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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问题分开考虑
国内一些讨论和关注为疫情主导，但这两天，香港问题又引发关注，源自医护人员罢工要求封关。考虑到关注度很高，笔者打算略作分析，提供一些视角。
医护罢工的事情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诉求是要求全面暂停旅客经内地经中国大陆入境，从源头上防止新冠肺炎输入香港。
就减少入关人流，特区政府已经做了诸多举措，例如1月30日起暂停跨境铁路服务，关闭了部分关口，暂停对内地派发赴香港签注等，使得人流已经大幅下降，但反对派及医管局员工阵线认为仍然不足够，还需要全面落实封关。
由于特区政府一直尝试通过其他方式减少进入香港的人流，未正面回应封关问题，使得事情在这两天又有了发展，医管局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下午开始举行投票，讨论推行罢工计划。
结果，共3,164名会员投票，当中3,123票赞成，10票反对，23票弃权，8票废票，压倒性地支持罢工计划。作为最后通牒，他们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亲自参加2月2日与医管局的最终谈判，满足工会的封关诉求。
结果，林郑没有出席2月2日的谈判，医管局员工阵线遂宣布谈判破裂，由2月3日至5日开始连续五日的分阶段罢工。
第一阶段是2月3日，参与人数约3,000，主要涉及非紧急服务，将影响香港七家龙头医院的服务，包括伊莉莎伯医院和屯门医院等大医院，参与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占到罢工人数的9%。但预计首阶段对公众影响不大。
如果医管局在2月3日傍晚六点之前不回应，则罢工将进入第二阶段，即由2月4日至7日开始，动员所有员工阵线的所有会员罢工。
目前，签署表达罢工意向的医护会员为9,000人，因此罢工人数预计会比首阶段再增加6,000人。其中，大约九成为护士，一成为医生。在第二阶段罢工里，紧急服务的医护人员也会参与，使得急诊室等服务受到影响，同时，市民多项一般服务也会受到影响。
例如一个病房平时有六至七名护士服务50~60名病人，罢工将使得可能只有两至三名护士值班，仅能维持基本的运作。
医管局也对罢工的影响做了估计。首先肯定会暂停部分服务，旨在保住最必要的服务，例如急诊、创伤服务、癌症手术等。医管局估计，专职医疗和职业治疗门诊大约有一半服务需要改期；有五成的预约手术将受影响，约四分之一的普通科门诊服务将被削减，科室将侧重接待新症病人，一些长期复诊及病情稳定的病人则仅会安排补药。
在中华大地遭受新冠肺炎冲击，齐心协力对抗疫情之下，香港的医护人员却在利用非常时期的特殊地位，以罢工要挟特区政府实施对中国内地的封关，此举再次刷新了许多人对今日香港的认知底限。
首先很多人对香港酝酿封关本身不满，认为SARS最严重时候，内地对香港也没封关；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一部分，香港非但不齐心协力援助内地抗疫，却一门心思酝酿对内地封关，是一种危难时期的严重背叛，伤害内地人感情。
而医护人员在这种时候罢工相当于临阵脱逃，更是刷新人的底限。这两个事情完全被搅合到一起。
先解释一下医管局员工阵线和一般反对派目前提出的“封关”。“封关”就是一刀切，限制所有内地居民及过去一定期限（例如14天）访问过内地的非香港居民进入香港。针对香港居民，则要求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例如到指定地点隔离14天）。
不能说这个措施是针对内地居民，它对香港居民影响也很大。没有香港居民会愿意因为返回香港而被迫隔离14天，而是选择暂时不返港。从效果上看，就是完全切断由内地进入香港的人流，不分国籍、种族和身份。反对派也希望籍此说明他们的行动不是反中、不构成歧视内地。
这种针对中国大陆封关在多地发生，从美国、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越南到菲律宾。2月1日起，对中国抗疫一直表示友好的日本也开始限制湖北居民入境（其中，一些国家也将港澳台视为中国一体，一刀切封关）。香港相关组织、群体及人士所酝酿的“封关”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是类似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对中国大陆施行封关呢？笔者以为两大因素。
第一是对疫病本身缺乏清晰的判断，更多的只能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疫情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依赖中国的对外披露）以及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来判断。其中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是中国自身采取的行动，例如湖北采取多地封城，各大城市一级响应等，举国上下抗疫，配以快速上升的确诊人数，使得外界形成观感：且不论新冠肺炎本身危害多大，但中国举国抗疫，疫情应当非常严重。
第二是各国都不具备中国举国抗疫的体制。他们制止疫病蔓延的防线只有国门，一旦疫病进入国内，在本地开始传播，就难以防控了。全国联防联控，封城，统一调整假期，系统性减少人群聚集，军事化的抗疫行动，这些举措在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疫病一旦流入并发展起来就不可控制。
因此，这些国家只掌握两个事实：一是承认自己对疫病严重性不清楚；二是承认自己没有强大防控能力。那么只能先拒病毒于国门之外，采取暂时的封关。
1、社会：香港除了与中国大陆人口互动非常大，封关会造成巨大不便——不光是不利于内地人造访香港，而且会给来往内地的香港居民造成巨大不便。
大量香港居民在内地居住，工作、学习、经商（光湖北一省目前就有1,300港人），他们频繁往来关口，是目前从内地进入香港的最主要人群。2019年运动以来，赴港的内地人群大量减少，封关影响的不一定是内地人，而是与内地有联系的香港人。
2、经济：香港经济高度依赖内地。香港的基层经济包括零售、旅游、酒店、餐饮、货运等都会因封关受到重创，是2019年香港反中运动之后的额外一击，许多企业可能因此彻底歇业。
此外，封关还可能影响到香港的上层经济——中国内地的离岸金融，使得相关专业人士不得往来内地。因此，香港对内地封关的经济代价远远大于其他经济体。
3、政治：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虽然《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有对出入境的独立管辖权，但疫病之下，对内地“封关”是一种离心离德，观感不好。特区政府说不考虑政治因素，但完全不考虑也是不可能的。
在可能情况下，特区政府会想办法遏制从内地入境的人流，但止于采用“封关”这样隐含政治信号的强力做法。
所以，对“封关”是要做一揽子考量的，要统筹计算经济、社会与政治代价，不能单从疫情防控一个角度出发。疫情之下，势必要考虑抗疫与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之间平衡关系。这就是公共政策难处所在。特区政府施政之难，很易理解。
中央政府决定动用举国之力对抗疫情，何尝不知道抗疫和影响GDP，何尝没有经过以上一揽子的考虑。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独立管理出入境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一国两制，尊重《基本法》，由香港市民和香港政府结合各种因素进行考量，决定自己要采取的出入境政策，并享受自己决策带来的收益（阻止疫情输入香港），并承担相关的代价（经济进一步下行）。按说，一个如此成熟的城市应当可以做出符合自己最大公共利益的合理选择。
笔者以为这也会是中央政府的姿态。如果特区政府客观分析，提出要短暂对内封关的诉求，笔者相信中央政府也会理解并给予支持。
因此，笔者以为“封关”问题可以探讨——它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知悉，需由香港人自行处理的政策问题、技术问题。封关势必会带来代价，而这个代价也主要由港人承担。
香港需要的是广泛的公众讨论，纳入各方面的意见，但由于“封关”问题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也涉及民生及其他议题，要吸纳各个领域专家的意见（疫病/医学/公共卫生专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避免简单的民粹决策，毕竟普罗大众对疫病的了解是非专业的，可能限于恐慌；对经济、社会一揽子账是看不清楚的。如凡事要交由“公投”决定，是公共决策者最大的不负责任。
而目前看来，短暂“封关”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学者专家都支持进一步封关和限制人流。例如今天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彼时协助对抗非典是颇有贡献）也建议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减少关口入境人流，“无论种族、国籍和身份，如果不是有必要的原因，不要进出关口。”实际上就是建议封关。港大公卫学院、中大等专家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泛蓝营从中间派的自由党到民建联也都支持减少从内地输入人流。“护港”是大政治。与内地的一体化与同胞情感根本不是考虑因素。如果以支持内地的情感为基础去批评封关举措，则将被香港万人唾弃。蓝营政党当然需要统一口径，不支持“封关”就是背离香港社会的主流，遭到本地人唾弃。这是香港的政治现实。
另外，在他们看来，封关是暂时的，就是几周个把月的事。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去反对呢。封关只是为了防疫，不是政治化的呀。
这个问题上，黄蓝是不分的。蓝营最多可能抱有些许政治权益和投机心理。
1、按照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封关问题至少可以探讨，这是港人的权利和选择。自行选择，自己付出代价。
2、目前，针对短暂的封关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主流意志。各方各面可能都为短暂封关及其附带的经济代价做好了准备。
医护人员罢工要求封关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要另做分析。
这个组织是最近才成立的，其初心议程就是围绕抗疫进行政治主张，包括酝酿罢工。成员快速发展，目前号称1.8万人，都系医管局下属雇员。2018/19年度，香港医管局的员工为79,659人。所以他们的成员只占医管局雇员的五分之一。“医管局员工阵线”目前签署参加罢工的约9,000人，是其称会员的一半，占医管局总体雇员的一成。他们并不代表医管局，也不代表香港医护人员。
1）香港护士总工会（会员1,200名）：罢工影响医护形象。呼吁退休或离职护士返回医院工作。发言人指，“对以罢工作为要挟手段，不能同意。医护人员是被公众视为救死扶伤，可以依傍的力量。这时候呼吁进行罢工是不能够缓解公众的恐慌的。”
2）香港医疗人员总工会：发布公开信，要求“在抗议的紧要关头，市民健康依靠医护人员守护。不可因为其他诉求，影响医疗服务的专业，否则将对香港带来极大伤害……呼吁前线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3） 私人执业专科医生协会：呼吁旗下会员医生到医管局帮忙。会长郭宝贤接受访谈时称：“现在是流感高峰期，武汉新冠病毒，加上员工进行罢工，使得医管局濒临崩溃。希望联系医管局，看看有能够做些什么，在什么时段可以提供帮助。”当公立医院医护罢工时，私家医院医生居然主动伸出援手。
因此医管局员工阵线并不能代表香港医护界。但，他们又是香港社会缩影。笔者分析过，香港人政治立场最大的决定因素不是其他，而是年纪——年轻人绝大多数为深黄，政治上归为激进派/本土派，而从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发言人、组织者的年纪看来，平均年龄应该比较低，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群体。
从1.8万会员、9,000人参与罢工的人数看，他们占到香港医管局八万医护群体的10~20%，这与本土派/激进派在香港人口中的比例15~20%基本吻合。因此，他们就是香港社会的缩影，也因为年轻，他们代表着香港社会的未来。
大家可以理解这批人就是医管局体系里的最黄、最激进的黄丝。笔者相信他们也曾积极参与过2019年香港的反中运动，并且不乏参与勇武行动者。
去年香港反中运动，有一些警察受伤求医，得不到医护有效照顾甚至歧视的案例。笔者相信就是同一批人所为。
开展罢工的医护人员是利用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在医疗资源本来就极度紧张的特殊时期（流感季加新冠肺炎威胁），通过变相拒绝对病患提供医疗护理，胁迫政府及全市市民满足自己的诉求。
医护人员是有需要严格遵循的专业道德准则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及各种现代版的医生誓言），他们的责任是穷自身能力，救死扶伤，帮助病者，对病者负责。在面临个人危险时，医生也要迎难而上，为病者负责。
救治病人就是他们的天职，临阵脱逃不被社会伦理所接受，正如士兵要打仗，警察要执法，消防员要灭火一样。医生对于病者该无差别对待：他们不问病者的身份，不问其患病的原因，对一切病者都要尽最大努力去救治和帮助。
是在战场上遇到受伤的敌人，或在和平社会里遇到罪犯和恶人，也要遵循同样原则。在救死扶伤时，不能涉入个人情感、道德判断，更不能涉入政治立场。
这是凡人皆知的道理，笔者无意展开。但他们居然是香港年轻医护人员可以随意唾弃的。
而且，医管局员工阵线做新闻发布会时，邀请了一位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主席出来声援罢工，这位主席居然还正儿八经地提出了这样的一项诉求：“暂停为过去14日内来往中国的人提供服务”——医护拒为特定人群提供医疗服务！
刷新伦理下限。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今天香港。香港真的好比末法时代。
2）利用特殊地位绑架和要挟全社会——反民主的软性恐怖主义
医护人员一般占社会人口的1%，香港740万人，医护人员就是八到九万。这部分人是不可或缺的，也无法在短期内替代。与一般行业（例如税局或教师）不同，医护人员提供的服务是涉关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生死的。
他们一旦统一行动起来，就可以绑架并要挟整个社会。何况现在是在疫病之下。他们的“权力”非常大，大到能够生杀予夺。
当他们拒绝提供医护服务时，就是将病患绑架成为“人质”，对社会进行要挟。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可以威胁采取进一步的升级行动，例如发动更大规模、持续时间更长的罢工。
这就相当于威胁对“人质”进行“撕票”。值得一提的是，医管局员工服务于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又是服务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有钱人都选择去私家医院）中最为弱势的群体（需要到医院求诊的病患），且压倒性绝大部分都是香港本地人，也即他们的“本地同胞”。
医护罢工，就是拒绝对这部分无辜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打着护港的旗号伤害无辜港人。
同时，选择在疫情这个非常特殊时期罢工，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谈判筹码，更好地绑架和要挟政府。这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在社会最需要医护的时候，他们却通过绑架香港最为弱势的本地群体，以后者的健康和生死要挟全社会，其道德之卑劣已难用言语形容。有市民到医管局请愿，指责医护罢工是“丧尽天良”，确实只有这四个字才能描述他们的卑劣。
而医护与一般行业又有本质不同，他们提供的服务涉关人的基本健康乃至生死，本应受到额外道德约束，在道德感上应当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但香港这些医护非但不遵循医生道德准则，而且连一般人伦常理都不顾，要通过罢工伤及无辜患者，要挟社会。
笔者以为这已经构成一种软性的恐怖主义。细想，这与一群恐怖分子威胁用炸弹炸死人质以逼迫政府就范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笔者以为封关是可以讨论的技术问题，医护人员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公民，是可以参与政治的，是可以发表意见，参与到公共决策中的，构成呼吁封关的社会力量。
但医护把自己特殊职业身份与政治诉求联系到一起，利用自己身份去绑架、要挟社会，就是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了，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
医护罢工与反中运动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发起罢工的激进青年医护群体，还是市民，许多行为都与去年香港反中行为颇为相似。笔者做一概括。
1、反民主性
2、对政治及社会运动概念的理解极度肤浅
3、为自己的胆小龌龊寻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
4、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5、“你的革命，他们埋单”——除“港奸”的“揽炒”思维
6、“市民表示理解”
7、“Collective psychopath”（集体的psychopath）
医护罢工是一种危及最无辜最弱势群体生命与健康的软暴力，因此与一般行业的罢工还有不同，与去年暴徒打砸“死物”也有不同。医护罢工已经构成针对人身的软暴力。在疫情之下罢工，就是为了增大伤害。
这种行为模式如果推广到其他行业，则士兵可以当逃兵，警察可以不执法，消防员可以不救火，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凭借自己特殊的职业身份及对资源的主导，去要求社会强迫满足他们提出的某项公共政策，这时，社会正常的理性沟通、民主讨论、合作协商机制都无法再进行，而是陷入各式各样的胁迫。
如果社会就范，就是受制于少数群体暴政。显然，这种利用特殊地位进行罢工要挟不但违反民主原理的，而且伤害民主运行。
但笔者以为，香港没有成熟民主社会所必须的运行机制，非但没有抵制和排斥这种反民主行为的能力，甚至市民对此都不会有任何意识。因为笔者以为，这只是一个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的东亚权威主义社会而已。
医管局员工阵线也一样。他们将自己的罢工描述为“产业行动”，这是劳工行动的舶来概念，，即“industrial action”。他们打算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特定行业劳工利益的，是工会行为，但不涉及更广泛的意义。
要指出，“工会行动“与更广泛意义的政治参与是不同的。
合理的“工会行动”应当只针对自身行业的利益与福祉，典型议题包括薪酬、假期、劳动保护等，一般只与雇主进行，偶尔也会针对特定领域的政策制定者。
更广泛意义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就超出自身行业的更广泛议题做政治表达。比如说，如果医护人员去年参加修例运动，就属于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但这次医护罢工的核心诉求是对内地“封关”。封关涉及到大量其他行业及领域的人群（包括大量往来内地与香港的本地人），影响到各行各业（例如各种基层经济），是一项典型的需要由公众集体商讨、公共治理者考量各方面利益下决策的公共政策。
全香港社会公民和利益攸关者都应该有发言权。虽限制入关人流是一个大的共识，但不同行业、群体、利益攸关者的具体立场和政策建议可能是不同的。
这首先就不应当由医护这样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来决定（何况他们只占医管局医护群体的十分之一），更不能接受他们通过罢工行动来挟持。
而把这种只对广义公共政策的激进行动视为工会的“产业行动”也十分可笑，从上到下透露着无知。
去年以来，整个香港反中运动里最烦人的就是年轻人滥用着各种他们完全不了解的西方舶来概念，只求给自己贴上好看的标签——从“公民抗命”、“非暴力”，“言论自由”、“人权”、到“法治”。
去年的反中运动，香港年轻反对派都戴口罩上街。他们只是不敢暴露自己身份，不愿意承担责任，希望随时能够回到正常社会而已。因此选择以匿名方式参与运动。对于历史上真正革命者而言，“口罩革命”的背后就是一群小丑和懦夫。
但他们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正名，称自己面对的是“最邪恶的暴政”，一旦身份暴露就会在日后遭受各种折磨，在对抗如此强大的邪恶力量时，为了保护自我，保存“革命火种”，戴口罩是必要的。这就为懦夫行为找到了光明正大的借口。
这次医护罢工，明眼人都知道他们是贪生怕死，临阵逃脱，充当逃兵。
在医管局员工阵线记者发布会上，主席余慧明声泪俱下的讲了这么一个感人故事。她一位医护朋友刚刚生下女儿，丈夫被抽中“生死签”，进入了隔离病房，收治了一宗疑似病例。“我朋友每一晚抱住女儿在哭，不知道丈夫能不能回家。”“面对天灾，每一位医护都会做好天职，但面对人祸，是不是要多几位谢婉雯医生才肯收手？”
正常社会看来，在抗疫最关键时刻（也是社会最需要医护时候），医生离开家人，冒着个人危险，前往一线救死扶伤，一方面令人感动和敬佩，一方面也是应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他们天职。大年三十外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在内地唤起的就是这种感动，是一种正能量。
对香港年轻医护来说，这种事就不应该发生，他们不愿意承担自己天职，不愿意冒个人风险。笔者相信，在私下，即便是最勇敢的医生也不希望落入这种境地，但他们知道这是天职，是应当做的事情。而香港医护可以公开对自己陷入这种境地进行抱怨。
他们不断地说，“医务罢工并不是贪生怕死”，“不是临阵逃脱”，“这是我们的天职”，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和反中运动的“手足”们戴口罩一样，这仅仅只是没有担当、胆小、懦弱而已。但还要给自己找光明正大的理由。
理由有二，一是这次疫病是输入性的，来自中国内地（所有这些医护管中国都叫中国）。和香港没有关系。他们不认为自己救助中国内地病人的业务，不希望救治中国内地输入的病疫（无论内地人还是港人），同时更加不会对中华大地抗疫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支持，完全认为这是其他国家的事情。
二是认为疫病是“人祸”，是妖魔化的内地政府的责任导致。不应当由无辜的香港医护买单。
医护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不问病人身份，不问病患出处。这是基本道德原则。香港这些医护却能公然地将这些病患出处作为罢工的理由，还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者，并伪善地说自己愿意承担天职。真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笔者眼中这就是一群龌龊小人。
医管局员工阵线在提罢工时有一句话不离嘴的，就是“（罢工的）一切责任都在（特区）政府”，“我们是被逼上绝境”。他们知道自己罢工行为是不妥的，因此就无时不刻不在为罢工找理由，将全部责任推到香港政府身上。
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外，还有恶人先告状，称是当权者(特区政府)“道德绑架前线医护”，把医护逼到这个境地。
这和去年反中运动的暴徒一样。当他们大肆破坏，打砸烧并“私了”异见者时，也会认为一切责任都在政府。一个刚刚打砸完交通灯、破坏中资商铺、对警察扔汽油弹的“勇武”会声泪俱下的说：“是政府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是为了香港的未来，如果香港还有未来的话。”
这个社会的年轻人的道德及人格之不健全及扭曲令人震惊。他们本来是成人，是有行为能力的，是要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但却能够把这种伦理责任完全、完整地“外化”，推给第三方即政府，为自己进行道德洗地，并且还认为光明正大。
5．“你的革命，他们埋单”——除“港奸”的“揽炒”思维
在所有的政治抗议活动里，往往成本代价都是由其他人承担的。
例如去年以来的激进反中运动，驱动者是年轻人及中产，最后成本代价由基层经济的业主及雇员承担，伤及的是弱势阶层。
为了给自己道德洗地，不但要把自己卑劣的行为和光明正大联系在一起，并且还要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受害者，打成是香港的敌人。
在整个反中运动里，“抓港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可能是内地人不容易注意的。
在反对派看来，“港奸”就是因为“自私自利”、懦弱，或者利益熏心，而没有占到反中的阵营一边。他们要么“收了大陆的钱“，要在大陆做生意，或者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反中事业所影响（例如”三罢“时还要坚持为了自己的饭碗上班）。反对派认为这些人是香港的敌人。所以，相对于内地而言，被认为是代理北京的港府和港警才是更大的敌人。
“揽炒”思维是一样的。不让你开店、返工，都是为了你的前途。香港的前途，是帮助你更长远的利益。你只是因为自私和蒙蔽，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香港社会的长远未来。香港社会就是因为你们这种自私的人的存在，所以没有未来。
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这时还吵着嚷着要去医院看病，反对医护罢工的人，就是香港未来的敌人，就是港奸。对这群没救的人只能“揽炒”。
医护人员如果真长期罢工，影响到社会正常运行，笔者相信市民也会反对。
但如果只是短期的罢工，尽管道德扭曲，严重违背医护伦理，并且为少数人绑架社会这种做法打开了窗户，但市民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表达诉求可以，但如果给病人造成不方便，可能确实不太好。但对他们的行动可以理解。”
“能有这样的勇气来表达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也是为香港好。”
笔者以为，香港市民实际上非常自私。只要不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会出来干涉。医护罢工伤及的就是最少部分弱势群体而已，和大部分人没有关系，那他们干什么要站出来谴责呢。如果说有谁要承担责任，收拾局面，那就是政府呗。
7．“Collective psychopath”（集体的psychopath）
看似正常，但又满嘴谎言、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缺乏基础的同理心、缺乏内疚感、基本的是非不分、善于操纵和利用他人、有诉诸暴力的冲动、持续性的无聊……
这是什么特征？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psychopath。笔者一直认为今日的香港社会有严重的精神病态成分，呈现的是一种集体的psychopath特征，是一个psychopathic的社会。
就行业而言，护工一般来说是人口中psychopath占比最低的行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同理心的行业），是爱心集结地。但看到反中运动以来许多青年医护的行为，让人看到社会的戾气、扭曲、阴暗和负能量的程度。
也许过于压抑，也许是成长时得不到上一代关爱和关注，也许社会基础教育中缺乏正能量熏陶，使得香港青年一代性格及人格成长看来很不健全，价值观十分扭曲，行为已经无法为正常社会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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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爱特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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