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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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抵达目的的途径，如同打开锁的钥匙。一把锁可以有多种开法，可以拆开，撬开，最不济的还有砸开，但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讲方法的办法，而不是正当的方法。所以，可以更进一步定义方法，那就是：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正当的手段，是抵达目的的经济路径。这是方法的第一要素。

由此，方法至少应该比目的本身易于实现，如果一种方法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难以达成，比如开锁，如果找到钥匙或者造一把钥匙所花的成本高于砸开它，那么，找钥匙或造钥匙就显然是伪方法。这是伪方法之最常见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愚蠢的方法。

怎样让鸡蛋变熟？回答说，放到开水中去煮，这是正当的方法，但若有人说，要让母鸡直接下熟鸡蛋，这就是伪方法。因为，让母鸡下熟鸡蛋，其难度已大大超过让鸡蛋变熟这一目的。

说起来难为情，咱们的传统文化中常见这种愚蠢的方法。比如，儒家说要治好国家，最好用道德感化。他们举例说，舜用三年时间改善了一个乡村的民风；当他发现另一个乡村民风不好时，又搬过去和他们同住，又用了三年时间，使那里的民风也大大的好转。关于这个方法的愚蠢，韩非早就指出过，他说，舜的寿命有限，而乡村之数无穷，用这种方法决不能治好国家。我想，儒家在这里所提出的治国方法，就比治国本身还难，因为国在理论上是可以治好的，而舜用有限的生命去感化无限的民众则是万无可能的。

如果说，这种道德感化说在古代君主制时代还是一种善良的用心的话，今天如果还这么鼓吹，可能就是故意引开人们的视线，以维护一种糟糕的制度。

方法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方法必须逻辑上先于目的，两者之间呈持续展开的关系。这是方法之第二要素。而伪方法则不然，方法与目的成为包容重叠关系，甚至在逻辑上后于目的，超越了目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狡猾的方法。

那例子，古代有孟子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今天有“人人都像雷锋，则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等等等就是。这种方法之所以狡猾，除了它轻松地避开了真正问题外，还在于，它永远不会错。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它都不会错。所以，它常被狡猾的人所运用。而另一方面，它又极有迷惑性，可以迷惑大众视听，甚至让大众自己惭愧：因为这种方法既然绝对正确，错的只能在那些构成“人人”的大众，大众成了替罪羊。社会风气为什么不好？责任在大众，因为你们没有成为雷锋。责任不在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已经发出了向雷锋学习的号召——制度的问题变成了个人品行的的问题。

更有甚者，有些伪方法还超越了目的。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们要想办法找到火柴，以便点亮蜡烛。这里面就有三层持续关系：用一种方法——找到火柴（目的一）——点亮蜡烛（目的二）。而我们往往会想出这样的方法来：点亮蜡烛，以便找到火柴。这时，我们的“方法”不仅包含了目的（找到了火柴），而且还超越了这个目的——已经点亮了蜡烛。

这种狡猾的“方法”用得最多的也是儒家。逻辑学大师墨子就批评过孔子与叶公的一次对话。《论语·子路》有这样一则：“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墨子就批评孔子：“叶公没有得到应有的回答，孔子也没有回答对方真正要问的问题。难道叶公不知道为政要做到‘近者说，远者来’吗？他是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不把人所不知道的告诉人，反而把人家已经知道的又说一遍。”与此相似的还有《论语·颜渊》中的下面一则：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想，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该是为政的最后目的，而不是方法。说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讲政治、伦理，可以简化为这样一种一望可知的诡辩：“国家太平了国家就太平了”，“人人都像尧舜了道德水平也就提高了”。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大骗局！

一不肖子与老父谈如何发家致富。他提出的方法是，让家里所有成员都能吃五谷屙黄金。老父气得半死。这方法既是愚蠢的方法，又是狡猾的方法。只是它太露骨，所以易于被人识破。而经过文化大师文饰过的，经过政治家鼓吹过的各种伪办法，就可能让一个民族一直鬼打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