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




编辑:佐治


最近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在国外迅速扩散,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口水战也越打越激烈。

 

在此时,许多“带路党”纷纷冒了出来,诋毁自己国家,宣扬外国精神,实在是嘴脸丑恶。

 

而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永远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

 


 

01

西方的“和平演变”从未停止

 


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和平演变”策略: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以非战争方法达到目标,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57年6月,杜勒斯宣称:“如果他们(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生孩子,而他们又继续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也就是明确提出要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说到这里,80、90、00后的读者脊背是否产生一丝凉意?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

 

同年12月,肯尼迪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纵观近几十年历史,可以看到西方“和平演变”的手段层出不穷,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利用“人员往来”和书报影视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以经济援助为名,实施“鼓励改革”的策略,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大力扶持亲西方的下一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做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

 

中美建交后,美国派往中国讲学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这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也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中央情报局派来搞“和平演变”的,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决不仅仅是友好往来。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表示“如果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

 

前美国总统里根

 

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美国还将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为了向中国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美国还千方百计地把触角伸向中国的高层领导。

 

一位美国官员曾说:

“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了解并影响中国的对立政策,中国的最高当局一定有智囊团,我们要接触他们,与他们交朋友,从而凭借他们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美国经常以“国际访问学者”名义,邀请我国高级社科研究人员去美国访问,向他们展示美国的政治制度,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内情。总之,是想培植一批亲美势力,左右某些领导机构,为分化中国打下基础。

 

说到这里,大家是否逐渐看清了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不断称赞西方贬低国内的“公知”们的嘴脸?

 

20世纪90年代,杜勒斯的预言一语成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对其霸权的巨大挑战者和最大的潜在敌人。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大。


柏林墙倒塌

 

我们回过头再去分析近些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美国知音”电台、香港事件、国内不断出现“带路党”、抹黑人民英雄等,均可以发现其目的非常明显。

 

即: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青年一代,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不断影响中国的青少年的娱乐和教育方式,使其崇洋媚外、腐化堕落;时常制造紧张事件和新闻,引导舆论走势,弱化政府公信力,埋下分裂的种子等等。

 

静水之下必是暗流涌动,表面的岁月静好更应使我们居安思危,因为教员的一句话永远不会过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02

中国“反演变”斗争一直进行

 


马克思、列宁很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以教员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和平演变”一直保持着警惕性,为此他们提出过一系列的措施。


其中包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民主集中制”;防止党内、干部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打掉官风,使干部群众打成一片;重视思政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等。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员是最先觉察到”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证明了教员思想的预见性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大典:教员」

 

邓公在倡导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邓公告诫人们: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之后的两代领导人也在党建等重要领域重视这一问题。

  

中国之所以能在20世纪末,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失陷的艰难处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离不开几代领导人对“和平演变”危险的高度重视。

 

未来,山雨欲来的味道愈加浓厚,裹挟在贸易战下的政治、军事斗争逐渐浮出水面,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

 


有人一直拿中国设置互联网墙说事,认为这是不开放的表现,但大家要认清一个现实:目前中国网民的平均素质并不足以在外来的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中做出正确判断,很容易被煽动,被误导,对国家的安定造成威胁。

 

所以以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发展水平看,墙的主要作用是对普通民众的一种保护,也许要牺牲掉一些东西,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但在没有更好解决方法出现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

 

 

 

03

国内的长期稳定来之不易

 


1949-2020,新中国已成立近71周年,这71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面临过各种挑战,但党和国家依然保障了国内的稳定,但这种稳定,来的非常不容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部遭遇封锁,内部仍有国民党残余部队,紧接着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共和国不得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东南沿海爆发台海危机。1955年越战开始,中国南部边境受到威胁,1958年台海危机再次爆发。

 

抗美援朝,保家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2年中国又与印度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紧接着又是一次台海危机。

 

1966-1976十年文化大革命,国内秩序受到了重创,1979年中越边境又爆发自卫反击战。

 

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许多事物辞旧迎新,经济开始起飞,社会道德却开始松动,80年代末还酝酿出了一场政治风波。

 

90年代的长江洪水、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似乎是在考验中华民族的韧性。

 

千禧之年后,xj、xz的分裂分子蠢蠢欲动,钓鱼岛事件、南海危机、香港事件不断考验着大国内政、外交与军事水平。



遍览过去七十年,可以看到中国在不断经受内部、外部的考验,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努力之下,我们维护了长期稳定,这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跻身世界大国之列。

 

美国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宣扬将民主自由的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却是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搅乱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政局,使当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美国坐享“混乱红利”,其国内的部分精英还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去做慈善以彰显美国的“伟大”,真是“杀人又诛心”。

 

当你看到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的动乱局面,你才会明白在中国的城市晚上出门依旧足够安全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天下为棋盘,大国为棋手,小国为棋子。先辈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了做棋手的机会,吾辈岂能将努力付诸东流?


无奈的叙利亚外交官,像极了100年前的“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04

“意识形态”的传承任重道远

 


任何事物都有“度”,“度”内可控制,“度”外则不可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承,也是一个“度”的问题。

 

首先明确两个概念,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员。前者是一种理论的和社会主张的拥护者,后者强调的是一个党派集团组织的一员。

 

一般来说,后者都主张自己是前者,但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很不容易的,他本质上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和革命者,兼具思想与行动力。

 

中共早期的党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且具有强烈的学者气质,例如教员向来以哲学王的形象示人。

 

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

 

随着党的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备以及夺取政权的胜利,国家需要更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这时候党员的数量在不断扩大,但其中共产主义者所占比重却在下降,因为更多的新党员是理论的接受者以及执行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良好的模式是:党内的理论家不断丰富党的理论,其他党员学习接受理论并在实践中去检验真理,理论家通过实践反馈进一步优化理论。

 

但任何制度以及模式都会因为人性的复杂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偏差,随着时间的增长,党员数目的扩大,组织会面临官僚化和腐化,因此需要定期的自净。

 

控制好自净的“度”,则是利大于弊,若未能控制好“度”,则可能会带来更麻烦的新问题。

 

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既要“建制”,以便更好地进行国家管理和发展,也要防止“阶级固化”,保持社会主义的纯粹性;既要学习、利用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模式,也要警惕“全面西化”;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在党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经验。

 

建国前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阶段,通过斗争取得胜利是党的首要任务,因此在那一阶段,共同的革命信仰使得组织内相对纯洁。

 

建国后建设与发展愈发重要,因此需要建立起政府等职能部门,在治理国家的初级阶段,因为制度还未逐渐完善,人性的弱点使得一批不怕流血断头的革命者倒在了糖衣炮弹下,出现了腐败与享乐现象。

 

为此,教员在建国初期进行过一系列的强力整顿和自我清洁,其作为一名喊出“人民万岁”的无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资产阶级复辟、人民的果实被官僚窃取的现象。

 

但尽管主席的初心如此,政策却难免在执行过程中偏离原轨道,造成预料之外的麻烦,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很大程度是由于政策执行中偏离了“度”,完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与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后发展成为了主旋律,这使得我们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同时伴随着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因如此,18大后,党和国家调整了“度”,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视力度加大,目的便是防止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被无声之中动摇。

 

因此我们既要汲取西方的优质资源,不搞封锁自闭,又要警惕被潜移默化,完全“西化”。

 

但其实目前国内许多地方的思政工作做的并不好,年轻一代接受的中学大学思政课程教育的方式大多乏味,不仅没能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反而使他们对政治教育产生抵触情绪,这不得不引起重视。

 

因为去年乱港的暴徒中大致可分为两种人:一种坏,一种蠢,前者要么是根深蒂固的分裂分子,要么是外部势力扶持的走狗,他们引导舆论,制造混乱,唯恐天下不乱;后者更多的是对于事物的认知片面,缺乏分辩能力,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可怜人。

 

这两种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本身意识形态教育的不足和外部势力大量片面恶意的宣传导致的,一旦人的大脑被一种认知方式占据,很难再去接受新的思想,这也使得外部分裂势力活动更加猖獗。


香港暴徒破坏社会秩序」

 



05

后记

 


上个世纪我党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曾问:红旗还能打多久?教员谈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今万山红遍,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热爱自己的祖国,相信自己的祖国。

 

红旗,我们将一直打下去,在9000多万共产党人的簇拥下!

 


1

2


3

4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类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