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期丨今“疫”亦死，举大计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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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流行的政治期中考评测》的文章，该文声称，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对世界各国的的政治制度的一场压力测试，而各国表现不一。
接着，这篇文章梳理了世界各国在疫情中的表现，说中国、越南、新西兰、新加坡等国似乎已经通过了考验，这一点《联合早报》的尺度有点儿开得大了，因为越南现在正被德尔塔打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而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美国等，正承受着严厉的考验，日本在严重的疫情压力之下完成了奥运会的举办，而美国的感染病例激增则导致了特朗普政府的下台。
泰国，靠着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本来就不得人心，这次又没有能够有效管控疫情，导致了反对派和民间的普遍不满。如果说泰国政府还能依靠军事力量，在人民普遍不满的情况下稳住政局的话，马来西亚的政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已经更换了两次政府了，政治斗争和政权分裂，导致疫情更加不可收拾。印尼的总统倒是在疫情期间保住了政权，但是他的支持率也跌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
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我很欣赏，作者指出：政治的混乱和疫情的恶化，在上述国家呈现出互相激化、互相推动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该文还非常大胆且明确地指出，抗疫效果如何，这件事与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无关，当然这个“民主”，我们是要给划上引号的，这是西方话语体系里的“民主”，而非中国话语体系里的“民主”和；《联合早报》说有的“民主”国家做的很差，而有的“专制”国家则做的很好。由此，文章分析，抗击疫情的效果是由官民关系、国家政府的能力，和有效率的领导人决定的。因为高效的领导力可以充分利用行政体制，动员资源用来抗疫。你看吧，这又暴露了《联合早报》这种准西方话语体系的问题，当它们明明在讨论政治的问题时，如果这个问题指向体制弊端了，他们就会引向领导人个人的能力，而规避掉西方“民主”国家本质上有体制问题。
文章说，在疫情期间，东方社会的官民关系和行政体制，有利于疫情，比欧美世界平稳。欧美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亚洲国家，领导力缺失导致社会不堪一击。而中国的动员能力强，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而在拜登上台后，虽然改变了特朗普的政策，疫情有所缓和，但美国仍没有达到有效的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关于这一点，恐怕也是新加坡的报纸一厢情愿了，因为现在美国的疫情，即使在大多数国民都接种了疫苗的情况下，其严酷程度仍远超去年同时期，而且从科学上说，越来越不能断定，新冠疫苗即使真的全员接种，真就绝对可以实现国家的群体免疫，所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现在都没办法了，就几乎在病毒面前躺平任草了。
该文的一个可贵之处是，最后指出彻底战胜疫情需要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为此也需要各国加强领导力，才能有效抗击新冠疫情，实现经济复苏。而美国的小政府大市场已经被证明无法有效抗击疫情，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相反，中国的抗疫成功，有可能促使各国效仿中国的体制。
《联合早报》认为，正像20世纪初的一战、二战引发了国家格局的深刻变革一样。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民粹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又导致了全球贸易保护加剧，这次疫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其具体表现，还有待深入观察。
不过，我觉得，虽然《联合早报》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抗疫成功有可能促使各国效仿中国的体制”，但是仍然没有，或者仍然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本质，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之上的，中国抗击新冠瘟疫之所以成功，手段方法看似复杂，其实又极简单，就是中国的党和政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更看中人民的生命健康，相比之下，一直以世界第一强国自居的美国，在这方面，即使不能排在全球末位，那也是倒数之列。
美国又凭此为全世界做了一个巨大负面的榜样，我们说美国害了世界，即使这里面不算上新冠病毒的起源嫌疑，这个道理也仍然说的通。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刚刚发生在中国网络话语场的一小段看似无足轻重的所谓争论，即《环球时报》总编辑，也是我的好朋友，胡锡进，与另一位自媒体作家李光满，关于“革命”的争论，李光满之前写了一篇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之后胡锡进给回了一篇，《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这是误判和误导》，个中细节及作者观点的正误，我未及认真研究两篇，故在这里无意胡乱评价，但总觉得，李光满太过刻意强调革命发生在中国，而老胡又太过刻意强调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这两个观点都显得偏狭肤浅了。
正像我在去年就多次在《司马平邦说》节目中谈到的那样，虽然那时候什么阿尔法、贝塔、德尔塔、拉姆达和缪变异病毒都还没有出现，但我已经断言，新冠病毒必然会为全人类社会带来一场极为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实，所谓革命的目的，从来都不用太过崇高化，当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不过是因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现在，新冠瘟疫对全人类有史以来建立的最强大国家—-美国，和最强大的国家体系—-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体系，所造成的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新冠病毒这个难题面前，美国和西方，未来看似只有一年年一代代死人死人还是死人下去，根本无解。
而人类历史的无数过往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这“革命”二字就越是到了闪耀登场的时间，当然原因也不必比陈胜、吴广的目的崇高，就是“今疫亦死，举大计亦死”，与其等死，不如革命。
而且，更为便捷的是，在他们的前面，中国已经为全世界打好了一个样儿，中国的安全健康、生机勃勃越来越被全世界所公认，所以，未来谁跟着中国道路走，谁生，谁偏要背离中国道路走，谁死，生死之间的选择，不就是一场革命吗？
所以我说，如李光满和胡锡进两位先生这样，还如此热衷于争论和防范接下来会不会在中国国内发生革命，是既不现实，也无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着眼于，用输出中国抗疫模式的方式，以在全世界引发新一轮的国家政治体系的革命。
我们不但要展开革命，还要展开一场世界革命。
当然，你也不能指望在全世界既有的东西方阵营的大对峙中，如小资知识分子一样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会用一篇两篇文章来揭示出未来那场可能会痛彻、响彻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体系革命的前景，因为新加坡也可能被这场史无前例规模的世界政治革命的洪流裹挟进去，是死是活还在未知。
当然，我们说的这场起点于抗击新冠瘟疫，成因于“今疫亦死，举大计亦死”，而使更多国家树立起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理念为标杆的世界政治革命，它到底会是一场甚至可能彻底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战争，还是一场被放大了N位的横扫全球的中国式改革开放，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就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