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语文教育的功能

我们知道，每一门教育课程的设置，都是为了实现某些教育目标，为此而赋予课程以某些功能。

那么，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承担哪些教育使命，为此，应该有着哪些功能呢？

曾经，教育界对语文赋予了如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单一功能，虽然在理论上，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还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对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则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且，即便如此，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零碎而不成体系，枝叶而不及根本，不能呈现人类人文和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

但是，中国的语文课，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语言类课程，必须承担更多的使命，应该有着更多的教育功能。

这是由中国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国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相比，有着不同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国民教育有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两部分组成，也就是说，他们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非常遗憾的是，从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下令各级学校废除读经到今天，我们做教育的人，无论是教育专家，还是教育一线的老师们，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一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按照西方学校的分科方法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并将传统经典作为落后的东西从教材中剔除的时候，我们忘了，西方人是“两条腿”走路，简言之，他们的国民教育，是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他们的一生，除了到学校里面受教育，还要到教堂里去参加宗教活动。一个信教家庭的孩子，生下来可能就要受洗礼，就生活在各类宗教仪式仪轨和浓郁的宗教氛围中，老死之时，也是神职人员诵经安葬。他们的受教育生涯，除了在学校里读世俗教材之外，在家里还要读《圣经》，除了学校的教师，还有宗教的教父。在美国那些信奉上帝的人家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圣经》的，事实上，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拥有六本半《圣经》。

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是什么？就是没有宗教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是建立在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宗教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保障体系，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果说，西方的国民教育是立足于学堂与教堂这样的“两堂”，在没有教堂的传统中国，我们其实建立了“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乡村有学堂，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是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今天，宗族的祠堂已经荡然无存，乡村生活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家庭中也不再有中堂，代之以电视。三堂中的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语文不读《语》《孟》，历史不读《史》《汉》，历史变成大事记，语文教材所选课文，更是水平参差不一，大多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即使有些经典片段的选入，主要也还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至于文化上的意义，因其无统系，也是单辞碎义，陵杂无序，琐屑丛脞，这类文字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不足以给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

为此，我们思考中国的语文教育，必须赋予它更多的使命，使之具有更多的功能，除了我们今天在实践中（包括教学和考试）特别强调和重视的语文的工具性，所谓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语文课必须传播传承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经典表述，必须有关于中国古圣先贤精神人格的传承和经典的学习，以此培育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建构精神人格，建立信仰体系。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教育功能时，说到四个关键概念：兴观群怨，其所指就是语文教育必须养成人的理想与情怀、价值观与价值判断力、群体意识与责任担当、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

为此，基础教育的12年语文课，不仅是母语的培养，它还应该在整体设计上贯彻三个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知识体系传递语文知识和文化史知识；价值体系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文化体系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民族的凝聚力。

一言以蔽之，语文课不仅是能力的培养，更是心灵的养成。不仅是人之用，更是人之体：给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微信号“bao_pe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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