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往事：从“隐士之国”到失蹄的“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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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基械师
公元1388年，梅雨季节。
倾盆的暴雨猛烈地灌入鸭绿江，江心的威化岛上，出征时衣甲鲜明的高丽大军此时已经显得狼狈不堪：弓矢胶解，人困马乏，中军大阵的上空，“李”“曹”两面大旗沾满了雨水，在暴风雨中摇摇欲坠。
左都统使曹敏修和右都统使李成桂骑着战马，并辔遥望着鸭绿江的北岸。
“以小逆大，夏月远征；举国远征，倭乘其虚；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
几日前，两位将领将此时不可远征的种种理由具文送到数百里之外的高丽王都开京（今开城），到如今，却传来了国王王禑与权臣崔莹严厉申斥的文书。开京的王公大臣要求二人急速进军，征伐辽东。
那一年，明军刚刚击败了控制辽东地区的北元残余势力，并试图占据高丽咸镜道与江原道之间的铁岭卫。而野心勃勃的崔莹与王禑也从元朝的失败中嗅到了“收复”辽东“故土”的机会，他们不顾文武官员的反对，执意派出大军，企图给还未站稳脚跟的辽东明军以“致命一击”。
据说，王禑已经在开京准备好了龙袍与冕旒，随时准备在大军获胜后正式登基称帝。
但前线的李成辉和曹敏修明白，烜赫一时的大元朝虽然已经土崩瓦解，新兴的大明却可能是更强大的对手，就连普通的士卒，想到要与大明为敌，都开始暗自逃散。此刻，天上的暴雨似乎在向这支前有强敌，后无粮草的远征军发出最后的警告。
一边是强大到无法估量的大明天朝，一边是咄咄逼人的昏君与权臣。5月22日，两位将领终于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数万大军拨转马头，疾驰南下，攻破开京，处决了崔莹，废黜了王禑。
四年后，李成桂受禅登基，正式上表大明称臣。朱元璋取“朝日鲜明”之意，为这个新的藩属国取国号：朝鲜。
从那以后，不管是大明还是大清，朝鲜一直是北方“天朝上国”最忠实的藩属，直到近代，列强的炮火将藩属体系彻底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
01
“隐士”
在近代以前，朝鲜半岛虽然三面环海，但是西有中国，东有日本，它周围的海域都是封闭的东亚世界广阔的内海。在中国的明清王朝从大海上获取巨量白银，市镇经济发展，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在日本从长崎港输入“兰学”（荷兰人传入的西方科技），水户藩的书斋里孕育着改变民族命运的新思想的时候，它们之间的朝鲜却几乎没有与外国有过正面的接触。
直到18世纪末，才有传教士的身影偶尔出现在朝鲜海岸线之外的离岛与个别的沿海地区，这些传教士历经风暴洗礼，艰难上岸，发展出几百几千名信徒，之后很快被笃信儒教与佛法的朝鲜当权者以“邪狱”镇压。
19世纪中叶，大清经历了鸦片战争，门户洞开，日本也因为“佩里叩关”而在“尊王攘夷”与“开国维新”之间苦苦挣扎。朝鲜执政的大院君李昰应还是坚定地执行着“锁国”政策。1871年，当西边的大清国“洋务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位朝鲜国王的生父亲手写下了“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几个字，镌刻成“斥和碑”，树立在朝鲜各地。
那个时候，西方人愤愤不平地将这个东亚国家称之为“隐士之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扣开它的国门。
而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同样野心勃勃想要征服大陆，朝鲜自然就成了它的第一个目标。“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就是“征韩论”的坚定倡导者，在西方殖民者一次次试图打开朝鲜国门未果的时候，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也与日俱增。
对于曾经处在藩属体系内的东亚文化圈诸国来说，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事大”与“开化”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前者意味着继续“侍奉大国”，在藩属体系中生存、发展，保持传统，摈弃“外夷”，而后者则意味着从旧的藩属体系中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国民国家”，并像日本一样维新“开化”。
在朝鲜，“事大党人”认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能够帮助朝鲜恢复公平和正义，重建社会秩序，回到“洋人扰乱”之前安定祥和的状态，而“开化党人”却希望通过日本摆脱出藩属体系，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1894年，信奉“事大主义”的东学党人发起了起义，要求抵制西方影响，“斥倭斥洋”，“惩治贪官污吏”。但东学党起义招来的却是朝鲜王朝与清廷、日本政府的联合绞杀。之后，日本突袭朝鲜王宫，拘捕大院君，不宣而战。
这场发生在甲午年的战争之后，中国战败，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一条上，“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
“开化党人”好像取得了胜利：1897年，朝鲜高宗在德寿宫登基称帝，建立“大韩帝国”，改元光武。但是，看似独立的背后，却是日本对朝鲜更全面更残酷的控制。日本士兵冲进王宫，杀害了王妃闵氏并将其焚尸，高宗逃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希望在沙俄和日本的夹缝中生存，却在日方和“开化党”的压力下狼狈回宫，战战兢兢戴上了那顶刻满了屈辱的皇冠。
登上皇位的高宗想过依靠俄国，想过在美国支持下“中立”，甚至一度派人去海牙国际法庭去争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地位。但是，随着1904年日俄战争的结束，一切的挣扎渐渐归于徒劳。1910年，日本强迫高宗之子朝鲜纯宗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宣布“日韩合并”，并设立了“朝鲜总督府”。
在历史的大潮中，这个古老的“隐士之国”最终丢掉了自己的独立。
02
分裂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墨迹未干，一个叫金昌洙的中年人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被逮进监狱了。
十五年前，20岁的金昌洙在鸱河浦看到一个假扮成朝鲜人的日本人，他判断此人可能是谋杀“国母”闵妃的凶手，于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杀死了他。三个月后，高宗鉴于他是为了“国母”报仇而将他赦免。不久，金昌洙越狱逃亡，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十五年后，日本首任朝鲜总督遭到刺杀，侥幸未死。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一场大搜捕，倡导朝鲜独立的“新民会”发起人金昌洙又一次身陷囹圄。两年后，因为明治天皇驾崩，金昌洙受赦出狱。后来，金昌洙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而他的另一个名字“金九”则成为了朝鲜独立运动的一面旗帜。
当金九走出监狱，阳光照射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的时候，北方的平壤城外，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正在为他们新生的孩子举办百日宴，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金成柱”，希望他以后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柱石。
1919年，满怀着对发妻的思念，朝鲜上皇高宗李熙在宫中寂寞地离世。朝鲜人走上街头，悼念这位凄惨孤独的亡国之君，拉开了“三一运动”的序幕。这一年，金九西渡中国，参加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六年后，金成柱也跟随父亲到了中国的吉林省，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后来参加了东北抗联，在异国的土地上反抗日本的侵略，直到1945年，他以金日成之名重归故土。
194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南而北，苏联红军自北而南，在朝鲜半岛上相对而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已经化为瓦砾和残烟，昔日的盟友为了争夺这个东亚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咽喉要道，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竞赛。
最终，双方在北纬38度线附近相遇了。
当时，美国的军事代表手里只有一张世界地图，他在地图上轻轻一划，将北纬三十八度线经过朝鲜半岛的部分描红，苏联代表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个看起来有些草率的划分方案——这条线正好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在两个超级大国谈笑间轻松地写定了。
金日成回到了北纬38度线以北的平壤，那是自己的故乡；金九回到了南边的汉城，五十年前，正是日军在这座城市对朝鲜主权的肆意践踏，让年轻的金昌洙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革命生涯。
而到了五十年后，当金九的飞机降落在汉城的金浦机场时，没有鲜花，也没有人来迎接。一直到那天晚上，美军才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这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回到祖国。四年后，大韩民国正式成立，而这位为祖国独立付出了一生的老人，却死在了光复后来自同伴的冷枪之下。
美国人扶持李承晚登上了大韩民国总统的宝座，而金日成领导下的北方则拒绝予以承认，并宣布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本是同根生的一个民族，竟被一条只存在于地理观念上的纬线拦腰截断。分裂，是历史留给朝鲜半岛最深的一道伤痕。
然而，分裂的南北双方背后大国的心态却颇值得玩味。
1949年3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我们的防御线穿过星罗棋布的亚州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然后折至日本、阿留申岛而至阿拉斯加。”
很明显，朝鲜半岛上的大韩民国并不在美军保护的范围之内。
这一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受了联合参谋首长的建议，将美国军队撤出韩国——华盛顿担心，韩国若稍有实力，极可能发动武装统一，因此留给韩国陆军的训练、装备，大约略强于警察功能而已。
另一边，斯大林的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斯大林害怕朝鲜半岛的火星会点燃两极对抗的火药桶；另一方面，按照中苏两国的约定，十年后旅顺港将归还中国，而战后获得北海道的设想也没有实现，老大哥急需一个远东的战略支点。
精力充沛的金日成将军当然不会让克林姆林宫犹豫太久。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李承晚政府腐败分裂，不堪一击，统一朝鲜并不是一件难事。犹豫再三，斯大林用沉默肯定了金日成的计划。
韩国的疲弱，北方工业基础的加持和老大哥的默许，还未到不惑之年的金日成将军又怎能按捺统一得雄心壮志？毕竟“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根据沈志华教授收集整理的俄罗斯关于朝鲜战争的解密档案，发动朝鲜战争的，是北方的朝鲜。
理清了开战前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方的人民军能在2个月之内将韩国的军队压缩到半岛角落的庆州、釜山一带。
可以说，在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之前，人民军距离统一半岛，只有一步之遥。但就是这最后一步，朝鲜最终却没能跨过去。
1953年，回到谈判桌前的南北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划定了一条弯曲的新“三八线”，新的边界横穿当年高丽王朝的“松都”开城。
03
“竹幕”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便得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得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1946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威斯敏斯特学院，已经卸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告诉全世界，东西方一场新的对峙在二次世界大战还未散尽的硝烟中已经悄然开始。而欧洲中部的“铁幕”则是分隔东西两大阵营的前线。
1950年，香港新闻学者根据“铁幕”的概念提出了一个相对的“竹幕”的概念，它包括台湾海峡、港澳与大陆毗邻的口岸、越南的“一七线”和朝韩之间的“三八线”。“竹幕”可以看作是“铁幕”的延伸，但相比于密不透风的“铁幕”，“竹幕”这边的国家并不像东欧一样大多是苏联的卫星国，这条界限也比“铁幕”看起来要松散得多。
在“铁幕”上，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窗口”向西方世界展示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竹幕”上，曾经的“隐士之国”朝鲜则是社会主义在东方的“窗口”。
当初，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日本遗留的工业基础，朝鲜在走出战争的创痛后不久，就成了“远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有趣的是，这个判语竟然是当年东欧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东德作出的。
这样一个经济奇迹，环顾当时的亚洲，恐怕只有美国扶持下的日本能与之媲美。
1960年代末，朝鲜的电气化已经普及到农村；到了1970年代末，朝鲜依靠着不到国土面积20%的耕地，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1980年代初期，灌溉系统覆盖了朝鲜70%的耕地，与此同时70%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机械化——朝鲜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准现代化国家的雏形。
而作为后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朝鲜，还需要等到1976年；但朝鲜在人均收入上的领先优势则一直维持到了1986年。哪怕是在即将被超越的前夕，1985年，世界银行估计朝鲜已达到人均每天所需大卡指标的130%，略高于韩国的125%。在文教方面，朝鲜更是走在了韩国前面：全面免费教育在70年代末便开始施行，从小学到大学，国家免费向青少年提供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上世纪80年代末，朝鲜的扫盲率为95%，而韩国仅仅刚超过90%。
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除了朝鲜一个国家的奋斗以外，其他社会主义大国的援助和支持也功不可没。根据韩国方面的统计，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其中来自苏联的援助约占四成，来自中国的援助有三成。
1966年，金日成访华，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地铁。面对这种新型的交通工具，这位朝鲜领导人感慨道，平壤应该也有这样先进的交通设备。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68年，在社会主义兄弟的援助下，世界上最深的地铁——平壤地铁开始动工。视线沿着扶梯延申，看不到尽头；乘坐扶梯的时间，则需要足足2分钟。长春客车厂生产的DK4型客车在幽深的隧道中疾驰，向朝鲜人勾勒着美好未来的愿景。
借着外援的东风，朝鲜跨上“千里马”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向前。1961年，朝鲜开始实施第一个七年计划。后来，这一计划延长了三年，在1970年结束收官时，金日成自豪地宣布：
“朝鲜已光荣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已从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文明的殖民地农业国转变为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发达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到1978年，朝鲜西面的大国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它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而朝鲜虽是接受援助的一方，人均GDP却已超过600美元。这一时期，朝鲜多次提高工资，降低商品售价，不仅减税，而且免费：从住房到教育，再到医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保障。
“吃米饭，喝肉汤，穿绸缎，住瓦房。”
1962年，信心满满的金日成向朝鲜人许诺，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朝鲜举国上下也是自信满满，要用丰硕的建设成果，感召三八线那头的同胞们。
04
隐忧
当朝鲜的西方大国还在勒紧裤腰带，突破重重封锁，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时，朝鲜在争吵不休的两个兄弟大国之间左右腾挪，两头要援助，实实在在地得了好处，但祸患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被埋藏下来。
按照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学最经典的理论，分工能够极高生产效率，贸易是提升福利水平的关键路径。个体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实现产出的最大化，然后通过贸易进行交换，从而实现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分工的本质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并不是人为可控的，毕竟人类的科技水平并不是可预测的线性增长模式，而是在爆发之后进入平台期，然后再爆发再平台的“周期”过程。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这种周期的长度大约为45至60年，由此便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名号，也就是周金涛首席报告中的“人生发财靠康波”。
相较于效率提升的不可控，贸易格局确实可以安排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德国的割据时代，德国境内林立的关卡、眼花缭乱的度量衡和货币体系，严重妨碍了国内大市场的形成。而作为军事强国的普鲁士，也选择了让关税同盟走在了军事统一的前面，积极促进关税统一。
所有的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安排着由自己主导地贸易体系。
美国为了扶持战后的欧洲，提出了“马歇尔计划”；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包括了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发展东欧国家对苏联的贸易，这便有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作为社会主义“窗口”的朝鲜，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经互会的观察员国，也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分工体系。理论上说，经互会体系参与者通过记账的方式进行贸易，比起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立体系”反而更加先进——毕竟，按照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观点，货币可以是“观念上的货币”而非实体上的货币。
“灰衣主教”苏斯洛夫曾经为苏联主导下国际体系提出过一套“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即：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负责统筹全局，而其他社会主义小兄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成为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螺丝钉”。
这种由苏联主导建立贸易体系的努力并没有错，但经互会体系最终却走向了崩溃。究其原因，除了苏联的解体，各个国家单一的分工超越了当时的现实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
在经互会分工体系中，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有着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主要负责机械设备的制造；而朝鲜在这一体系当中，则靠着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从中分一杯羹。
纺织工业的一枝独秀，让朝鲜成了东亚社会主义的时尚先锋。
当中国大众还被蓝、绿、灰的的确良（涤纶）淹没之时，反倒是朝鲜人民正在向“穿绸缎”的时尚迈进。而在东亚的社会主义领袖中，金日成主席反而经常以西装的扮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70年代，朝鲜的西方大国还要派遣留学生去朝鲜学习纺织工业。从那个年代《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等电影中，可以窥见朝鲜人民的生活实在是富裕得多。
即便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率先得以快速发展的纺织工业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朝鲜的水平。1986年，刚刚担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率团访问朝鲜，发现朝鲜民众的衣着普遍好于中国，朝鲜的纺织工业依旧保持着领先优势。
靠着发达的纺织工业，朝鲜换来了农村的电气化和农业的机械化。能够以不足国土面积20%的耕地，喂饱朝鲜人民，朝鲜农业离不开农药和以石油维系的机械化生产。以化肥为例，在80年代，朝鲜的化肥施用量相当于中国新世纪的水平。
朝鲜煤炭资源丰富，但缺乏石油，因此彼时喂饱朝鲜人民的“石油农业”实际上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隐患。朝鲜的石油全靠从苏联和中国进口，在经互会体系正常运转的年岁中，这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更何况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减产造成的石油价格的飙升，在给美国带来了输入性通胀的同时，也让苏联作为石油出口国乘着油价的东风，登上了红色帝国的顶峰——当年夸下的“发达社会主义”的海口，和入侵阿富汗的漫不经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实际上都是有底气的。
“背靠大树好乘凉”。朝鲜可以用“同志的价格”得到老大哥供给的石油，也体现着老大哥对于小兄弟的关怀。
然而“树倒猢狲散”，随着苏联机制的日益僵化，新上台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让苏联开始由战略扩张变为战略收缩；失去了老大哥庇佑的经互会，也逐渐走向瘫痪。
经互会的贸易形式不足以体现各种生产要素的真实价值，也难以满足各参与者的真实需求；再加上整个体系当中，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安排让许多产品缺乏竞争者，因此，免不了出现偷工减料的情况。
经互会体制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试行按照汇率计算的易货贸易，外汇结余很小。所以在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时，朝鲜缺乏足够的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进口原油。原本作为朝鲜“千里马”的“金鞍”的农业机械，因为缺乏能源而瘫痪，变成了花架子。
加之1995-1999年连续5年严重水旱灾害，朝鲜的农业生产一落千丈：1985年朝鲜粮食产量突破1000万吨，而在90年代的饥荒期间，粮食产量不足500万吨。
“苦难行军”就这样开始了。
05
新途
“苦难行军”时代，共饿死48万人，包括5万名党员，到1996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万人。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因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
——金正日时代的第二号人物、“主体思想”的创始人黄长烨在1997年成为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脱北者”后，这样回忆“苦难行军”时期朝鲜的惨况。
30年前的1967年，时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黄长烨将金日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理论综合成“主体思想”，并提出，主体思想是“朝鲜在从反封建主义时期到共产主义时期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后来，这一强调“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指导思想被写入了朝鲜的宪法。
但直到三十年后，当朝鲜面临着外援断绝、内部产业问题暴露的窘境时，这些“自主”“自立”“自卫”的方针才真正落到实处。朝鲜为迟来的“自立”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奔腾的千里马猛然收束了脚步，曾经作为一扇经济发展窗口的朝鲜陷入了饥饿与贫困之中。
也正是在“苦难行军”的过程中，“先军政治”作为金正日时期的指导思想，被贯彻到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金正日将军需要利用人民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把“枪杆子”紧紧地握在手里；另一方面，喂饱人民军比喂饱全体朝鲜人民，自然要容易得多。孰轻孰重，想必金将军也不糊涂。
“在情况不断恶化之下，金正日进一步强化了军队，想用军队解决一切问题，从早到晚通过点视和广播渲染战争气氛，我知道，这是金正日通过虚构的战争寻找出路。”
——黄长烨
全世界最年轻有为的“80后”，金正恩委员长生于1984年——这个让人们引起无限遐想的年份。经过祖父和父亲二十多年的艰难求索，金正恩接手了一个虽然还要仰赖外部援助，但自身已能把控风险的新朝鲜。
凭借着这个不用在看盟友脸色的新国家，这位国际舞台上最年轻的主演通过几番在国际和区域大国之间的“极限操作”，扫清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也给朝鲜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施拳脚的空间。而未来的坦途，也许就要从这个小小的空间起步。
九年前，金正恩从父亲手里接过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权杖时曾经说，要让朝鲜人吃上米饭，喝到肉汤，住上瓦房，穿上绸缎。九年后的2019年3月，金正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见结束后的一封公开信中再次提到：
“让全体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穿戴丝绸，住上好房子是首领（金日成）与将军（金正日）毕生的心愿。”
回想起1962年10月，在当时的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上，金日成首次提出“米饭配肉汤”的人民生活目标，到如今依然前路漫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饥饿、分裂与无时不在的战争威胁依旧困扰着这个地处东北亚，列强环伺的小国。
它已经不再是隐士之国。九年来，它与世界一次又一次地离得前所未有得近，也一次又一次离全世界前所未有得远。一百多年来，“事大”与“开化”，“依赖援助”与“自主、自立、自卫”的拉扯，一直困扰着这个曾经地处东亚藩属体系核心地带的国家。
在当代历史的大潮中，无数国家从这艰难的拉扯中找到了自己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而对朝鲜来说，这条路可能依旧漫长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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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