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互隐——守住人类基本价值

本文改写自《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发表于2011,8,29《东方早报》。全文约2300字,阅读需约5分钟。




中国现有刑诉法有人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

 

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在增加证人强制出庭作证条文的同时,有一条说明: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是中国传统的亲亲互隐思想在法律上的重新体现。

 

说它是重新体现,是因为至少从西汉开始,中国的法律就有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

 

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下诏明确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由于这段诏书深刻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深切维护,其后中国历代法律,都有遵循此种价值的类似规定。

 

甚至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不例外,并延续至台湾地区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典》。

 

说它体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也有相关的互隐条例,比如,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等。

 

说它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要说到孔子了。

 

《论语·子路》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国在春秋时期是一个被北方 文化歧视的国家,因此,楚国北方重镇负函的主政者叶公,带着明显的文化自卑,向来自北方,代表着北方文化最高境界的孔子炫耀自己的政绩以及楚国的文明程度。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沾沾自喜的文明却被孔子毫不留情地揶揄了一番,在孔子看来,他所夸示的文明,其实非常野蛮。

 

这是一个聚说纷纭的问题,直到今天,法律界还在为此争论。

 

甚至有一些法学专家批评孔子,说他的观点影响司法公正,甚至导致司法腐败。

 

(1947年 | 哲学博士 | 武汉大学教授)


武汉大学郭齐勇先生为此还主编了《儒家伦理争鸣集——亲亲互隐为中心》,揆集了当代的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

 

虽然亲亲互隐会导致腐败这样的观点没有事实证据,实行互隐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并不能被证实其腐败程度超过无此规定的国家和地区。

 

但是,鉴于中国现实社会对于腐败的痛恨,很多人还是反对这条非常人性也非常理性的法律规定。

 

为此,我想避开抽象的法理、伦理问题的学院化论述,来做一个比较细碎的具体个案分析。

 

父亲偷羊,儿子知情,儿子有两种选择:

一,儿子告发,法官据此判决,羊回到了原主人那里,公正得以维护。但是,父子之间的天伦亲情受到了损害。

 

二,儿子沉默,偷羊之事不能被揭发。羊的主人受到了损失,公正受到了损害。但是父子的天伦亲情得到了维护。

 

两种选择,各有利弊。

 

那么,且让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假如儿子不作证,对社会、法律损害不大甚至没有损害。

 

理由如下:

一,法庭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证据,一样可以判决。

 

二,即使由于证据不足,不能破案和判决,一只羊失窃,也不是严重的案件,社会危害不大。

 

三,一两次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不能得到公正判决,并不会损害法律的权威,也不会影响法律的公正。

 

严格地说,法律不是(也不能)惩罚所有的犯罪,而是(也只能)惩罚那些证据确凿的犯罪。

 

这话反过来说是这样的:法律不能惩罚那些没有证据的犯罪。

 

这样理解和运行法律,不但不会降低法律的威严,恰恰维护了法律的严肃。

 

相反,假如儿子作证,对父子亲情则损害很大。

 

理由如下:

一,鼓励甚至强迫儿子出来指证父亲,就必然严重损害这对父子的亲情,这种伤害远远超过一只羊的损失。

 

二,更糟糕的是这种案例的示范作用:连父子都可以互相告发,会让人们痛苦地接受这样的事实:父子之间,也不可相信。这就彻底颠覆了人伦,让人生活在社会如同生活在丛林,人心会因此冷酷。

 

三,相对于一两个具体案件是否能够公正处理,父子天伦亲情是人类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这种价值一旦被破坏,社会的基本细胞都要被破坏。

 

汉宣帝诏书中对人类天性的维护和尊重,体现的就是对人类原始道德根基的维护意识,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而一两件案件的错判或有罪而侥幸脱逃并不能对法律的整体尊严产生威胁,更不会颠覆人们对于道德和社会的基本信心。

 

所以,我的结论:孔子是对的,叶公是错的。

 

即使从法律角度而言,也有两条原则:

 

一,不能用违法的手段获取证据。

 

假如把法律比喻为一条河流,那么,犯罪只是弄脏了河水;而用违法手段获取证据,就是弄脏了水源。

 

所以,用违法手段获取证据,比犯罪更恶劣。

 

2009年发生的浦东钓鱼执法案就是用违法手段获取证据,其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黑车营运,其最终被查处,显示了整个社会的良知。

 

二,不能用破坏基本价值的方式和代价获取证据。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罪犯把违法证据吞入肚子时,为了抢救证据,能否当场剖开他的肚子取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剖开一个嫌疑犯的肚子杀死他,就是破坏了基本的价值。

 

 

所以,判断问题,不仅需要本专业的知识,还要具备价值判断力。

 

不仅要考虑某一部分的价值,还要考虑整体的价值;不仅要考虑一时的价值,还要考虑永恒的价值。

 

鼓励或强迫亲属之间互相告发,我们曾经这样做过,并且离我们不远:三十多年前父子、夫妻、兄弟、恋人、朋友之间的互相揭发就是最为集中也最为极端的体现。

 

结果,不但没有迎来所谓的政治和社会的文明,恰恰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和互信,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道德滑坡。

 

破坏道德并不能增加法律运行的有效性,恰恰相反,道德的大面积滑坡会大大增加法律的成本,且在增加了高额成本之后所获得的最大值也只能是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虽然慑于法律而遵纪守法,内心里却并不认可体面的生活,更不会追求体面的生活。

 

*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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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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