键词或者关键词链接把相关文件搜出来的。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好多文件只是列出了高度技术化却无法理解的信号参数以及其他数据。
还有另外一个使结果越发复杂化的推测：某些说是来自斯诺登泄露的信息或许并非真的来自他本人，而很有可能是来自另外一个掌握信息源却用他的名号公布信息的泄露者。对于这一猜测，斯诺登拒绝在录音机面前给予准确答复。但是就此次拜访来说，我得到了不受限的浏览机密文件的机会。在通过一个搜索工具在档案库里的搜索之后，我并没有找到那些已经被所谓“斯诺登曝光”的内容，这至少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泄露者正隐藏在某个地方。得出这个结论的并非只有我一人，不管是格林沃德还是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内尔——他曾全面查阅过这些储存信息——都公开表示他们相信存在这个潜在泄密者。
事实上，在我与斯诺登会面的第一天，德国的《明镜周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NSA的长文。这篇文章介绍了NSA在德国的合作情报机构BND，文章中披露了一个所谓来自泄露材料中的机密信息——2002年NSA和BND签署的“协定备忘录”。
“这份材料并非来自斯诺登。”文章中提到。
甚至连之前NSA被爆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信息也有人怀疑并非来自斯诺登而是来自另一个泄密者。当时《明镜周刊》只是简单地将消息来源归于斯诺登和其他位置来源，如果NSA内部确有另一名泄密者，那这对于探员们来说已经绝非另一场噩梦而已——他们对于自己信息监管的无能无疑又会被记上一笔。另外，这可能也象征着斯诺登之前针对政府越界的流氓抗议行为或许启发了该组织内部的其他人。“他们还是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斯诺登说，“他们的审查仍然非常疏忽，信息仍然在四处流传，他们既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泄露出来的，也不知道最终会流向谁的手里，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相信NSA越界获取的私人信息能够得到妥善保管呢，这些信息可是关乎我们的私人生活，甚至与生命相关。”
这批《明镜周刊》的系列文章的作者之一，纪录片导演珀特拉斯恰是斯诺登联系的第一批记者中的一个。她在相关领域的高知名度以及加密方面的专长或许同样吸引了NSA内部的其他泄密者，这同时也为斯诺登提供的资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掩护。在这次会面之后我给珀特拉斯发了一封邮件，希望她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是不是有这么一号人存在，她通过律师回复我：“非常抱歉，不过劳拉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与斯诺登一同吃披萨喝可乐的同一天，美国众议院给NSA摁下了刹车。以293比123的压倒性票数禁止NSA继续在不经授权的情况下对百万美国人的邮件和电话进行监听和搜索。“毫无疑问，对于美国政府毫无根据的监控计划美国民众已经越来越警觉了，”在一份共和党和民主党众议员的联合声明中说，“通过这份修正案，众议员已经迈出坚定的一步，关闭了大规模监控的后门。”
如果没有斯诺登，如今众多的改革法案没有任何一个会得到执行。回到莫斯科，斯诺登回忆起当他以一个泄密者身份登上前往香港的逃亡飞机时，他依旧心怀疑问——这一切是否值得。“我想大概有那么一会儿全社会会耸耸肩，然后就这么过去了。”他说。与此不同的是在斯NSA改革诺登事件之后NSA的越界窥探已经成为国家讨论中最为紧要的内容。奥巴马总统曾亲自过问这起案件，国会也开始处理，最高法院甚至也暗示将对未经授权的监听项目采取行动。普通大众多数也都倾向于缩减监听项目规模。“虽然主要还是取决于调查问题，”他说，“但如果你只是简单问一个是否赞同比如我对棱镜计划的曝光这种问题的话，55%的美国人是同意的。在政府把我定性成大反派一年后，这个结果还是有够奇怪的了。”
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夸张，但还不至于太过离奇。就在斯诺登第一次泄密之后的一周年之际，NSA的负责人基斯·亚历山大指责斯诺登已经成为“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木偶”，并指责他正在制造“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而在最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则表示“斯诺登是一个懦夫，一个叛徒，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但在今年6月份之后，美国政府似乎又开始避免使用太过严重的修辞手法。在一个《纽约时报》的采访中，NSA的新头目迈克尔·罗杰斯表示，他正在“尝试让自己的性格专注和谨慎起来”：“你不会听到作为一个负责人我的嘴里说出，‘我的上帝，天要塌了’这样的话。”
斯诺登一直在关注自己在公众眼中的个人形象，但他一直拒绝谈论自己。一方面是因为他天生内向，另外一方面则因为他不愿把家人牵扯进来，然后被人写个传记。他说他非常担心如果自己分享太多个人细节出来很可能会让他看起来自恋又傲慢。但他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因此会让那些他不顾生命安危去倡导的东西，在不经意间变得一文不值。“我是个工程师，不是个政客，”他说，“我不想要个舞台，我非常害怕因为我的不慎重给那些能说的人提供把柄，让这个本来非常重要的运动被他们威胁、消遣和诋毁。”
但是最终当他愿意聊一些自己的个人生活时，他所描绘出的肖像并非一个怒目直视的煽动者，而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直到他对国家和政府的幻梦一步一步破灭至今。
1983年6月21日，斯诺登出生于马里兰州乡下，这里已经与NSA总部相距不远。他的父亲劳恩从一名海岸警卫队成员逐渐升至海军士官长，道路艰难曲折。他的母亲温蒂在巴尔的摩的地方法院工作，斯诺登的姐姐杰西卡后来也成为华盛顿联邦司法中心的律师。“我家里的每个人多少都曾为联邦政府工作过，”斯诺登说，“我原本觉得自己也会走这条路。”他的父亲则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艾德（斯诺登）是全家最聪明的一个。”所以当斯诺登在两个独立IQ测试中都获得145的成绩时他当然觉得理所当然。
既不喜欢看电视也不喜欢和其他孩子一样从事各类运动项目，斯诺登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希腊神话。“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就看进去然后忘我地读上几个小时。”他说。斯诺登说当时阅读的神话故事在他今后的成长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他提供了面临挑战甚至道德困境时的信念框架。“我觉得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考虑比如我们是如何甄别问题，以及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需要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他说。
当斯诺登以一个泄密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大量的媒体集中报道了他在10年级后退学的事情，意在暗示他是个没有毕业的懒虫。但事实上并非因为懈怠，导致斯诺登辍学的直接原因是他当时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9个月的治疗让他失去了复学的机会。与其复读一年，斯诺登直接选择了进入社区大学学习。从小他就热爱电脑，随着年龄递增热情越深。他开始为一个同学打工，这个同学在做一个技术相关的生意。巧合的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恰好位于米德堡附近，这里正是NSA总部的驻地。
当9·11袭击发生的时候斯诺登正在前往单位的途中。“我正在开车去单位的途中，我在收音机上听到了第一架飞机撞击的消息。”他说。如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美国人一样，恐怖袭击对斯诺登的影响非常深远。2004年春天，当伊拉克战争的第一枪在费卢贾打响时，斯诺登志愿参加了陆军特种部队。“当时对于政府的种种解释我都深信不疑，包括伊拉克，包括输油管道，包括炭疽病毒。”他说，“我仍然相信政府不可能欺骗我们，我相信他们有着高尚的目的，以及伊拉克战争确实是向着他们所讲的方向发展的，即战争是克制的，通过定点打击以解放当地受压迫民众，我那时确实很想在其中尽一份力。”
斯诺登说吸引他加入特种部队的重要缘由有一项就是能够获得学习语言的机会。当他在能力倾向测验中获得优异的表现之后，他被录取了。但对他而言生理上的要求会更有挑战性，训练中，斯诺登的两条腿都受伤了，几个月后他被放弃了。
从军队出来以后斯诺登得到了一个在绝密单位担任保安的工作，这份工作需要他拿到一个更高资格的忠诚度级别，他通过了测谎仪测试以及背景调查，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在参加了一个专为情报人员举办的招聘会之后，他获得了在CIA的一个位置。他终于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总部，从事全球通信方面的情报获取工作。
这是一项他从16岁开始就在进行的互联网和相关工程方面的拓展工作。“所有秘密站点都接入进了CIA的总部，”他说。“我和另外一个哥们通常上晚班。”
但很快斯诺登就发现了CIA的一个大秘密：尽管他对外看起来像一个极其尖端的组织，然而它的技术却实在太落伍了，根本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
尽管作为这个顶级技术团队中的新人，斯诺登还是凭借出色的表现得到进CIA秘密培训技术人才的学校进行学习的机会。6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住在一个酒店里，终日学习、训练。2007年3月训练结束之后他被派往瑞士日内瓦，CIA决定通过他搜寻银行业的情报资料。他获得了一本外交护照、一个湖边的四居公寓以及一个完美的掩护任务。
正是在日内瓦，斯诺登第一次看到CIA的探员在执行任务时做出道德上的妥协。由于检点的晋升速度基本上取决于他们招到人的数量，所以他们会尽可能通过欺骗手段招人而不在乎他们的价值。招募者会把他们的目标灌醉然后扔到牢里，之后再把他们保释出来，让他们觉得欠下了人情。“他们做的这些冒险的事情不仅会对新人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被抓到了还可能对国家声誉产生影响，”他说，“但我们就这么做了，因为我们可以。”
也是在日内瓦，斯诺登说，他遇到很多对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持反对意见的间谍。“CIA自己的人都这么想，我们到底在干嘛呢？”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电脑系统和网络运营的维护，所以他获得了比之前更高的权限并得以接触到更多关于战争的详细信息。当他看见这些东西时内心再次受到影响。“布什执政的时期，这场反恐战争打得并不光彩。”他说，“我们会用刑，我们会进行非正当监听。”
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考虑成为一个告密者，但是当奥巴马当选，他犹豫了。“我觉得哪怕是奥巴马的批评者也会受到他所倡导价值观的感染，并产生乐观情绪。”他说，“他曾说我们不会为了我们的权利献祭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只为抓住一小部分恐怖分子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是斯诺登再次失望了，在他看来，奥巴马巧舌如簧，却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并非只是没有实现诺言，他们几乎全盘推翻了之前的允诺。”他说，“他们完全在搞另一套东西。试想一下，当你发现这个你因他的许诺而选出来的人只不过是在收买选民的意愿时，这对社会对民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斯诺登进一步的幻灭花了好多年时间。直到2010年，斯诺登从CIA被调派到NSA，以“戴尔”公司——情报机构的主要合作方——技术专家的身份被派往日本。自9·11之后，美国情报机构的预算大大增加，大量NSA的工作都被外包给了这些国防合作方，这个名单里就包括“戴尔”和Booz Allen Hamilton。对于斯诺登而言这趟差事非常有吸引力：从他少年时他就无比向往这个国家了。斯诺登的办公地点位于横田空军基地的NSA办公室，就在东京附近，正是在这里他向地方的最高长官和军事官员传授技术以防备他们的网络遭到中国黑客的袭击。
斯诺登只可能越发失望了。把银行家们灌醉以招募他们已经够他受的了，现在他又了解到了定点打击以及大规模监视的相关信息，他知道所有的数据都会发送到NSA在全球各地的监视器上。斯诺登眼睁睁看着军队和CIA的直升机悄声无息地把活人变成血肉模糊的残肢。他也开始通过NSA区域性的监视系统，包括接到每一个移动电话、电脑和其他电子终端设备甄别其获取的大量信息。
尽管在执行监听任务时斯诺登的信念仍在不断丧失，但他仍然因为自己备受信任的技术操作员身份不断得到升迁机会。他在2011年回到马里兰州，以“戴尔”首席技术员的身份为CIA工作了一年。“我会坐在那里与CIA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技术官，以及其他技术部门的首脑开会，他们会告诉我目前碰到的技术上的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我那时的工作。”
但到了2012年3月，斯诺登再次为“戴尔”搬迁了一次，这一次他搬到了夏威夷的一个巨大掩体里，成为了那里信息共享办公室的首席技术员，主要负责各种技术上的事物。这是一个25000平方英尺的阴冷潮湿的大洞穴，曾经被用来存放鱼雷。日子一天一天过，斯诺登对于NSA缺失能力以及有效监管的担忧有增无减。在他所发现的东西中最震惊他的是NSA的探员常常会把私密信息——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元数据——发送给以色列情报机构。通常情况下这些信息是应该被通过一次“最小化处理”的，其中关于姓名和个人信息的部分应该被移除。在这一点上，NSA简直毫无顾忌，他们甚至连美国人的信息内容都不做保护。这其中就包括当阿拉伯或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在邮件或通话中讨论到关于巴以冲突时，他们的交流内容就会被记录下来。“这太夸张了，”斯诺登说，“这是我见过最严重的越界情况。”（《卫报》在2013年报道了这一事件，资料来源就是斯诺登曝光的那些文件。）
他另一个犯忌的发现则是来自NSA负责人基斯·亚历山大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示NSA正在刺探那些政治激进分子对色情内容的观看习惯，这份备忘录建议探员可以利用这些“个人弱点”毁掉这些异见人士的名望，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策划恐怖活动的意图。这份文件还列出了今后的六个潜在目标。（格林沃德2013年在《霍芬顿邮报》上公布了这个文件的节选内容。）
斯诺登被这个备忘录所记录的内容震惊了。“这就像FBI用马丁·路德·金的不忠威胁他自杀一样，”他说，“6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这么做非常不合适了，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么干？为什么我们又卷入这样的事情里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同样是因为震惊于几十年来美国情报机构非法搜集情报的行为，第一次将探员们的行动公之于众。他为一场期待已久的改革拉开了序幕，使得《海外情报监听法》得以颁布。斯诺登则看到了现在与那时的不同。“弗兰克·丘奇把当时的情况比作站在深渊的边缘，”他说，“他担心一旦我们掉落就再无出来的机会，如今的担心是，好像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这个悬崖边缘。”他意识到，解决政府越界行为的唯一办法就是像前辈丘奇一样，将一切曝光。但是，斯诺登并没有一个参议员委员会在他控制之下，也没有行使国会传票的权力。他只能秘密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像他曾被训练的那样。
莫斯科的6月，太阳到很晚才会落山。窗外酒店长长的影子开始覆盖上这座城市，但是斯诺登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采访已经被拉入傍晚很久了。他现在过的依旧是纽约时间，这样可以更好地和国内的支持者交流，也可以一直关注国内新消息的更迭——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他都只会听到他的反对者们对他的谩骂。事实上，并不只有政府官员对斯诺登从情报人员到泄密者的转变持异议。哪怕是在他备受支持的科技领域也有人指责他动作太快，放出了很多危险消息。Netscape的创始人、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告诉CNBC：“如果你在百科全书上查询‘叛徒’这个词，斯诺登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上面。”比尔·盖茨则在《滚石》的采访中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我认为他确实违法了，所以我没法把他当作英雄，”他说，“我内心也毫无钦佩。”
斯诺登调了调他的眼镜，眼镜上其中一个鼻架没了，老是往下滑。他好像陷入了沉思，回想起那个做出决定的瞬间，那个让他永远回不了头的瞬间。那个时候，他手里拿着闪存盘，心中盘算着各种可能的潜在后果，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抉择。“如果政府不代表我们的利益，”他说，满脸严肃，语调平缓，“那公众就应该主宰自己的利益，揭发不过是为此提供一个渠道而已。”
NSA显然没有想到竟然有斯诺登这样的人会这样胡闹。在各种场合斯诺登都曾说过，他那时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下载和提取各种信息，随他喜欢。除了那些级别最高的文件，关于NSA监视计划的细节向任何人开放，不管你是雇员还是合作方的人、列兵还是将军，只要有NSA的一个授权并能接触到他们的电脑，一切都会展开在你面前。
但彼时在夏威夷，斯诺登的权限早已高过这些。“我是夏威夷信息共享办公室的首席技术员，”他说，“我可以看任何东西。”
也不是所有东西他都能看。有一块核心内容仍然在他掌控范围之外：NSA在全球进行的网络攻击行动。为了接触到这一部分机密要件，斯诺登来到NSA的另一个巨头合作方Booz Allen公司担任基础构架分析师。这一角色给了他罕见的双头衔及相关的权限，他可以同时查阅来自国内和海外拦截的私人信息——这样他就可以追踪来自国内的网络攻击并找到他们的源头国。在他的新工作中，大量之前闻所未闻的行动浮出水面，他了解到美国政府正在全球互联网中植入恶意软件窃取大量机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可以确认大量美国本土的通话“正在被未经授权的监听和记录，不需要被监听者有犯罪倾向、动机或者具体的指向”。他悄然收集好了证据。
2013年春天为Booz Allen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斯诺登其实早已失望透顶，但源源不断的事例仍在一次次刷新他的认识。一天一个情报官员告诉他，TAO(NSA的一个黑客部门)曾试图在2012年向叙利亚一家大型互联网提供商的核心路由器中植入一个后门，这个时间正值该国内战火热之际，NSA寄希望于通过此举检获更多关于这个国家的私人邮件和网络浏览记录。但事情搞砸了，路由器发生的故障导致任务失败。这一故障也导致叙利亚发生全国断网事件——公众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美国政府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这是斯诺登针对此事的第一次曝光。）
TAO内部惊慌失措的政府黑客们一时间全都吓坏了，他们试图以最快速度远程修复路由器，掩盖他们的行踪并想阻止叙利亚人发现曾有复杂的渗透软件访问过他们的网络。但因为路由器已经坏了，他们也无能为力。
有惊无险，比起追踪来自别国动的手脚叙利亚人显然更在乎尽快修好他们国内的网络，回到TAO的运营中心，一直紧绷绷的气氛被一个亦真亦假的笑话打破了：“如果我们被发现了，我们可以把矛头抛向以色列。”
在为Booz Allen工作的这段时间，斯诺登主要的工作几乎都在分析来自中国的潜在网络攻击，他的目标也包括通常认为是军事打击范围之外的机构。他觉得在这活儿上情报机构又越界了。“我们正在对中国进行黑客式侵入，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说，“但是我们有点儿越界了，我们还侵入了学校和医院，这些完完全全是民用基础设施（吗？），这非常让人担心。”
压倒斯诺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他了解了NSA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市的一处庞大的绝密数据存储设施的存储能力之后，发现的一个秘密项目。那是一栋10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在NSA内部被称作“使命数据库”，其数据存储能力高达1尧字节，相当于500万兆页的文本。每个小时，都有数十亿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电脑间数据传输和文本信息流经“使命数据库”，有的只是匆匆流过，有的会短暂保留，还有的则会永久保存。
对于斯诺登而言，庞大的监控计划已经足够坏了，但他仍然陷入更深的困扰——他又发现了一个处在筹备阶段的新项目，这是一个“奇爱博士”式的网络战项目，代号Monster Mind。这个项目可以自动寻找外国网络攻击的源头。它能利用软件不断搜寻已知或可疑的攻击所特有的流量形态。当探测到攻击时，Monster Mind便可自动阻止其进入美国——用网络术语说，就是实现了一次击杀。
类似这样的项目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Monster Mind软件被添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它并不是简单地在入口端点探测和追杀恶意软件，它还能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开火还击。斯诺登表示，这便会引发很多问题，因为初期的攻击通常都是通过第三国的无辜电脑发起的。“这些攻击具有欺骗性，”他说，“比如有人在中国发动攻击，却把攻击源头伪装成俄罗斯。于是，我们最终可能会向俄罗斯的一家医院还击，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有因事故引发不必要战争的可能性，Monster Mind最终仍会对隐私构成威胁。原因在于，要让这套系统发挥作用，NSA必须先获取美国人的海外私人通信数据。“理由在于，识别这些恶意流量及其回应的唯一办法就是分析所有的流量。”他说，“如果我们分析所有流量也就意味着要拦截所有流量。这已经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也就是在未获许可、没有适当理由或没有不当行为嫌疑的情况下，利用私有通信信息，而且全天候监控所有人。”（NSA发言人拒绝对Monster Mind、叙利亚恶意软件或本文涉及的任何具体问题发表评论。）
到了这个时候，斯诺登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拿上手里的闪存盘，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之于众。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付诸实施？
2013年3月13日，斯诺登坐在他摆满了电脑显示器的办公桌前，他看到一条新闻报道，然后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那条消息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珀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称，NSA“没有故意”搜集数百万美国人的信息。“我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然后跟同事说‘，你能相信这些狗屁吗？’”
斯诺登早已和同事多次讨论过与NSA监控范围有关的种种谎言，所以，他们对克莱珀的证词几乎无动于衷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这不只是默默接受。”他说。斯诺登称之为“平庸之恶”——这个词源自汉娜·阿伦特对纳粹德国官僚作风的研究著作。
“这就像温水煮青蛙，”斯诺登对我说，“你接触到一点邪恶、一点违规、一点诓骗、一点虚伪、一点对公众利益的伤害。你可以不在意，你可以为它辩护。但如果你这么做，就会产生‘滑坡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恶习会逐渐放大，等你在这种环境中生活15年、20年、25年，你就会见怪不怪了。那时，你会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也正是克莱珀事件引发的深层忧虑。他把欺骗美国人当做他分内的事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不会因此遭到惩罚，因为他之前就曾经被曝在宣誓的情况下说谎，但却连一点轻微的惩戒都没有。这暴露出整套系统以及我们的领导者存在的许多问题。”于是，斯诺登决定，在被活活煮死前，是时候从水里跳出来了。当然他也深知由此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走出那一步真的很艰难。我不仅要有信仰，而且信仰要足够坚定，足以让我愿意把自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彻底毁掉自己的生活。”
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两个月后，他拿着一个装满闪存盘的袋子，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我们第三次见面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大约两周。那天下午，斯诺登来到我的酒店房间。我已经换了住处，最新的地点是与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隔街相望的国家酒店。那是一个与大都会酒店类似的地标式建筑，俄罗斯的很多历史都在它的门前逐一上演。列宁曾经住在这里的107房间，令人畏惧的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幽灵，至今仍会在门厅里出没。
不过，斯诺登最害怕的并非俄罗斯秘密警察，而是他的老东家CIA和NSA。“如果真有人在监视我，他们肯定已经找到了一帮人专门负责入侵我的电脑。”他说，“我认为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藏身地，但他们几乎肯定监控了我在网上的言论。即使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加密——但他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包括你的交流对象，以及你的交流时间。”
不过，最令他担心的，或许还是因为一个小错误导致他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改革进程遭到破坏。“我并非在自我毁灭，我也不想自我牺牲，然后把自己从历史的记载中抹去。但如果我不冒险，就没有赢的机会。”他说。所以他总是在绞尽脑汁，试图能领先追捕自己的人一步——他不断更换电脑和电子邮件账号。然而，他知道自己最终还是很容易被攻破：“我会有疏忽，而他们会借机黑掉我。这是迟早的事情。”
事实上，部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已经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
2013年，格林沃尔德发现他无法打开斯诺登发给他的大量有关GCHQ(相当于英国的NSA)的机密信息。所以，他让自己的老搭档大卫·米兰达(David Miranda)从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住处出发，到波伊特拉斯那里取来另外一份副本。但负责安排行程的《卫报》订了一张通过伦敦转机的机票。或许是GCHQ的监控网络作祟，此事很快走漏风声，米兰达刚一到达就被英国当局扣押，随后遭到了9个小时的盘问。
另外，一个包含60Gb数据(大约5.8万页文件)的移动硬盘也被没收。尽管这些文件都通过名为True Crypt的复杂程序进行了加密，但英国当局还是从米兰达身上找到了其中一份文件的密码，从而破解了大约75页内容。(格林沃尔德至今仍然无法获得完整的GCHQ文件。)
斯诺登的另一个担忧是他所谓的“NSA疲劳症”——公众逐渐对大规模监控项目的消息感到麻木，正如他们在战争期间习惯了伤亡数据一样。“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数字。”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正如侵犯默克尔的权利是丑闻，侵犯8000万德国人的权利却无人关注一样。”
关于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能否促成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他不抱太大希望。归根结底，斯诺登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技术，而不能相信政客。“我们有各种手段和技术来阻止大规模的监控，甚至完全无需任何立法过程，也不需要任何政策变化。”他说，答案就是强有力的加密技术。“通过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加密成为统一标准，在默认状态下对所有通信信息加密，我们便可阻止大规模的监控行为。不仅是在美国，在全球其他地方同样适用。”
斯诺登说，在那之前，信息拦截事件还会不断发生。“我们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他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我们见面后几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就披露说，NSA的监控项目搜集的无辜美国人的数据，远比其锁定的外国目标的数据多得多。至今仍有数十万页的机密文件等待解读——更何况，可能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受到斯诺登启发的泄密者。但斯诺登说，今后无论泄露什么文件，其中包含的信息几乎都将变得无关紧要。“关键问题不在于还会有什么新消息曝光，而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
经济观察报书评
eeobook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
合作及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长按识别二维码
纸城。有趣，但不低俗；严肃，却不正襟危坐。这里有一些拒绝无病呻吟的文艺生活，一捧拿得起放不下的审美趣味，或者再加一点无伤大雅的吃喝玩乐。欢迎入住纸城，让我们轻盈、透明地生活在别处。
长按二维码可识别关注paper-city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