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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历法是最完整的，中国传统记史是基于记言、记事的二元化混合记史模式。
这种混合记史模式基本保证了中国史料“记史自由”，诠释了史官的价值观，就是彰显记真言、记真事。
当然这些真言和真事不能保证不一定100%真实，《资治通鉴》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中国通行的主要文字是“汉字”。
换句话说，汉朝给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人，打上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
汉朝是汉高祖刘邦建立的，他是在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
在《资治通鉴》记载了公元前209年这一年的历史事件。
秦帝国一年的开始时间，是每年的十月，这一年历史事件是从前210年十月开始，到209年九月结束。
5、秋季九月，沛人刘邦在沛起兵，下相人项梁在吴起兵，狄人田儋在齐起兵；
6、这一年，二世将卫国国君卫角废黜为平民，卫国灭亡。
这6件大事，第2-5条《资治通鉴》都进行了详细描述，第6件大事显然是没有月份的，只是说，这一年二世废卫君为庶人，断卫国之祀。
这样从法理说，卫国居然比六国还要灭亡的晚，卫国是从前1115年立国，如果到公元前209年灭亡，那立国居然有907年了。
现代学者通过考证，卫国其实早就灭亡了，是司马迁在《史记》出现的错误，而1300多年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借鉴了《史记》对卫国的描述。
所以，像《资治通鉴》这个的史料文献都无法保证100%真实。
在读史中，比100%真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以史为鉴”。
早在《诗经·大雅·荡》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
到了晋·葛洪《抱朴子》中，出现了“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
“二十四史”是由不同朝代的史学家分别编撰的，但其中唐朝贞观时期编撰的史书多达八部，分别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当然这和中国古代的惯例有关，以后的朝代为前朝修撰史书，唐朝之前正是中国古代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短命朝代隋朝，稳定维持较长时间的朝代就不下七八个，唐朝编撰的史书自然数量就多了。
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将史书的功能明定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为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有资于治道”。
而欧阳修等人所编在《新唐书》指出：“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但我们讲过，组织者如果读史，请放下《史记》，拿起《资治通鉴》。
因为《史记》是传奇英雄故事，而《资治通鉴》让你看到的是，同时间下的不同事件关系，每一个个体的人生辉煌和陨落，盛也磅礴，败也淋漓。
唯一不变的历史趋势下基于秩序的群体行为，这个秩序就是政治。
组织者读史，可以透过历史，可以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时势的关系。
历史时势本身充满了斗争、机遇、变数，有陷阱有可能性，而每个历史人物在具体复杂变动的时势之中，判断形势发展的可能性，揣摩人心，抉择取舍。
他们的判断和行动不但关乎历史命运，更是把自己整个身家性命都搭在里面。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就是说，“以史为鉴”就是你其实是在向历史上的政治家学习政治，学习这个群体秩序如何打造，群体组织如何构建，如何成为组织的好领导。
只有你不断“以史为鉴”的读史，等你真的成为组织者，负起组织责任时，你会干得非常出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礼是周天子用的，分是诸侯用的，名是士大夫用的，名称虽然不一样，意思是每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等级制度做好自己的事，千万不要跨界发展。
每个人只要能遵守国家设计的群体秩序，做到本分，就能保证国泰民安。
国家设定的群体秩序在周天子时期就是礼制，其实历朝历代的普通民众都能在本分中做自己的事，因为这些民众在生活中早已精疲力尽，没有能力去关心跨界的事，只会安分守己的活着。
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上最遵守群体秩序的，最“讲政治”的群体。
礼治，并不是固守具体的规矩甚至仪式，而是要找到具体情境中的“恰当”，做到具体情境中的“合适”，也就是“中道”。
一切的“政治”都得放到具体变化的场景和情势中去讲。
所以，中国的政治和哲学，本身以史论的形式展开，以史为鉴就是讲政治，也是讲哲学。
《资治通鉴》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赵、魏、韩为诸侯这个历史事件讲起。
赵、魏、韩瓜分了晋国的地盘，要求周天子给他们从士大夫升为诸侯时，周天子批准了。
《资治通鉴》开篇的意思是，以周天子为代表的精英们不“讲政治”了，战国就来了，以后的治乱兴衰无不如此。
他想告诉你，精英群体面对具体变化的群体场景和情势，以实现自己的梦（欲）想（望）为名，想来摆脱传统的群体秩序，开始不讲政治了。
这些精英不讲政治的行为，加速整个群体的效率性和扩张性，最后一步步跨出制度红线之外，并让最“讲政治”那些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去承担这些越线后所带来的生态变化。
当然这个生态变化可能会为群体带来是进步，也可能是苦难。
所以，与其是说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进程，还不如说，人民群众因为精英滥用自由不讲政治的行为，最后一起承担并完成重构群体秩序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柏杨先生的《白话版资治通鉴》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适合阅读的白话版《资治通鉴》，从1983年出版，至今畅销30年，早就突破了一千万册的销售量。
《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透过《资治通鉴》，可以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福祸命运“.，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柏杨认为“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但面对2020年全球的新冠疫情，西方的那个民主显然也不是万能灵丹。
历史本身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民主绝对不是历史的种子，更不是历史的源头。
在宇宙时空中，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历史也是如此。
历史上所有发生的，都有它发生的道理，能理解这个道理的，才做到以史为鉴。
但作为当下决策的参照，且不论历史记载的不完整性，哪怕今天的大数据，组织在决策前收集到的信息，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绝对的完整。
我们终究是无法超越历史，而且历史了解的越多，你对文明就越有岁月感，对人性就越有领悟感。
所谓人性，是人类天生就具有的为人处事的共同属性，也是个体在群体体系中的本能和习惯。
以史为鉴，希望读史来改变自己，却不知道能改变的是缺点，而不能改变，才是弱点。
在千古不变的人性面前，所有人类的弱点，终究都是改不掉的。
于是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当我们不再执迷于精英的传奇英雄故事，看明白这些名留史册的精英在传奇故事下的和那样没有留在史册中的普通人民群众一样，拥有相同的改不掉的人性弱点。
群体思维才是历史的内核，是历史这条大河不断向进流动的源头，而不是个体魅力，品德以及传奇英雄故事。
文明比拼的是组织能力。
文明史鉴，以史为鉴，用历史片段解析组织发展。
文明史鉴，基于四个公设展开的，分别是群体、组织、文明和熵增。
1、《每日历史卷1：八月升腾》
2、《每日历史卷2：九月丰足》
3、《每日历史卷3：十月灿烂》
4、《每日历史卷4：十一月高远》
5、《每日历史卷5：十二月安寂》
6、《每日历史卷6：一月静谧》
7、《每日历史卷7：二月苏醒》
8、《每日历史卷8：三月朦胧》
9、《每日历史卷9：四月轻柔》
10、《每日历史卷10：五月清澈》
11、《每日历史卷11：六月光华》
12、《每日历史卷12：七月激荡》
13、《大革命系列》
14、《华夏帝国1：异化》
15、《华夏帝国2：重塑》
16、《华夏帝国3：迷失》
17、《文明史鉴，跨越组织能力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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