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来袭之夜


编辑:大司炉


1940年代的某年。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

 

之后,可怕的鼠疫袭扰了全城,在突如其来的瘟疫之下,人们由麻木变得恐慌,由漠然变得不安,城市变成了围城,电车变成了通往墓地的专车。死亡的恐惧借由突如其来的瘟疫弥漫在原本平静的城市,从春天一直弥漫到下一个春天。

 

当疫情渐渐平息,人们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


“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这是一场并没有在历史上发生过的鼠疫。1943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阿尔贝·加缪却在法国南部养病。很快德军占领了本来由维希政权控制的法国南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加缪与家乡的亲人断绝了联系。

 

这种战争中“与世隔绝”的处境,使他下定决心,用寓言的形式,写出了一部关于人类的生活与存在的小说。

 

写作的时间从“围城”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加缪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磨修改这部作品,这个平时爱说笑的哲学家与文学家,在这部书稿里,很少显露出微笑的神情。

 

像所有人类社会的灾难一样,鼠疫本身并不荒诞。而“面对这样的灾难,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01



西方历史上有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鼠疫,爆发于公元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刚刚击败了波斯,收复了意大利,正踌躇满志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一场大瘟疫却突然在帝国的境内爆发、蔓延。

 

从公元541年开始,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公元599年,大瘟疫五次爆发,夺走了拜占庭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几乎全部的牲畜。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尸横街巷、恶臭熏天的人间炼狱。皇帝本人也染病昏迷,野心家蠢蠢欲动,收复故土的远征被迫停止。经历了这场大瘟疫,原本离复兴只剩一步之遥的罗马帝国一蹶不振,在之后的一千年里不断收缩,直到灭亡。

 

从那以后,这种不起眼的老鼠和跳蚤带来的可怕瘟疫,不断在欧洲大陆上投下它的阴影。

 

1347年一个冰冷的黄昏,围城失败的蒙古人将感染鼠疫而死的士兵用投石车砸进了黑海畔的法卡城,这种可怕的瘟疫很快再次降临欧洲。名为黑死病的大瘟疫在十年内席卷欧洲,并盘桓了四个多世纪才渐渐散去。

 

当时,欧洲30%至60%的人口死于瘟疫。西欧城市里落后的给排水系统给细菌提供了生长繁衍的温床,中世纪的巫医不分的治疗条件让不少病人和医生白白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庄园里劳作的农民,城市里的商人、学徒和师傅,王宫里的贵族,纷纷染上这种疾病,浑身滚烫,皮肤发黑溃烂,而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


为了防止医护人员感染鼠疫,16世纪的法国宫廷医生发明了这套“全副武装”的防传染服

 

爱伦·坡有一部经典的短篇小说《红死魔的面具》,故事背景就是在这一时期:瘟疫袭来,亲王在与世隔绝的宫殿里寻欢作乐,举办假面舞会,却没想到“红死魔”竟然也潜藏在参加舞会的人群中。

“这个人身材瘦长,从头到脚裹着裹尸布。一张面具做得和僵尸的脸容相差无几,就算凑近细细打量也很难看出这是假的。……他的罩袍上溅满了鲜血——宽阔的前额和五官都洒满恐怖的猩红点。”

 

直到爱伦·坡所在的十九世纪,欧洲人对这张可怕瘟疫的拟人化想象依然透着让人窒息的恐怖。

 

人毕竟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每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不断地和其他人打交道。而瘟疫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让这种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的社会交往,变得危机四伏,令人心惊胆寒。

 

而人类社会化的程度越高,瘟疫的传播速度也就越快。

 

如果没有东西方的商贸交往,欧洲人不会获得东方的香料、纸张和印刷术,中国人也不会吃到胡萝卜、胡椒。但是,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除了财富、农产品和各种奇珍异宝,还有各种致命的病毒。

 

蒙古西征以后,东西方的交往更加频繁,蒙古高原上的鼠疫,就这样跨越了整个欧亚大陆,席卷了西欧。

 

但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可以从毁灭人类的打击中,获得制服灾难的力量。

 

黑死病的肆虐让欧洲有了真正的现代城市设施,城市里的居民第一次喝到了干净水,生活废水也不远从窗户里当街泼出去。有了卫生系统,人类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也在蓬勃孕育。




02



瘟疫往往促成并见证了旧时代最惨烈的退场。

 

1910年,一场鼠疫席卷了中国东北。那一年,伍连德31岁,来到哈尔滨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番令人心悸的悲壮景象:无数拿着“老方”“验方”的中医,在用着在这位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方式,飞蛾扑火地与鼠疫对抗着。


▲1910年,31岁的伍连德带领中国第一支现代防疫队伍踏上了抗击鼠疫的壮烈征程。在他抵达东北前,这里正上演着传统医学面对疫情悲壮的“最后一搏”

 

在这场鼠疫爆发以前,1906年的《华字会报》报道了一例东南沿海防止鼠疫的药方:

“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当四年后鼠疫爆发时,一位天津医生的“妙方”,看起来像是“借鉴”了东南同仁们的“发明”:

“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

 

对此,《大公报》犀利地质问道:

“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

 

身在疫区的伍连德记下了一串现在看来都让人发冷的数字:在哈尔滨鼠疫第一次爆发时,十分之一的防疫人员殉职,其中,医学生的死亡率是3.5%,有从业执照的医生的死亡率是5%,而参与救护疫灾的中医,死亡率高达44.4%。

 

而在长春,全城登记在案的31位职业中医,竟有17位死于鼠疫,比例高达54%。

 

飞蛾扑火的悲壮挽救不了中医的没落,也宣告着大时代的落幕。在伍连德的努力下,东北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个现代化的防疫体系,也初见雏形。

 

东北鼠疫后的第二年,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大清帝国的陪都奉天举行。年轻的伍连德作为这场“鼠疫防疫战”中的英雄,主持了这次大会。12个国家的34名防疫界专家在会上制定了45项决议,包括各种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和国际防疫合作的规范。

 

这是大清帝国最后一次大疫灾,也是中国近代防疫事业的重要开端。

 



03



在加缪出版《鼠疫》的两年之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月,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爆发了一次鼠疫。从10月14日发现第一起病例,到11月8日疫情得到控制,前后不过二十天时间,12月份,这场疫病已经被“彻底消除”。

 

对现代社会来说,鼠疫早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摧枯拉朽的巨大的破坏性。

 

2019年11月12日夜晚,当北京宣布发现鼠疫病情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回想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鼠疫,而对于疫情本身,大家至多是带上口罩,多喝热水,如此而已。

 

曾经横行世界,无所顾忌的鼠疫,在现代人的眼中,仿佛一个尴尬的“局外人”。

 

在历史上,各种疾病都有着自己的隐喻。十九世纪以前,文学家的笔下不乏感染肺结核的交际花形象——这种让人消瘦、乏力、咳嗽、咯血的疾病隐喻了个人压抑的苦闷感情和欲望。东方的林黛玉和西方的茶花女,就在这种“诗化”的疾病中香消玉殒。

 

而鼠疫,亦或者说是黑死病,带个人们的,却是整个文明面临毁灭的压迫感。

 

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传播,高烧、全身溃烂、急速的死亡,当古代人面对小小的老鼠带来的尸横遍野的巨大惨剧时,难免会生出一股剧烈的“末日感”。而这种“末日感”,促成了人们对生命意义无止境的追寻。

 

在《鼠疫》的最后,加缪借里厄医生之口,将这场鼠疫隐意义拓展到了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种种深远的苦难之上。

“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半个世纪之后,鼠疫仍然占据着疫情预警最敏感的位置,但在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眼中,他早已经失去了那种毁灭一切的可怕力量。

 

毕竟,比鼠疫更可怕的,也不过是一种生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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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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