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犯罪成本核算

郓城县连续出了晁盖等七人打劫生辰纲和宋江杀死阎婆惜两场大案。可是，晁盖等七人也好，宋江也好，真正的罪犯，一个也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全部逃脱了。最后甚至还都上了梁山，前后任山寨之主，弄得风生水起，人生绚烂之极。

这证明，法律是可以规避的，就看你是否付得起为了逃避法律而必须付出的各类成本：比如用来打点和行贿的钱财，人际关系成本等等。

晁盖付得起这个成本，他有宋江、朱仝、雷横等人情资本。所以，他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按说晁盖一定会像吴用所说，“都打在网里”。这是大案，负责缉捕的何涛非常机警，为了保密，抓白胜时，三更进去，把白胜包头包脸带出来，连夜赶回济州城里来。去郓城县抓晁盖，也是偷偷摸摸，星夜来到郓城县，先把一行公人都藏在客店里，只带一两个跟着，径奔郓城县衙门前来下公文，只恐怕走透了消息。

此时，三阮兄弟已自回石碣村，而晁盖和吴用、刘唐、公孙胜还在晁盖庄上，几个在后园葡萄树下吃酒，何等逍遥，却不知已经大祸临头：白胜已经被捕并已供出他们。何涛行事如此机密，完全可以把他们迅雷不及掩耳打在网里。

但是，百密一疏，却在最后关头，走漏了风声，让他们漏网了。

这个走漏风声的人，就是宋江。

当何涛把宋江当做当案的人，告诉他要抓晁盖的实情后，宋江一听，心里大吃一惊：晁盖是我心腹弟兄，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此时的宋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作为县吏，而且是专办有关狱讼文书的吏员，他的职责是奉公守法，本县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又有上司的责罚，他有责任积极协助、参与抓捕罪犯，为抓捕罪犯出谋划策。

但是，这个犯案的人偏偏是自己的朋友，而且是心腹弟兄！

几乎毫无犹豫，宋江在第一时间里就做出了他的选择：

置国家法度于度外，站在兄弟一边！

接下来，便是宋江“舍着条性命”，“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给晁盖报信，而朱仝、雷横两位都头，在抓捕晁盖的过程里，各怀鬼胎，都要放晁盖，朱仝甚至明为追赶，实为护送，并建议晁盖去梁山泊安身！

晁盖付出的是什么？人情成本！他对吴用等人说：“他（宋江）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弟兄，吴先生不曾得会，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

而这个人情成本，是由银子堆起来的。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结交，有多少银子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从他和雷横之间交往推测一下：刘唐在东溪村被雷横捉住，为救刘唐，晁盖在编造谎言说刘唐是自己外甥的情况下，还给雷横及其手下土兵送了十多两银子！

宋江更付得起这个成本，他有钱。杀惜后，他躲在家里，朱仝找出他，建议他赶紧逃走，他对朱仝说，“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

不仅朱仝、雷横都暗中帮着他，连县令都要出脱他：“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县里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张三处说开。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况且婆娘已死了；张三平常亦受宋江好处；因此也只得罢了。朱同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教他不要去州里告状。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没奈何，只得依允了。朱同又将若干银两教人上州里去使用，文书不要驳将下来。又得知县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这案子也就没下文了。

有人际关系成本、有钱的宋江，最终也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只有底层人物唐牛儿付不起这个成本，他既无现时的银子，又无过去积累的人脉，所以，他就成了替罪羊，几乎是代替宋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公人，把这唐牛儿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且叫取一面枷来钉了，禁在牢里。”最后，这件案子，主犯逃走，毫无干系的唐牛儿却被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

在那样的时代，犯罪不怕，怕的是你付不起犯罪成本。当犯罪可以折合成相应的金钱和人际关系成本的时候，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你付得起这个成本，你就无须在乎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无法无天，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有关系有钱。而守法的，往往是那些无权无势无钱的贫民百姓，他们甚至还要成为替罪羊。

二，法律成为相关人员敛财的方便法门。既有人拿钱买法，相关人员就可以卖法，法律寻租。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

结果是，一件案子，涉及的三方：

受害者，加害者，执法者，

变成了这样的三方：

受害者，付钱者，收钱者。

受害者还在，并冤沉大海。而加害者和执法者都不见了，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付钱者和收钱者，或逍遥法外，或中饱私囊。

法律呢？法律在犯罪者和执法者之间，帮他们核算犯罪成本讨价还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