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人不相信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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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大司炉

1968年的夏天，戴高乐在离开巴黎的时候，估计也闹不清楚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身高一米五二的萨特即使攀上高处，人群稍微靠后的位置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但他尖锐的声音依然裹挟着那些让旁人半懂不懂的哲学词汇，引得全场一片沸腾；索邦大学的学生们占领校园，喊的口号同样震天动地，也同样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消费社会必须在暴力中毁灭，异化的社会应在历史中消亡，迎接一个新颖的社会！”

爱丽舍宫里，上至总统，下至幕僚，更是不知道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别说这些政客，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些口号突然上了街也措手不及。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阿多诺当时被学生们讥为“顺从主义”者，阿多诺反唇相讥，说学生们是“伪行动主义者”：

 

“你们不能用燃烧弹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结果，1968年4月份，阿多诺被愤怒的青年进行了“弑父般的”羞辱——一群女学生脱光上衣，在课堂上对着阿多诺一顿臭骂。老爷子气得辞去教职，到瑞士隐居去了，第二年郁郁而终。

 

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反思，更是找不出什么有力的结论：

 

青年人过不下去了？1967年的时候，法国几乎实现了全民就业，即使在1964年到1965年的危机中，法国很多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时法国工人的境遇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半数的工人有自己的汽车，三分之一的工人有自己的录音机。在1960年代，这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背后是苏联人在捣乱吗？萨特十二年前就跟苏联人闹翻了，当时匈牙利事件把这位存在主义大师气得够呛，从此和苏联以及跟苏联关系密切的法共分道扬镳，还写了一篇《斯大林的幽灵》，咒骂苏联干涉匈牙利，后来又写了一部《辩证理性批判》，扬言要用存在主义给马克思主义补课。另一方面，匈牙利事件以后，苏联支持的法共在法国的影响力一蹶不振，一直到今天都没恢复过来。

 

福柯曾经回忆，五十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大学生都喜欢到法共举办的聚会听听斯大林同志的最新指示。但1956年以后，因为萨特的转向，法共在法国知识分子圈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渐渐成了上一代人的记忆碎片可有可无的佐证。

 

▲身材矮小的萨特，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圈里却有着光彩夺目的号召力

 

看着萨特胳膊上缠着红袖章，到处给人派发东方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语录，难道背后是中国人吗？明显又不是，当时中法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甚至不在法国，回国去应付更严酷的斗争去了。

 

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更不可能了，街上的年轻人，怎么看也不像支持资本主义的样子。

 

“几乎所有的政治观察家都毫无疑义地认为西方国家将不可能再见到原来意义上的革命??革命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爆发。然而这样的事却在巴黎发生了。”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出《革命的年代》的霍布斯鲍姆如是感叹道。

 

5月29日，面对着包围爱丽舍宫的人群，戴高乐意识到，探讨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解决当下的危局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总统趁着夜色，坐着专机离开了巴黎，飞到驻德法军司令部，就为了听一句话：军队到底听谁的？

 

军队当然服从戴高乐。毕竟，这位老总统19岁就考入军校，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时期就带领“自由法国”与德国佬周旋，虽然履历上的军衔只是准将，但是说起在法国军队中的号召力，谁也比不上戴高乐。

 

驻德法军的统帅马絮将军自己也不知道巴黎的年轻人到底在闹什么，但在对方已经包围了爱丽舍宫的情况下，马絮将军还是选择冰释前嫌，支持戴高乐继续执政。

 

“给我两个师，到明天您就能在圣日耳曼大道享用早餐！”

 

“我仍然是个戴高乐派。”

 

马絮拍着胸脯保证了两句话。

 

老总统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当天晚上回到了巴黎，有这条保证就足够了，毕竟，戴高乐和德国人周旋的时候，这帮年轻人还没出生呢。

 

套用萨特昔年好友加缪的一句话：对戴高乐来说，“五月风暴”这样的大风大浪，也不过是种生活罢了。

▲1873年起，爱丽舍宫就是法国总统官邸，也是法国政治权力的象征

 

总统消失了整整一天，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有人说老爷子不堪重负，已经服毒自尽，还有人说，他离开巴黎写辞职报告去了。当然，很多人还是相信，戴高乐总有辄对付眼下的乱局。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

 

5月30日，戴高乐回到巴黎，宣布将继续留在爱丽舍宫，并参加6月份举行的大选。法国政府释放了大批之前被捕的右翼反对派，让他们组织自己的力量去与大街上的左翼青年对抗。5月30日晚上，支持戴高乐的势力也组织了100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支持老总统留任。“五月风暴”应声而落。半个月后，法国国民会议选举，戴高乐所属的“右翼总统多数派”拿到了四分之三的席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一直到9月份，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才带着“联法抗美”的“政治任务”回到巴黎。但是，法国人已经对左翼话语丧失了兴趣。又过了两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也走上了正常化历程。

 

五十多年来，很多人都试图复盘1968年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人拿出当时法国大学生入学的数据说，当时，法国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年人都能进入大学，但社会上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工作，于是不满情绪滋长，导致了突如其来的浪潮；又有人说，当时法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产业结构失调造成了年轻人对社会看法变得偏激极端；还有人说，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停滞，导致了年轻人开始对未来充满焦虑；越战的刺激让青年有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动力，等等。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他们指出的问题，法国之外也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广泛存在，而法国的情况要比同时期的英美好得多，这些都不是解释五月运动“内因”的理由。

 

▲红五月高举口号的年轻人

 

对于这个至今争讼不休的话题，以那次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戏梦巴黎》中一个场景给我的印象甚为深刻：两位男主人公坐在浴缸里讨论越战，法国青年说：在越战中死去的美国青年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不去参加战争，哪怕因为拒服兵役被判刑——在美国蹲监狱，总好过去越南杀人。美国青年反驳道，年轻人哪有那么多反抗的余地，去越南真的是身不由己。

 

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圣洁的无辜者》，原作者吉尔伯特·阿代尔和导演贝尔托鲁奇都是当年五月风暴的亲历者。它对于当时法国年轻人心态的描摹可以说是相当真实的。五月风暴的时候，正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据福柯说，当年在巴黎街头，不管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说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者是结构主义者，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萨特的存在主义，提倡的是人的“绝对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即使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人可以做任何事。相应地，当年信奉萨特存在主义的这些年轻人，也把这种对所有社会身份限定的激烈否定贯彻到了自己身上。

 

在“五月风暴”起因的多种说法中，就有一则是这样描述的：当时法国内阁青年和体育部长米索福去巴黎楠泰尔大学为游泳池剪彩，突然一群学生围上来问：“男生为什么不能进女生宿舍？”

▲1968年，索邦大学对峙的警察与学生

 

部长大人一脸问号，毕竟当时法国的学校还是男女分班，即便是现在，男生随随便便进了女生宿舍，都得被怀疑是不是流氓猥亵犯。接下来，学生们问得更露骨了：

“部长你为什么不谈论一下学生性方面的问题。 

米索福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被气得语无伦次，指着眼前刚修好的游泳池说：

“实在火气大你可以去游泳池里败败火。” 

问问题的学生当即评论道：“这是法西斯官员对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话音刚落，全场群情激愤，部长落荒而逃。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到底算不算“红五月”的一部分，是大有商榷余地的，毕竟米索福去楠泰尔大学剪彩是一月份的事情，“红五月”的高潮怎么着也到了三月份。但这个故事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信奉存在主义的法国年轻人，跟高高在上的立法行政机构成员，想的压根不是一件事情。

 

学生们感受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压迫，要文化解放、艺术解放、哲学解放、性解放，他们对同时期东方社会主义大国搞的社会运动的误解也在这里：他们以为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在正是“全面夺权”的大好时候，法国也要赶紧跟进，不能晚一步进入共产主义。

 

但爱丽舍宫，哪怕遥远的克里姆林宫，想的却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不是要颠覆戴高乐建立新政府？法国是不是要改旗易帜，投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主导的西欧秩序是不是从此就要土崩瓦解？

 

在一片“鸡同鸭讲”的错位中，三月风暴一直拖到了五月，整个法国都差点被倾覆，到最后，戴高乐将军的政府上上下下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巴黎这帮年轻人，根本不关心什么是“国运”。

 

但戴高乐将军却是一个特别在乎法兰西民族“命运”的人。

 

“法兰西实在法国之上的，我并不关心法国人的幸福。 

这种“民族至上”的情绪，体现在戴高乐政策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当时法国的核政策。

 

▲在存在主义盛行的法国，军事统帅出身，怀着一腔古典热情的戴高乐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中国勒紧裤腰带搞核武器，是因为现实的国际环境要求，那么戴高乐搞核武器，完全就是为了让法国拥有一个抽象的国际地位。学者雷蒙·阿隆激烈批判1968年法国革命和推动这场革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但对戴高乐的核政策，他也毫不客气地指责道：

 

“戴高乐之所以决计要原子武器，不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也不是考虑核扩散的危险，而是出于一种纯属哲学的理论，可以说出自一种对历史的追寻。 

法国青年不关心法兰西，法兰西的总统不关心法国人。到最后，只能酿成深重的互相仇视，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在“胡闹”。这一点上，戴高乐与那些用哲学思考代替社会观察的学生，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

 

1968年的法国革命，最终的只能说是一个“双输”的结局：法国青年的左翼幻想在激烈的动荡后归于沉寂。

三十年后，1998年，曾经在巴黎一呼百应的学生领袖“红毛丹尼”回到楠泰尔大学演讲，却被学弟学妹们哄笑着赶下了讲台，脸上还挨了一块奶油蛋糕。萨特代表的存在主义也渐渐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虽然在1980年他的葬礼上，仍有数万人为他送葬：从医院到公墓的六公里道路上挤了三万人，另外还有两万人在公墓等待他。

 

著名导演克劳德·朗兹曼说，这是1968年抗议活动的最后一场。从此以后，这场运动渐渐沉入坚实的地平线。2018年，另一场席卷法国的革命风暴来临时，1977年出生的年轻总统马克龙选择了铁腕弹压，但整整一年过去，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

▲1980年4月19日，萨特的葬礼上被人群包围的灵柩

 

戴高乐的政治生命也走向了终结。1968年6月，戴高乐所属的政党赢得议会选举的时候，就有人说，法国人不是选择了戴高乐，而是选择了秩序。第二年，戴高乐主导的改革在公民投票中惨败，老总统黯然辞职。1981年，戴高乐的老对手，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当选总统。

 

戴高乐的铁腕没能重现十九世纪法兰西傲立于欧洲的辉煌，他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民族荣耀”到底是什么，估计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正如年轻人们也没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次次的运动中轰然解体。

 

历史还很长，人生却太过短暂。人类总是有一种冲动，去高空俯瞰，用上帝的视角去明确自己在历史大潮中的位置，以此来判断别人的作为是否明智。但是，大多数真正身处浪潮中的水花，根本没有这样俯瞰的机会，对个体来说，这最终不过是一场宏大而无用的想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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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