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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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说儒家亚圣——
孟子，他的大丈夫气太足了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孟子政治构想的脆弱易碎，还不仅仅在于他的基础“性善论”的可疑。这只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使它致命。这第二个问题是：即便出现了一个绝对的圣人，而他又具有了绝对的权威，他能仅凭一己的道德示范治理天下吗？结论是明显的，韩非等人也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并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但历代的儒家都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在“性善”问题上、“内圣”问题上纠缠不休，喋喋不休，有时甚至气壮如牛，但他们从来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即“外王”问题上恋战。在这个实际问题上，他们只是虚晃一枪，赶紧溜走。他们宁愿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说别人不真心诚意不修身齐家，而从来也不愿对自己的理论做一点点认真的检讨。由于第一个问题—性善问题的拖延时日，反而使他们有借口避开这第二个问题，他们认定有缺陷的是现实社会，是人们的道德水平，而不是他们的理论。一代一代的儒家在对自己理论的迷恋与狂热中，已失去改过自新的机会了，这让我们感到失望。现在，竟还有什么新儒家在那里痴人说梦似的老调重弹什么“内圣外王”，或老调新弹什么儒学将要拯救世界。这些人也挺险恶，他们眼巴巴地盼着别人遭殃落水，然后伸过儒学的手去，拉他们上岸。而这一切的目的只在于证明儒学的有用。这里面有严重的东方式嫉妒吧。为此，我写过一些诋毁孔孟的文章。我本不想鞭尸，但偏有些人要借尸还魂，装神弄鬼地蛊惑人心，我也就迫不得已了。其中有一篇叫《孔孟的道德和家庭》，发表在《美文》一九九七年第九期上，就是刺一刺那个什么“内圣外王”之道的。因为这篇文章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关系极大，就转录于下：
被列入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大学》上，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一气贯注又大气磅礴，雷霆万钧而席卷天下，你根本无机会清醒就已点头称是，唯唯诺诺，这也实在是作文唬人的一个好法子。然后，它笔锋一转，又来个逆向推理，顺原路横扫回去，更其驾轻就熟，势不可挡：“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好厉害！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怕也不比这更洒脱倜傥了。记得我初读《大学》时，见此一段高论，立刻佩服得五体投地，俯首帖耳。对什么“内圣外王”之道啦，新儒家所谓“内宇宙外宇宙”啦，更是心仪不已。以后每次念及中国历史之黑暗与残忍时，都愤愤然于历代统治者之不诚意不正心不修身；又每每哀叹何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那么多走马灯似的皇帝，“圣明天子”，竟无一人能行王道。但我又想，孔子一直是被人称为德配于王而无王位的，甚是可惜了，孟子在这一层道德与遭际上也与孔子差不离，若是孔孟能当政，大概他们是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于是我便自然地迁怒于卫灵公、鲁桓公以及齐宣王、梁惠王之流了。
但是，我对于孔孟之道的信仰，却在某一天变得不自在了：照《大学》上的理论，是修身便能齐家，家齐便能治国，国治便能平天下的。孔孟没有机会去治国平天下，我们一直是认为他们有此能力而无此机缘，有此理论却又被现实扼杀的—但他们的家，齐得怎么样呢？如果用他们的这套理论，果然治得家里父慈子孝，夫良妻贤，那倒还好，还真让我们为他们的不得志而抱怨千载之下，但若他们的家齐得不好，就是说，凭他们个人巨大崇高的德行，甚至不能感化妻子，我看这一套理论就得崩溃，这实在关系着儒家的命脉，新儒家们当心了。
我的这种挨千刀的想法是在某一天无聊，一人琢磨《论语》时想到的。《论语》中有孔子这样一句话感喟：“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话是大家都熟识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孔子是一生不和女人有瓜葛的，他曾很愤激地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这话也可算是一个证据。况他手下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者，有一些高足们更是行则同车止则接席，老先生若是和女人有来往，肯定不大便当，也有损形象，并且《论语》中确也无这方面的记载—古代严正的哲学家和现代浪漫的艺术家是有不同的为人风格的。他老先生只是在 惶中和卫君的那位美而妖的南子夫人乘车在街上风光了一回，就遭到了认真而呆板的子路的质疑，弄得他指天发誓说明自己清白。人到了“圣人”的地步，就不大能恋爱自由了。所以我想，孔子这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决不是经历的女人多了，在女人那里吃的亏多了，才这样醒悟的。小人他倒是碰到过不少，并且是大吃其亏。又，孔子那时，还没有《妇女心理学》《第二性》这一类科研项目，他老先生自己热心安邦治国，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任重而道远，对女人问题他并没做过专门研究，没有办妇女杂志，没有散发一些心理咨询的表格让女人们填写，更没有带上录音机去采访女名人或女星，然后一同很暧昧也很兴奋地喝咖啡吃螃蟹—那么，他的这句意味深长的感慨因何而发？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夫人(总不会有什么新儒认为孔子有丰富的外遇或者认为孔子这句感慨来自他那位守寡一生的孤苦的母亲颜征在吧)。对圣人的这位悲苦的夫人我们现在茫昧然了，好在孔子有子名伯鱼，由伯鱼可以逆推其母的存在。现在我们来平心静气地研究孔子的话：“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更可知此“难养”的女人，实即孔夫人无疑，不然孔子还和另外哪位女人有此种有时近有时远，聚合又分别，分别又聚合，忽而亲如胶漆，忽而疏如楚越的丰富体验？而这也正是孔夫人的写真。当圣人“志于道”而周游列国的时候，孔夫人独守空房，能不有些闺怨之情？她又不是“志于道”的女圣人。待终于盼到丈夫归来，当然想亲热一些，大概圣人还是板着因壁碰得太多而铁青的面孔，一副圣人样而非丈夫样。孔子不怪自己疏于齐家，轻视夫人，反而怪妇人不逊且怨，并进而推论凡女性皆难侍候，这总不大公道吧。
再看亚圣孟轲先生。在他的七篇大作里，也没有提到孟夫人。他在齐国稷下很阔地做客卿时，孟夫人是否也一同享受荣华？好像也没有，他是把自己的夫人丢在家里自己去做独闯天下的“大丈夫”的，不过他有“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的话，可见其对女性的面孔。《韩诗外传》载，他的夫人傲慢，他就要休她，这比孔子更冷酷了，孔子只装成一个左右不是的受气包的样子。《列女传》说孟子夫人在自己卧室中袒露了些，孟子就不进房门。这更可怖，要在今天，肯定会被怀疑为生理不正常者。今日的歌舞影星袒在舞台，众目睽睽，不也光彩得很么。
由以上看来，即便是在人伦最高等级的孔孟圣人，也是没有齐好家的，至少他们的夫妇关系就不和，甚至要离婚休妻。而照儒家的说法，是先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孝)，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忠)的，可见夫妇是家和国的基础。而这两位儒家偶像，一个是抱怨夫人怨而不逊，难侍候；一个是怪夫人傲慢，有些“媟黩”，要休掉。我真不知道孟子在齐宣王面前大肆吹捧王道时，内心是否虚怯。他甚至还敢于引《诗经》中赞美文王的诗呢，《诗》云：“刑(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真是言之凿凿，气壮如牛，但不知内心是否惴惴不安。大概宣王忠厚，不知道孟子夫妇不和，不然反将孟子一军，“你先用道德感化你的妻子给我看看”，那真会出现历史上最大的笑话。
韩非子是曾怀疑过舜的，他说，舜既然能用德行治好天下，为什么在他没有得到禅让的权势之前不能感化他的父亲瞽叟他的后母及兄弟象呢？我也在这里怀疑孔孟之道，既然儒家代代都有人鼓吹道德可以治国，治国根本在于修身，为什么即便德高如孔孟，都感化不了自己的妻子反而闹得要离婚呢？
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说孟子关于他的“人性善”，有“十大论辩”。记得我当时读这样的文章时，也佩服得不得了。但我不是学问多多的学者，有时我更喜欢用直觉与经验。我的直觉是，真的真理只需要一个证明，甚至不需要证明，几何学中“直线最短”就无需证明。连狗都知道循直线跑去抢骨头，而不是弯弯绕地去，如一般有学问无见识的学者。所以，我以为，要批倒孔孟或礼赞孔孟，不需要人山人海的大批判，也不需要学者们的什么“现代化转换”之类的学问和功夫，只要请出孔夫人、孟夫人，让她们谈谈孔圣人孟亚圣如何理家及其效果，即可。《大学》上不是明白地宣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么？即便“内圣”了，“外王”还不是一句空话？
孟子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这一点不比孔子，孔子坚如磐石。最早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后辈好像和孟子有些过节，他对孟子的批评非常的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愤的味道。这与他一贯的公允平实大有径庭。到东汉更有王充，用极为刺眼的《刺孟》来刺他。不过，总体而言，荀子批孟乃学术之争，颇有创见；王充《刺孟》虽然不免强辞夺理，乱刺一通，但他的着眼点仍在寻孟子的逻辑错误与言行矛盾，并还真的找出了一些孟夫子在夸夸其谈时犯下的错误，对我们颇有启发。而后来的一些卫道士们对孟子的批评就不同了，他们批评孟子，不是学术之争；相反，他们对孟子的那一套政治构想是无条件赞同的，他们批评的是孟子的人格。在与君主的关系上，孟子“大丈夫”气太足了，使乐于做妾并做出甜头的他们颇为心烦。比如程颐，他赞孟子“仁义”，赞孟子“养气”，赞孟子“性善”，赞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赞下来，却在另外一处停了下来，瞧来瞧去不顺眼，嗅来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气”—他说对了—“才有英气，便有圭角”—他又说对了，鼻子灵，政治灵敏度高。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颜色是第一位的—“英气甚害事”—害什么事呢？照他的意思，当然是害成圣成贤之事。但我还是戳穿了他说，害成妾成臣之气。我读程朱的文字时总是全身不舒服，不，不是不舒服，简直是活受罪。我不知道明代的读书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还是去做贩夫走卒的好，而决不能去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得读程朱呀！
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颐，照他看来，孟子若去掉英气，磨去圭角，圆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样整日龟缩在一己的养性斋中做所谓的道学，养所谓的心性，对天下汹汹罪恶装聋作哑，以麻木不仁为圣贤气象，以无同情心无良心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圣。成了“圣”么？是成了“妾”吧？那个程朱的道学，我越看越像“妾学”。“妾妇之道”是什么呢？孟子早就说过了，点破了：“以顺为正”！“以顺为正”了，还能有英气么？
我喜欢孟子，乃是相较于程朱们的。就人格而言，我喜欢堂堂正正的刚烈汉子，而讨厌那种百媚千娇的温软小妾。孟子比起程朱，确乎是顶天立地的豪杰、硬汉子，他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使得二程朱熹之流愈显卑弱而孱头，他的粗嗓门发出的是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愈显程朱们的声音如尖细的秋虫之鸣。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恰如夫妻关系。有时文化甚至连妻的地位都没有，而是妾。妻妾很小心地侍奉丈夫，温柔敦厚，即便怨也不能怒，即便哀也不能伤。“夫为妻纲”与“君为臣纲”是并列的，文人一旦做了“臣”，君就是他的纲，而“臣”与“妾”合成一个新词叫“臣妾”。可见做了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员后，便如同做了妾，臣为君所弃，或降职、流放，亦如同美人之失宠，打在冷宫。这一点，连旷代的大英雄，以五十人冲入对方五万人大营活捉叛徒的辛弃疾也不免，他就以汉代失宠于汉武帝的陈皇后陈阿娇比喻自己失意于宋孝宗。我在教学中，每当讲到他这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评语）的《摸鱼儿》词，便心灰意冷。纵使你有万丈雄心，碰到哪怕是像宋孝宗这样的庸碌的君，你不也一变而为温婉又悲凄的小妾？这种文化传统太可怕了。
但在孟子的时代情形还不是这样。至少那时候诸侯多，又没有包办婚姻，更没有“一女不事二夫”之说，所以，可以移情别恋，也可以独身。孟子就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宁做处士（这个“处”也是“处女”的处呢），也不随便入你彀中。他在齐国就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在“不治”中保持“议论”—也就是文化批判的权利、自由与视角，保持文化的独立品格，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妾妇之道也就是为臣之道，他不愿意顺，所以他不臣。他要使自己的自由绰绰而有余地。他还说，“大德者不官不王”，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无牵挂，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
李贽曾倾心赞美齐宣王为“一代圣主”，这个意见我也是同意的。至少从胸襟气度上讲，古往今来，比得上他的还真没见。让一帮人在他身边“不治而议论”，专挑他的不是，他还供给这些人很不错的饭碗、别墅和车辆，宣王大矣哉！
宣王的资质秉赋也很不错，所以他成为孟子最好的对话者。哲学往往就是在智者之间的对话中自然生成。不过像孟子那样盛气凌人，党同伐异，一般人是不愿意和他辩论的。他在稷下学宫就好像没人和他辩。他的“好辩”名声太大，而且一辩就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辩论风度极差，一点也不费尔泼赖。甚至辩不过就骂，比如他骂杨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这种骂法，人们当然对他敬而远之。孟子此时会有独立荒野，拔剑四顾无敌手的寂寞吧。这时齐宣王常派人来请他去聊聊，实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还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王来见他。他先糊弄出一个理论根据，说人受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大，地位高。宣王只占了一条地位高，而我孟子占了两条，二比一，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孟子的朋友景丑就责怪孟子说：“我是常常看见齐王敬重您，而从未见过您何时敬重过齐王。”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反而端起碗吃人酒肉，放下碗骂人爹娘，颐指气使，大大咧咧，如同别人欠了他什么！宣王位尊权重却没有一点蛮横之状，反而恭敬有加，小心翼翼地听从教训，如同犯了错误的学生。这是理想的文人与侯王的关系，也是理想的“道”与“势”的关系。我们算是在孟子那里见着了，就凭孟子让我们开了眼这一点，他也理当受我们三拜。
孟子好骂。他骂杨墨，但他更骂诸侯。他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对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恼火，一则当面骂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这简直是说出了专制君主的共同兽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则背后骂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当时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我以为，在先秦，有五种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种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么？就是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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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鲍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