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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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鲍鹏山教授在同济大学刘强教授《论语新识》互联网研讨会上的评议发言整理。全文3500字，阅读约8分钟。
体圣乃得真孔子：读《论语》的态度
刘强的《论语新识》，虽然是很严谨的学术性著作。但他是带着很深的个人感情的。
我们60年代的人，读《论语》实际上都读得都比较晚了。我曾经在北京碰到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八十多岁了吧，我就不说他的名字啦，学问很好，我就跟他说：“教授，是不是我这一代人都读得很晚，我都到大学毕业，我自己当老师了，我才把《论语》认真读完。”
但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说：“小鲍，那你比我好啊，我都到三十多岁了才读完。”
这样的一种阅读，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理性完全成熟了，并且世故一些。
尤其是我们已经经过学术的训练，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训练”以后，再去读《论语》，又加上上个世纪初和上个世纪中期的两场运动：新文化运动，还有批林批孔运动，导致今天我们在一开始读《论语》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怀疑的、挑刺的、找茬的批判态度。
如果带着这样一种心态读书的话，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方法，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过程里过来的。
我是在大学当老师，自己要去给学生讲，因此我才认真地从头到尾地读。而且在读的时候老是说，哎呀，应该还是更多的带着怀疑的、批评的眼光去读，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信仰，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值得尊重的经典去读。
但是即使这样，我觉得我们到了最后，还是读出来对《论语》、对孔子这样的人，一种无限真诚、甚至带有一种宗教的感情。
我记得多年以前，有一位学者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但是我们可能今天有很多学者，他们一般不大注意这个外界的传播。
那个传播很广的一句话，叫“去圣乃得真孔子”，也就是要把是孔子身上的圣人光环去掉，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人，然后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孔子。与此相关的，就是孔子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对他的这个观点，当时听了以后，觉得有点不屑，所以我后来在我的微博上，就发了这么一条：有人说“去圣乃得真孔子”，我说这是小人之言，如果是君子，他应该怎么说呢？他应该说，是“体圣乃得真孔子”。
这个“体”，就是郭齐勇老师、张新民老师都讲到的，就是体悟、体证、体贴。如果我们不去这个体贴孔子，然后去体悟孔子，我们真的可能很难达到理想的一种境界。
如果仅仅是从学术的角度去理解孔子，那真的是把孔子贬低了。有一点我和刘强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也一再说：“我们看孔子，书上教材上的介绍，还有辞典上的介绍，一讲到孔子，就是什么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用这些家来评价孔子，那实际上都是对孔子严重的贬低。我觉得孔子那就是一个圣人，他就是一个民族的圣人，是人类的先知！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就是我们读《论语》也好，读孔子也好，应该更多地把它做一种圣贤之学，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甚至把它作为一种科学。
我们应该从信仰的角度去进入，去体味，去体贴，而不是从学问的角度，进行所谓的研究、辨析。”
我觉得我们如果读《论语》、读孔子这样的人，如果一直没有读出这种感情，我说那这可能就是证明我们还没有读进去。
思辨和逻辑：读《论语》的方法
学中国古代的学问，不光是一个材料，也不光是一个训诂，如果没有思辨、没有逻辑的话，可能也得不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结论来。有这么一句话，不要以为有了实证的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
我觉得这话讲得真的非常好啊，有很多的事实，我们确确实实是可以通过考古来呈现，但是有些东西，史实和事实之间，他的逻辑关系，那是要通过思辨才能够发现的。刘强老师的书里，我觉得思辨性非常强。
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就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这是《论语》里面特别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刘强老师就首先讲到了郑玄的观点。
郑玄说，季文子实际上已经很少有过错了，所以嘛他不需要思考三次，两次就可以了。
接着刘强就提到了程颐的观点，程颐就认为，想得多了反而会产生疑惑，这就是后来钱穆先生讲到的，叫“多思转独思”了。
最后，他又提到李炳南的观点，认为除了季文子以外，其他的人还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我觉得他把这三种观点都列出来，当然也让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郑玄、程颐、李炳南，观点有高度和深度的区别。
在这个基础上，刘强就开始了自己的思辨过程，比如说他一开始讲到了这个“三思”的核心，从“知易行难，行最重要”这一点入手，接下来他发挥了钱穆的观点。他说通常的情况下，一思呢，是良知发露，见义勇为，可谓君子。再思呢，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可谓谋士。三思呢，是算计厉害，裹足不前，此时已沦为小人矣。
所以你看，一思是良知发露，二思是好谋而成，这都是很好的，所以再思就可以。
后面算计厉害，裹足不行，那此时已经成为小人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至少对我们有一些启发的。
第二个例子是：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刘强老师在《论语新识》中，他把《论语·卫灵公》中的内容放在一起对看。
如：子曰：“直哉史鱼则！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然后呢，他就做了非常好的辨析。
他说一方面需理解孔子对宁武子的肯定，而并非一味赞同史鱼；另一方面，他是为乱世之中的人，他们基本的生命资源和价值，保留一道生门。
而另一方面，又须知这样的“养愚”，并非只一味的怯懦和圆滑，庄子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庄子不赞成机心，孔子亦然。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辨析，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结论上面，不会走向一个极端，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刘强老师还有这样的几句话，因为他以前在私下里跟我谈过，所以我读到这个地方，真是会心一笑。
他是这样说的：“乱世无道，枪打出头鸟，适当的明哲保身，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权利。那种动辄振臂一挥，用正义、道德、自由，甚至革命之名，绑架大多数人放弃生命的人，常常是最为可疑的野心家、阴谋家。故孔子力行中道，不偏不倚，无道养愚，来作为权宜之计，合乎道义，无可厚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宁武子，包括蘧伯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在学校里，给老师们也讲到了“蘧伯玉卷而怀之”，我们应该更多地是从不同流合污来理解，不一定非得要去冲他回避、躲开危险这个角度去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在世，可能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叫同流合污，第二种境界叫正道直行，第三种境界叫明哲保身。
同流合污当然是不可取，那在底线之下；那么第二种境界，正道直行，这当然非常之好，但是有可能会造成玉石俱焚的结果；
那么最高的境界，就是明哲保身，他这种明哲保身，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把这个生命放在第一。
从传统经典里找什么：读《论语》的现代性
我们现在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两千年前孔子的儒家思想，不是为了抱残守缺，更不是为了用所谓的中国文化来抵御外来的文化，不是关上大门。
如何让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能够给现代的生活提供价值，提供思路，让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之间有一个直通车，然后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所需要的那些价值，能够从传统经典里面生发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学者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所以针对学习传统文化的很多人，反对鲁迅，甚至仇视鲁迅，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鲁迅的伟大，在于让传统文化有了现代性，至少他提醒我们，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看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能够在今天焕发生命，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命题，必须要翻越的一座高山，鲁迅先生的意义，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好，弘扬也好，总之他提醒我们，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现代价值，如果我们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发现和阐释、弘扬出现代的价值，那我们凭什么要传统文化，能为今天的人所接受？
我记得鲁迅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要我们保存国粹，那必须是国粹能够保存我们。我觉得鲁迅的这句话，实际上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如果真的要让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抱有温情，那必须是我们要能够从传统文化、传统经典里面去寻找到温暖。
那么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温暖，如何把《论语》解读成一部对现代人来说，仍然能够从中真的体会到终极性关怀的一种温暖，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所有读《论语》和阐释《论语》的学者们，要面对的一个话题。
再举个例子吧，我刚刚讲到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刘强教授就在后面引用了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那一段非常有名的德国的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段话，然后他还有一段非常好的议论。
他说明哲保身价值的有效性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死亡仅仅危及自身，我自可选择趋利避害，但是如果死亡如瘟疫一般席卷而来，甚至危及人类全体生命，则必须挺身而出，此即孟子所谓，“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我觉得这一段的议论，可以说非常具有现代性，而且应该说，是从现代的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所体会出来的。这里面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涵，但是呢，听得明白、看得明白的人，读到这一段，一定会会心一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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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鲍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