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真的能够寻找到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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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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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我国和日本的民间交游，繁闹程度更增几度。
尽管近期因疫情肆虐之故，两国之间游人大减，但国内疫情至今持续时间尚在几月之内，大家还不至于就此以遗忘了过往的情状。
毕竟，即使人脑在冗杂事务的处理下会偶尔宕机，忘却些事物，互联网内的各类记录大抵不会自我遗忘。
要问自中国赴日的热度如何,不必看花见小路旁赏景的中国游人，不必寻携家带口满载而归的我国购物客，单看旅游广告和购物攻略的繁盛程度，观览下朋友圈内的配图或广告，便可一窥由中国到日本经济互动、文化交游的热度。
不过近几年来，潮流的流行风向似乎有了转变。赴日扫货的热度相对降低了，去日本“文化游”的声音则渐增了。
“吾侪至日，非为奢侈品之利，而为文化相促”之声，也频频见诸纸端。类似“去京都赏盛唐”、“往日本寻中国”的说法，更是多见而不鲜。
前一段时间大为纷嚷的“日本防疫物资上赠言”的故事，从部分网友的评论里，隐然可见“日本对于汉文化的保留是优于中国的”的想法。
虽然这件事情最后被证明是个乌龙事件，大部分汉文赠言均源自在日国人之手，但部分网友流露的想法却并非虚妄。
从“寻求财货之利”到“满足文化需求”，此种变化，似有可资赞赏之处；然而依笔者之见，若只是惑于表象，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简单观览，则寻到的可能并非中国、更非日本，很可能仅仅是被文化的相互映照间的闪光迷了双目而已。
在异乡寻故国，自应是如履薄冰之事。
若心怀傲慢，惟以指斥对方为目标，不过是加深偏见；不知故国的风俗历史，贸然投入他国的文化环境，则谬误不能常知，难免失于客观。须知，单一地域不能完全承载民族认同，文化共识常常也钩连于其间。
民族建立的进程，不仅仅局限于史实的堆叠，更常常混杂了臆断、甚至神话；如果不能了解民族作为“人工构建产物”的这一事实，仅仅将其视为简单的历史知识的罗列，在对文化的探查过程中，就往往会迷乱于某些“特定的，被选取的事实”之间。
自身准备尚不完善，对于本国的相关历史尚不了解，就一头扎进异国文化之中，这样的情状恐怕并不少见。若真如此，那么对文化的巡游不仅难以洞见真实，还可能反而生发迷惑，对故国之理解亦未必能够因此而清晰。
鲁迅先生笔下“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之语，虽语境相异，却又恰好合乎上述之情形。
故而，赴东瀛以寻故国，未必合意；唯有两方均晓，各逢观览之后，方能在谬误与真实、模仿与创新间，在日本寻到更加切近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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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为何人，居于何地，凡是往日本而寻中国者，大抵都应同意如下观点：所谓“至日本而寻中国”之说，所寻之处自非自然之中国、更非现时之中国。当然，更不是和制汉语里翻译成“中部地区”的“中国”。
依笔者愚见，所寻之物，大概应包括以下几类：唐宋时期本国文物在日本之遗存（例如曜变天目茶碗）、唐时风貌文化于日本之遗存（例如唐制建筑）、近代吾国历史人物于日本的周游之地、曾驻之处。
虽然后者似乎因实践意味更浓而更有趣味，但似乎从而知之者少，更罕亲身实践之人。（记忆中有人去访问过鲁迅和周作人书信里提到的和果子店，但那的确是少数。）故本文讨论的对象，大抵限于前述之二者: 赴日本以寻唐之残迹，以日本所存来丰富对唐朝之认知。
的确，鉴于我国唐制建筑的缺乏、印证文物的缺失，常有游人赶赴正仓院等处，以览其宝，充实所见。
然而，物固然是物，其本身并不能声言何事，而只能由鉴赏者的结论与出展者之口来代为发言。
而语词之表达中，便隐含着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即使物品同出一源，其背负的文化涵义之差异也相当可观。“唐样大刀”虽样式有异，然非细察者终难得鉴；若因形制类似之处而认为日本刀乃是唐刀之继，则失之谬矣。
“主人是新主人，宅子就会变成新宅子”，浅显言之，纵使物品无所变化，加诸其上的意义有变，则其文化内涵完全相异，历史地位也迥然不同。
吕宋壶本是出自菲律宾的日用物，但在日本被赋予新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意涵后，其价自然千百倍之于同地出品之物；日本之侘寂茶道虽自我国的禅宗引入精神内核，但其“和静清寂”之说也早已加入了其民族气质的特征。若说茶道器具形制近于唐朝，则草庵茶兴起前而流行的、室町时代看重唐物的审美趣味，方才更加符合唐朝风貌。
放眼西方，亦是相类：可能出自达芬奇手笔而难以辨明真假之画作，并非仅仅因为不确定的“达芬奇之作”的声名，更因其印证了艺术史上关于艺术家画作风格的变迁而身价陡增。
艺术世界内，评鉴家赋予画作意义，公众则遵循其意见判定画作价值；现实世界中之历史，也同样不止于实存之物，更是多重意义的累加。
物确实为物，是对故国风貌的记载与遗存；然而在此之外附加的含义，则和中国历史所珍视的意义相去甚远。
若言过去曾见之物皆为历史，则经历过某一时代的人则会惊疑地发现，自己的经历即使在所居之地的地方史中也很难觅见踪影。
即使是当今流行的“口述历史”，最后也难免将所得归回于主流史观的结论中。历史时期的分隔，不仅仅是为政治形势的变化，更关乎于意义之变幻。
新的时代欢迎新的价值，建涉新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语，也可以从对意义的重构这一角度来赋予新的理解。
四万年一循环的世界观点早已离去，对意义的重设则历久弥新。
不论是日人复建首里城的行动（然而该城在去年十月末失火烧毁了），还是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去汉字化”，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建筑复立、文字变化，“去汉字化”背后更隐含着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去中国化”的意义转变。
甚至民族国家的兴起，实质上也是一种意义建构——标示着区别于氏族血缘与地理区域的新的国家意义的诞生。
对于民族历史的重构，同时也可视为一种意义的重构。这一重构自近代欧洲吹拂至全球各地，日本自然概莫能外。
在寻觅故国文化之时，若是将这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赋予的意义“照单全收”，则自然无法找到本国的历史建构。
此处，试举一例：
日人柳宗民先生曾写下以下观点以称赞日本诗集《万叶集》：一是因为《万叶集》一书提到了一百六十余种植物，“放眼世界也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诗集”；二是以其中一首完全以植物名作为词语写成的和歌（即《秋之七草歌》，是七种植物花名的直接排列）为例，以此来感慨其民族与植物的联系，“不知这是否是世界上唯一一首纯粹由植物名写就的诗歌”。
虽然笔者未曾对植物的种类数量进行过详细计数，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载的《诗经》草木亦已不少，更不用说《楚辞》所载的楚地风物。《秋之七草歌》虽然由七种植物构成，但辛弃疾的《满庭芳》或者南朝萧绎的《药名诗》也不落下风。
当然，由于作者本人有意或无意的疏忽，这些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自然不会提及。在这一叙述模式下，我们已然可以目睹某种“民族气质”的建构过程。
如果没有对于本国文化的通晓，就可能会迷于有限的事实表述，而得到“喜爱草木是东瀛一地之民族特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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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于意义，尚且可解；迷于语词，则更糟糕。
毕竟身处汉字的历史文化圈，日文内部也有诸多汉字留存。鉴于其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较多古旧语词仍然遗存于日文之中；尽管经历过“去汉字化”的历史运动，仍然有部分古语留在语词之内。
语词虽存，意义相异；故而，需以谨慎之境而待汉字遗存。
鉴于早期日本仍居于汉字文化圈内，因而对其按照汉字字义进行理解的纰漏相对少些。尽管如此，在对待语词之时，也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则不应以和制汉字作汉字原意而观。尽管汉字表意而不表音，但其不影响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对其含义进行变动，或在我国意旨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保持原意。诸如侘寂、物哀等语，虽为汉字所构，但其义已远矣，例如“物哀”实不含“哀”之意。其间赋予的意义早已经由汉字本地化的过程，其表达的情感也更偏于民族化，并不与我国的文化趣味完全相符。
二来，近代以来，日人部分语词引入中文，给近代中国的西学研习提供了助益。不过，要注意近年来兴起的“近代汉语完全自日本传入”的观点，事实上，双方在语言中并非给予与受让之关系，而是各取所需。耳熟能详的“化学”一词，实际上就是汉语一侧的译法。
同时，限于语言的特质与使用人数的多寡，许多日译西来语词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并不如中文翻译准确，严复将“religon”译为“教宗”而非“宗教”即为一例。Religon 是为“诸教之宗”，因为一教实际分为诸多宗派，而难以以“一宗之教”名之。不过，严复的译名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继而湮没于译著的海洋中。故而，在两国汉字的交互中，一味地厚此薄彼也不是应有之态度。
当然，语词本身即具有不准确性，翻译这一过程在早期更像是一种实验性的巧合的结果。（例如将present翻译为“伯理玺天德”）不论是表意还是表音，都难于完全传达字词的原有之意。
“人类用语言镜像了自然世界，从此便栖息于语言的镜像之中”。
正是因为语词的不可靠性，福柯才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主张；也正是感受到语词的不可靠，我国的禅宗才提出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主张。
前面言及的日式茶道，以严格繁复的规矩而著称。虽然日式茶道也算是引禅宗思想为其精神内核，但无论如何和禅宗公案不拘一格的风格相去甚远。
不能以细腻的眼光来探明两国文化的相近处与差异点，便难于在探访中形成对本国思想的更新认识。若如此，身在日本,也难以寻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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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种追寻“海外汉文化”的活动，笔者并不是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的，只是认为需要在追寻中秉持一定的行动准则，建立一定的文化认识。
毕竟，日本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一员，其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烙印。而这，也正是那些“在日本寻中国”的旅人出发的缘由之一。
剥离了地域时间等属性，为文化的独特差异所吸引者，恐怕不止一人。这一点，从近代民国留日作家的笔下，也多少能够触及到一点端倪。源于中国而又逐渐偏移以致迥异的文化属性，在接触中所感受到的那份熟悉与陌生的复杂感受，恐怕更是多人为此而着迷的原因。插花、茶道，两者都是和风文化的代表者。
前者，源于明代文人花的审美情趣；后者，始于唐代引入比睿山的茶叶种植。其间存于中华文化间的脉络，正如深入语言体系的汉字——即使是出于各种原因，受到消解，也始终抹除不了中华文明的痕迹。自文明起源之始，中华文化的影响就始终如影随形，深入血脉，无法抹除。
但，另一方面，与民族特质的结合，也使文化由原先的同一内核衍生出了不同的副产品，延展向了不同的方向。发展至今，蓦然回首，海之两侧，都早已与盛唐时的气度远不相同。
在审美的方向上，举目之所见，相似与相异的地方都颇多：正如钱钟书所言，“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古来汉字入诗，自有形意相应；“江头垂柳弱袅袅”，依旧体而写，则为“弱嫋嫋”。纵列而观，其形恰似弱柳扶风；日式诗句，近来亦有以形而盛者：《单调的空间》中跳跃的“の”，在语义外构连出视觉形象的和谐。
诗文之作如此，审美之境亦然：“青蛙落古池，咕咚一声喧”的静寂，正似蝉噪林逾静的喑风。大洋彼岸的诗文，尚且有着相类的地方；同属亚洲文明，而在初始上存在着如许之牵连的两者，更是不必说。
因为这远隔的距离、不够流畅的交流，在和风的背后，依稀可见昨日的文化后光。唐时茶法，终结于明，而部分存续于日式茶道之中；字之古音，自易存于吾土偏远罕至之地，而东瀛亦为其一。
观照相对，可令人细察到我们所遗漏的过往。而在中华文化中文人式风格的清净审美，也遗留其间，与其土之人之民族性相勾连，绽出了我们未曾料想的绮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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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化的融合，终究掩映不了内在的差异。即使是奈良这样的“古城”，实际上早已经历多次复建，古建筑的外观下，实际上暗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钢铁之心；与之类似，五十音与罗马音的设定，也使得日语更加易于直接接受外来语词。
相较中华文化的和实为一，日本文化中对异质舶来品更加迅速的接收，也是一个区别较大的特点。正如描绘大正时代的那副远樱与火车相映成绘的浮世绘一般，微妙的结合，恐怕可以作为描述日本文化的一个语词；而在文化以外的方面，这种特点恐怕也不为例外。
对于文化，虽然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来独立看待，但将其全部与事实地域抛开，也是如爬上象牙塔般不合理的。
文化可以作为民间风物的体现，也可以是御用文人的有意炮制。
文化之差异固然令人神往，但也不能为此而神迷，以致抛开了独立思考，亦或失却了文明自信。
惟有抱着不偏倚的审美态度，方能在不同之处着意观照，在差异之间寻得趣味。创设“阴翳美学”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年轻时亦曾由其小说《饶太郎》发出“我想去西方”的感叹。岁变时移后，其人方才生发出“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危险的”之慨。
最近听闻，部分景德镇瓷器开始追求日式的侘寂美学，失其旧态，在笔者看来的确是一件憾事；而上世纪日本中产阶级的焦虑与迷茫，在现今对中产阶级困境的讨论声中，也时常成为众人谈话所关注的的新焦点，为寻觅当下困局的出路提供参考。
故而，惟有在比较间保持独立不倚的立场，方能察见文化之联结，览得幽雅之盛景，为今时今日之问题觅得新解，而非惶惑无措，不知前路何方。
艺术不限于一地一域，不止于一时一日；但文化艺术与地域间的深刻联系，与过往间的鲜明羁绊，则是无可否认之事实。
迷乱于文化的异质性之中，却反而因此而忽略了本国文化的美丽，是不应容许的状况。而若是将文化上的景仰在国家、地域层面发生了混淆、乃至影响了是非准则的判断，则更是令人不齿。文化无罪，而利用文化而行他事、为他道者应谴；若周作人般陷于期间，不知己路者，则更是误入歧途。
文化可远观，可近探，或为异质之奇，或为过往之寻。
但，在对于文化的赏鉴中，不能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能忘记保持独立观察的身份。如此，方能在比较中照见古今，在细察间觅得闲适，不为外物惑，不染心内忧。
文化之美、泠然之气俱存，方可不带偏倚，而在了解和风文化的同时，充实自己的内心，获得对己之文化的新理解、新思维；所为如此，方才合乎文化交流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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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