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仲,升龙城之路



编辑:大司炉

 

2010年,为了庆祝河内建城1000周年,越南拍了一部电视剧,《李公蕴,往升龙城之路》。这部中越合拍的大型历史正剧在中国浙江横店影视城取景,耗时数年,花了不少钱,按照越南影视剧发展水平制作可以算得上相当精良了。结果到最后,这部电视剧却并没有如期上映,越南审查当局的意见很直白:中国元素太多,不能放。折腾了几年的项目,现在就留了几个片花在油管、B站上每天白白吊着大家的胃口。

 

这部跳票的电视剧,讲述的是越南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的故事。在历史上,李公蕴不能不说是个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越南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汉高祖刘邦。当年,“大瞿越”从十国中的南汉独立,最高权力在动荡中几经辗转,传到黎大行手中。再后来,黎大行的儿子,前黎朝卧朝帝去世,禁军将领李公蕴废黜少帝,自己登基,建立了越南李朝。

 

公元1010年,“黄袍加身”的李公蕴嫌旧都狭小,将首都从华闾迁到了之前安南都护所在的大罗城,并将其改名为升龙——也就是后来的河内。从那以后,除了在法国人帮助下从南方统一全国的阮朝以外,越南但凡统一王朝或是北方王朝,都以河内为都。

 

经过九百多年的发展,这座红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几乎成了北越南的代称,在阮朝中后期和法国征服越南期间,阮朝对河内的称呼“东京”,成了法国人对这一地区的统称。

 

“法属印度支那”地图上,整个越南北部红河平原都被标注为“东京”(Ton-Kin)

 

1944年,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中美英也在缅甸战场上节节胜利,阮朝的保大皇帝已经开始琢磨着尽快乘维希政府倒台,借着日本人把法国人赶走的时候,河内郊外出生了一个小孩。

 

越南历史上,河内出生的名人多得车载斗量,但这户人家可不敢这么想——他们虽然也姓阮,但跟皇家真没什么关系,就盼着这个刚出生的二儿子能过得富足点儿,便起了个名字——阮富仲。

 

这家人或许不会想到,七十年后,这三个字成了越南最亮眼的名字。

 


 

01

 

 

阮富仲十岁那年,殖民地越南跟宗主国法国在西北边境的奠边府打了法越战争的最后一仗,中国的陈赓将军是当时越共领导下的越盟部队的顾问。

 

之后,中越跟英法美等国在日内瓦唇枪舌剑一通,越南从法国统治下独立了出来,不过分裂成了两半。

 

北方,大胡子的胡志明伯伯成了越共党的领导人,也是越南国家最高领导人。南方,保大皇帝被自己的总理排挤去了法国,信基督教的吴庭艳当了总统。

 

但是,越南南部的共产党却并不承认吴庭艳政权,他们占据密林乡村,在北越支持下跟吴庭艳以及来帮忙的美国人打了二十多年。

 

后来,吴庭艳因为信基督教而迫害越南的佛教徒,引发了大规模骚乱,被自己的将军打死在车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草草撤军了事。1975年,南越游击队在北越军队帮助下占领了西贡,建立了越南南方共和国。一年后,两越合并,越南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越的高级领导人、南方人黎笋担任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那一年是公元1976年,北方三星同坠,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黎笋可以说是越南独立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他在位十年,对外侵占老挝、武装干涉柬埔寨,想要恢复“法属印度支那”的疆界。结果,1979年,这场“世界第三”的美梦却被北方大国打得丢盔卸甲,越南军队丢了北方两个省会,首都河内与前线之间几乎是一马平川。

 

河内火车站挤满了人,黎笋政府甚至做好了南迁的准备。

 

就在这个档口,北方邻国认为“教训”这个“小兄弟”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有序撤离了越南境内。越南的官方媒体据此报道,自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革新开放”前的河内街景

 

这一年,36岁的阮富仲正在越共中央理论与政治机关直属的《共产》杂志社当党支部副书记。这位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报社编辑,此时已经干了十多年的文字工作,刚从阮爱国高级党校拿到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战争之后的1980年,阮副书记又一次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去阮爱国党校读书了,这次他修的课程是俄文。

 

第二年,坚江省军医连长阮晋勇也卸下了军装,来到阮爱国高级党校读书。不过,这位31岁的老兵读的是法学。

 

阮爱国,名必成,巴黎和会期间取号“爱国”,向巴黎和会递交了要求越南独立的请愿书。抗日战争期间,阮爱国化名胡志明。1949年,越共中央以这位越共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最高干部学府:阮爱国中央党校。1977年这所学校更名为阮爱国中央高级党校,1993年又改为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它是越共中央党校,也培养越共高级干部的摇篮。

 

南方人阮晋勇与北方人阮富仲的人生,就这样第一次交叉了。

 

 


02

 

 

算上2019年4月22日晚间去世的原国家主席黎德英,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已经有三位在任和前任的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另外两位分别是61岁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101岁的前总书记杜梅——二人去世的时间仅仅隔了半个月。

 

而到今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已经74岁了,以至于当人们听闻他在外视察期间因病入院的消息,竟然丝毫不觉得意外。

 

但是,当人们注意到阮富仲病倒的地方是阮晋勇长期执政的坚江省的时候,一种微妙的联想却不能不在越南的网络空间渐渐升腾起来。

 

没有人知道阮富仲和阮晋勇在阮爱国高级党校进修的时候是否已经相识,即使相识,他们恐怕也不会想到,在三十多年后,二人将成为越南政坛上最重要的两颗明星。

 

三十多年前的1986年,阮晋勇在坚江省当地方官,而阮富仲还在《共产》杂志社当党建部副主任——从1967年参加工作至今,阮富仲的工作单位都在河内,而其中1996年担任河内市委副书记前的30年,都在《共产》杂志社。

 

1986年对越南而言,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这一年7月,黎笋去世,接替他的是79岁的越共元老长征。刚刚履新,长征在被黎笋打倒的前政治局委员阮文灵陪同下,视察了后者曾经主政的胡志明市——也就是曾经的南越首都西贡。这次短暂的视察,胡志明市的繁荣景象震撼了这位参加革命60年的老人。而与此同时变化,也让河内看在眼里。

 

曾经的土改过程中,长征因为过激行为挨过“南方派”黎笋的闷棍,也曾经因为仰慕中国红军长征把自己的名字邓春区改成了“长征”,他比谁都希望越南富足强大——同时还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在胡志明市的所见所闻,让长征开始想到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正是他在北方邻国的“本家兄弟”走过的。

 

当年十月召开的越共六大上,长征急流勇退,推荐阮文灵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的“革新开放”从此拉开帷幕。

 

阮文灵,越南“革新开放”事业的开创者

 

在越南官方的话语体系里,这样解释“革新开放”这个词组:革新,即经济政策的改革,对外开放、推行多种所有制;开放,即文化领域的管制放松,引进先进思想。

 

地方工作的阮晋勇、党刊工作的阮富仲,正好是这两条干线上的“主力”。

 

1990年,阮文灵到访成都,见到了当时中国党的最高领导人。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位老人一如既往地喜欢引用古诗词。

 

“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阮文灵吟诗一首,以作应和。

 

长达十年的中越南北对峙,在成都的秋天散尽了硝烟。

 

此刻,内务部业务处处长陈大光正在阮爱国高级党校学完了“高级理论”课程,转去河内法律大学。而他的两位“学长”阮富仲和阮晋勇一个已经当上了党刊《共产》杂志的副主编;另一个成了坚江省省委书记,第九军区党委委员,即将回到河内,任职内务部。

 

一个是党的喉舌,一个是封疆大吏,而陈大光的仕途似乎才刚刚起步。

 

 


03

 

 

生于1956年的陈大光,在1991年越共七大的时候,已经是主管安全参谋局的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了。

 

比起这一年入选中央委员会的阮富仲和阮晋勇,陈大光这位“新人”显得低了一个档次,但考虑到年龄因素,35岁的陈大光却要比47岁的阮富仲和42岁的阮晋勇意气风发得多。

 

1991年,在越共七大上当选总书记的杜梅是河内人,当年已经74岁了。1996年八大上杜梅连任总书记,而担任越南总理的黎可漂上将,当时65岁。

 

很快,1997年的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杜梅因年龄原因卸任,黎可漂继任。同样在这次会议上,曾任河内市委书记的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富仲当选政治局委员,全面负责思想、文化、科技方面的工作。

 

而此时,在越柬边境的坚江省工作了十五年,又在内务部当了两年副部长的阮晋勇早已经是越共八届政治局常务委员,此外,他还兼任着政府常务副总理、金融与货币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陈大光在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读完了研究生课程,回到了阮晋勇刚刚离开的内务部。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

 

早在1994年,不少经济学家就已经刊文批评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盲目吸引国际投资,本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其实微乎其微。但处在“热钱狂欢”中的东南亚国家却对此置若罔闻,仍在不遗余力地吸引各国投资,创造“繁荣景象”。到1997年7月2日,利令智昏的泰国政府宣布,取消了固定汇率制度,全面实行浮动汇率。

 

国际金融炒家闻风而至。

 

短短三个月之内,从泰铢开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令吉和新加坡元一个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了下去——东南亚经济繁荣的泡沫一夜之间碎成了一地鸡毛。

 

当时越南的市场虽然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越南盾也还是遭受了“池鱼之殃”。一时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在危机中恢复经济,在恢复中伺机腾飞,成了摆在第八届越共中央面前一个艰巨的任务。

 

阮晋勇渐渐走上了前台,成为这场“越南经济奇迹”大戏的主演之一。1998年5月至12月,主管经济金融的副总理阮晋勇一度兼任了越南国家银行行长,以确保1997年颁布的《越南国家银行法》和《信贷机构法》实行。

 

越南中央银行大楼

 

彼时,越南的信贷以每年36%的速度高速增长,国家金融体系框架逐渐完备,但是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让这个刚刚打开国门十年的东南亚国家,对经济开放带来的风险,一直心有戚戚。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阮晋勇的身前身后名,与越南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仅仅联系在了一起。

 

二十年后,当他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支持者称赞他打下了这个国家日后经济腾飞的金融底座,反对者则要求他为巨量银行坏账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金融腐败承担责任。

 

是非功过,不知又要在未来漫长的历史中颠倒几轮。

 

 


04

 

 

如果一个外国分析者只看到世纪之交阮富仲、阮晋勇和陈大光三个人所处的位置,可能并不能全然理解,在日后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是如何“并驾齐驱”的。

 

阮富仲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部门、阮晋勇所主导的经济部门可以说雄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大领域的核心位置,而公安部门的陈大光,在他们二人面前则显得并不那么突出。

 

2000年,陈大光担任了越南公安部安全局的党组书记,此后,在公安系统内部,这位警校出身的高级干部渐渐走向了通向“主席宫”的快车道。越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越共中央公安委员会同列于越共党章第六章,从组织方式到领导方式,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兼任公安部长的越共中央公安委员会书记,虽然不能与由总书记兼任的越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相提并论,在党内却也有着崇高的地位。

 

担任公安部长后升为国家主席的陈大光之前,上一位公安部长黎鸿英在卸任之后担任了越共十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除总书记之外,书记处的最高领导,排名仅在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张晋创、国务院总理阮晋勇和国会主席阮生雄这“四驾马车”之后。

 

像其他现存社会主义大国一样,越南也恪守着“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最高领导人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在此情景之下,公安内务系统,在越南的政治体系里,显得重要且敏感。

 

所以2016年的越共十二大上,陈大光由公安部长接任国家主席,丝毫没有让人感到意外。

 

而这次大会真正让人意外的,则是总书记阮富仲的连任和总理阮晋勇的离场。

 

2016年,阮富仲已经72岁了,而阮晋勇比他小了整整五岁。五年前,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上,国会主席阮富仲接替71岁的农德孟,成为越南革新开放后第五位总书记,而阮晋勇则成功连任越南总理。

 

河内人阮富仲与来自金瓯省的阮晋勇,就这样双双走到了越南党政的第一线。伴随着路线方针的“保守”与“开放”之争,国际事务上“亲中”与“亲美”之别,再加上近三十年的“革新开放”积攒下来的经济失衡、政治腐败、意识形态混乱等种种问题,二人分工明确又针锋相对。

 

历史上,越南从前黎朝开始,一直到阮氏家族控制的后黎南朝,用了六百年时间(982-1693),才将南部的占城纳入版图。更具有东南亚文化圈特质的越南南方和更多受到中华文化圈影响的越南北方一直以来都有着巨大的文化隔膜,南方更多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而北方则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

 

历史上越南的“亲华派”多是北方出身,而“革新开放”前的“亲苏派”和后来的“亲美派”则更多出于南方。

 

除了文化认同的差异,长期在地方工作,后来又执掌越南金融大权的阮晋勇与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阮富仲看待越南国内问题的角度,也代表着两大系统深深的鸿沟。

 

二十多年来,越南经济保持着高位增长,并于2007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成立的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从当年的100点增长到近千点,乘着中国产业转移和国际资本运动的“东风”,越南已经隐隐成为东南亚最具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之一。

 

但另一方面,越南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和严峻的意识形态危机。

 

“一人当官,全家当官”在越南政坛上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2008年,掌握金融系统的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家族利益,在国际热钱大量流入的背景下,迟迟不肯推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促发了越南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胡志明指数在半年内从1000点左右跌到300点上下,河内、胡志明等中心城市房价几乎腰斩。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情景足可以称得上匪夷所思。

 

2010年,越南船舶工业集团欠下了44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国家电力集团的外债也迫近10亿美元,甚至不得不采取限制供电,提高电价的措施来挽回损失。

 

就在这一年,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阮文安在越南改革派网站上撰文提出,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要求将国号改回胡志明时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此,越共前中央总书记杜梅、黎可漂,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德平联名上书,要求严惩阮文安。

 

但最终,阮文安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

 

当年长五岁的阮富仲走上最前台,与阮晋勇并肩而立的时候,越南已经走到了它历史的十字路口。

 

越共十一大闭幕后,阮富仲宣誓就职

 

 


05

 

 

阮富仲开始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也是阮晋勇的第二个任期的开始。那时候,阮晋勇也曾野心勃勃,想要在下一次的越共十二大上,成为新的领导人。

 

但五年过去以后,几乎没有地方行政经验的阮富仲却以72岁的高龄牢牢地坐在最高权力的巅峰。五年的时间里,越南国内围绕着发展经济、保卫政权、亲中亲美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越南即将放弃社会主义,越共即将放弃执政党地位的传言都不时浮出水面。

 

2016年,在阮晋勇踌躇满志,想要排除阮富仲“更进一步”的时候,这些传言最终成了党内各方让他“出局”的导火索。这位67岁的总理最终没能得到党内提名,黯然离开政坛。

 

越共十二大上,阮富仲、张晋创、阮晋勇等人投票

 

阮晋勇离开了,但他的巨大身影依然留在阮富仲的舞台上。越共十二大上,阮晋勇40岁的长子阮清谊当选中央委员,并担任父亲曾主政的坚江省省委书记,而他25岁的少子阮明哲则成为平定省的执行委员。新任的总理阮春福,则被认为是阮晋勇的“嫡系”。

 

而这一年,越南银行体系的积累坏账已经超过一成,西方媒体对越南经济前景也是一片看淡——“新兴市场魅力不再”。

 

但是阮晋勇的离开,毕竟是撕开了十年权力布局的一个口子。

 

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后,针对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阮富仲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整肃。在短短一年之内,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丁罗升被免职;被外界看好的“70后”中央委员,前越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阮文芝之子,岘港市委书记阮春英也遭撤免。

 

紧接着,利剑渐渐逼近公安内务系统。

 

2017年春天,越南公安系统高官被卷入网络赌博大案的消息甚嚣尘上。4月,越南媒体证实,公安系统内一位少将和一位中将卷入了这起案件。随着消息的发酵,社会上渐渐出现了对现任公安部长苏林是否参与其间的猜测。

 

此刻,人们不能不再将目光投向新任国家主席陈大光。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大光神秘地失踪了。

 

“越南元首疑遭反腐调查”,在一些媒体上,这样的标题开始弥漫开来。直到2018年9月21日,61岁的陈大光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

 

陈大光去世的前两天,还出席了两次外事活动。他的突然的去世,引发了无数“阴谋论”的猜测。越南官方在稍后公布了陈大光患病的详情,并解释他在2017年的“消失”是为了治疗疾病。

 

紧接着,2018年10月3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被提名为下一任国家主席人选。23日,阮富仲正式到任,成为自1986年以来首位兼任国家主席的越共中央总书记。

 

经过七年的拼杀,曾经被当作”的阮富仲,在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之下,竟然成了被外界认为是“革新开放”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任越南领导人。

 

而在那之前,越南的公共权威几乎已经快要被掏空了。

 

2017年10月,河内警方将几位在国外社交网站上对“某个个人”发表批评意见的网民带去问话。而这个“个人”既不是越南的党政领导,也不是越南革命的先烈,而是越南首富范日旺。

 

这位福布斯排行榜上唯一的一个越南人,在2000年进军房地产领域,靠着深厚的政商关系网,范日旺甚至能让国防部发函给胡志明市政府,要他们把卖给韩国公司的地块收回来,“指定招标”给自己;越南莲花大学一位教师仅仅从消防安全角度分析了范日旺某个项目的不合理之处,竟然被人找到了所在大学的人力资源科,要对他“特殊关照”。

 

阮富仲的肃贪风暴之下,2019年4月13日,越南政府终于对范日旺这位“无冕之王”下手了。当天,一则简讯出现在各国新闻的页面上:

 

越南公共安全部周六(13日)宣布逮捕越南首富、Vingroup集团主席范日旺(Pham Nhat Vuong)的弟弟范日武(译音,Pham Nhat Vu)。

 

一个新的时代,隐约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06



假以时日,阮富仲也许能有机会改变越南这个国家。

 

2019年3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河内相会。虽然这场聚会最终不欢而散,特朗普提前离席而去。金正恩却在第二天专程到越南主席宫会见了阮富仲。

 

74岁的越南国家主席和35岁的朝鲜最高领导人,二人相握的双手瞬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

 

金正恩从嘉林火车站乘坐火车缓缓北去,对阮富仲而言,新的挑战仍在继续。对这位74岁的老人来说,前路依然漫长。

 

▲阮富仲会见金正恩

 

2016年,越共十二大闭幕的时候,紧跟在“四驾马车”之后的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丁世兄曾被认为是阮富仲的接班人和“特殊情况”下的“补位”人选。但是,时间进入2017年,丁世兄却因为身患重病渐渐离开了越南政治舞台的中心。

 

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四驾马车”中年级最轻的陈大光。但是,陈大光却很快深陷腐败传闻,并突然患病去世。

 

谁会成为这位74岁的国家元首和政党领袖中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各国分析家和越南民众的脑海。——这可能直接关系到越南国内乃至整个东南亚地缘政治几十年内的走向。

 

在越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一片40后、50后中,1970年出生的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显得格外耀眼。

 

武部长是海阳人,出生于越南北方核心区域,却在南方的胡志明市求学并走上仕途。2011年,武文赏入选越共中央委员之后历任广义省委书记、胡志明市副市长,次年任市委常务副书记。2016年越共十二大上,武文赏当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也是越共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但就是这位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主管的宣传系统,险些闹出阮富仲执政以来最大的笑话。

 

2019年春节,阮富仲第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去看望河内市的环卫工人,却被细心的网友发现,那位接了阮主席新年红包的“环卫工人”,在几个月内频繁地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各种新闻里。

 

在党刊当了三十年编辑的阮富仲也许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种小事,成了民众过年时调侃的谈资。而武文赏以后的仕途,恐怕也逃不开这桩乌龙带来的影响了。

 

公元1028年,李公蕴在升龙城龙安殿驾崩。诸子争立,东征王李力与翊圣王、武德王在庆福门设伏,准备刺杀太子李佛玛。人算不如天算,太子阴差阳错地改从祥符门进宫,逃过一劫。登基之后,新帝李佛玛派兵讨伐三王。双方在升龙城内鏖战,武德王被杀,东征、翊圣二王被擒。之后新帝在神前与诸王大臣盟誓:“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殛之。”

 

而李佛玛即位之后的职官与地方行政改革,却为此一直拖到了十年后的1039年才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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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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