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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建龙 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本书所描写的时段也截至这一年。
但本书将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苦难是否是可以避免的？从公元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的中外冲突，之间隔了漫长的三个半世纪。人们常常误认为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已经比中国强大，但事实上，在明代晚期和清代康熙时期，中国由于幅员广阔，足以保持对西方势力的威慑力，直到乾隆时期，中国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又过了半个世纪，西方才利用他们的优势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明代，随着欧洲人来到东南沿海，以广东、福建和浙江为代表的东南地区在贸易的刺激下，产生了经济的大发展，并催生出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工业化现象，特别是在瓷器和丝织品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产品带来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使得明代后期的社会呈现出典型的商品经济特征。
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也在国内产生了一批醉心于西学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人就是徐光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徐光启等人开启的道路能够继续，中国可以花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完成西方的科学革命。一旦开足马力学习西方，中国人的勤劳刻苦会产生强大的动力，迅速缩小双方的差距。
当技术和资金都不成问题时，中国是否有可能抓住这次机会？如果通往科学革命的这条路成立，那么公元1840年时的中国也就会足够强大，可以抵御外来的入侵了。
事实上，这样的道路的确是可能的，在中国的邻居中，泰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在西方势力的夹缝中完成了政治、技术和经济的转型，一直保持着光荣的独立。而日本开国比中国还晚，却在朝野上下的努力下，开足马力完成了工业化和技术化的转型，这都给中国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同时也表明转型的国家并不是必然会遭受到西方入侵。
然而，如果了解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人们又会意识到完成国家转型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无法成为事实。从明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丧失了转型的能力，从而必然导致1840年的结局。
事实上，葡萄牙、英国和俄国人都曾经试图利用外交手段打开中国的国门，却发现毫无用处。最后的军事手段带着很大的非法成分，也是唯一能够让中国开关的方法了。
本书已经提到，从元代开始，中国社会就变得足够保守，丧失了与世界正常交往的能力。明清两朝皇帝变得自大，他们一方面拒绝了一切正常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周围的国家进贡，又以赏赐的手段，用极大的代价将外国人吸引到朝堂之上——他们需要的只是让这些人磕头。
元代之所以成为分水岭，在于蒙古帝国对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蒙古帝国横跨了整个亚洲内陆，西方人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过蒙古人领地，从西欧直达中国，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知识震撼和好奇心，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可是，蒙古帝国作为外来势力对中原的入侵，却让此后的中国变得更加保守。南宋的理学本来就是一种保守的哲学，遇到蒙古入侵之后，整个中国南方排外的风气达到了顶峰，这种风气又经过朱元璋渗入了明朝统治者的血液之中，最后又传给了清朝统治者。
可以说，当西方地理大发现之时，中国人想的却一直是如何保持东方的卓然独立，将一切外来的干扰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这种心态才是地理大发现之后350年中西方此消彼长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再拉长时段，会发现另一个隐藏在人们普通观念之外的事实，这个事实也在本书中数次强调，那就是：现代人往往认为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换个角度你也会发现，中国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国家之一。
在发现美洲之前，欧亚非大陆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中国的核心区域是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关中平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两湖盆地和赣江谷地，这些平地是完全连通在一起的，它们如此广袤又彼此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型国家。在欧亚非大陆上其他地区，那些国家的区域大都支离破碎，没有统一的基础。
更难得的是，如此庞大的疆域在周边又受到了完整的山脉和海洋的保护，任何外部民族想要进攻这些平地，都必须翻越巨大的山脉或是跨越海洋才能到达。而北部中国的游牧民族，又受限于浩大的长城屏障。因此，中国的疆域相对而言对外是易守难攻。一个王朝只要用适量的军队就可以保证如此巨大的国家的安全，这使得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建立起来，并维持足够长的和平与稳定，就必然产生一个令世界感到羡慕的盛世时期。
在秦统一之后的2000年历史中，中国的大部分历史都是统一、和平和繁荣的历史，与之对照，不管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分裂的，即便在某个时间段拥有辉煌的文明，但放在2000年之中，大部分时期却不得不忍受分裂带来的混乱。
但是，最幸运之地也有不幸，正因为地理条件过于优厚，也出现了两个缺陷：
第一，地理条件总是相互作用的，外来民族不容易打进来，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不容易出去。于是，新疆西部成了中国的天然地理边界，历代王朝最多控制新疆地区，偶尔有王朝控制了再往西的费尔干纳谷地和伊塞克湖盆地，但这两个地方都无法长期固守，只要盛世一过，就会收缩防线回到新疆境内。
这主要是由于中原王朝的兵力大都受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大沙漠的阻隔，无法保证在新疆以西的人员、物资补给。
此外，在北方，中原王朝很难突破大漠，只有元代、清代这样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所建的朝代是例外。
在南方，由于海岛的限制，中国的船只很难突破东南亚的两个海峡，于是将马六甲以西的海洋让给了印度人和波斯人。
第二，优厚的条件养成了中国人保守、缺乏好奇心的性格。
在历代王朝，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探索外在世界，而是守住已有的江山。他们缺乏对外部的好奇心。在2000年时间里，中国人只有少数时期选择了对外探索，大部分时间要么在政治中钩心斗角，要么不断地探索内心世界，与外界断了联系。
这种保守心态使得中国产生了特有的王朝循环，但每一个朝代与之前的王朝都是大同小异，缺乏经济和技术进步。
也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保守性，使得每一次外来的冲击，都让社会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虽然足够幸运，但是在以统一王朝为主流的历史中也有几次大的中断，以及外族入侵。每一次历史中断或者入侵都会给后来的社会造成持续的影响。
最早的例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末年的战乱，让南朝变成了一个文化上保守的王朝序列。但这一次，中国却足够幸运，因为最终统一了中国的是从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中诞生的“北魏—隋—唐”序列。作为这个序列开创者的北魏王朝实际上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鲜卑人保持着足够开放的心态，并乐于接受汉人的文化，这种杂交性造成这个王朝序列抛弃了汉人的保守特征，建立了一个具有世界精神的王朝序列。更幸运的是，鲜卑人完成了如此重要的使命之后，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了中国人的一部分，这导致汉文化群体慨然接受了北魏王朝的所有遗产。
唐代，中国的世界性达到了顶峰。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看到，即便唐代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开放，但和同时代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相比，依然是保守的、封闭的。
中国最不幸的王朝更迭来自宋代，宋代本来继承了唐代的开放性，又保留了更多的中华特色，在平等的贸易体系下和海外打交道。然而，由于异族入侵，北宋和南宋的两次灭国过于悲惨，使得中国文化中排外的一面成为了主导，这就是明代形成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频发的原因。
正是因为明代民族主义的爆发，使得明清成了中国最保守的时期，不幸的是，这个时期也是西方世界最开放的时期。
到了清代末年，由于清朝也是一个外来政权，随着中国人推翻了清朝，很有可能复制明代在赶走蒙古之后的一幕，迅速进入下一轮的闭关锁国。
但幸运的是，此刻已经是西方技术和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刻。仅仅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朝，只有借助西方技术和政治，才能获得成功。所以，赶走清朝的政权是受到西方观念武装的人建立的，于是在政治上，他们向现代国家理论靠拢，在民族思想上放弃了一味的汉人政权，而是强调五族共和与民族团结，在技术上则更采取了激进式的学习态度。
这种幸运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不管是民国，还是后来取代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建国理论都是世界性的，更强调借鉴世界的先进经验，而不是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政权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开放的好处，融入世界的尝试带来了累累硕果。
然而，在这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我们的政权基础是开放式的，但近2000年的封闭传统还是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于是，随着经济的好转和盛世的到来，在改革开放之外，另一股思潮——民族主义也随之到来，这一思潮重新拾起了民族情绪的武器，不断强调2000年的伟大与光荣，而实际上却可能孕育出另一次封闭的种子。这颗种子是否会在未来生根发芽，目前来说还是不确定的。如果开放取得了更大的成果，足以抵御民族情绪对于人们的诱惑，那么我们就度过了危险期。如果此刻不幸发生一次外来冲击，又激发起了人们心底隐藏着的那种骄傲，就有可能产生另一次保守和封闭。
我们可能暂时无法看透未来的走向，但我们需要保持一份警惕心，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开放之果。
在最后，我们回顾一本一百多年前写的小说。在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已经跌到了谷底，许多志士仁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未来将往何处去，他们中有的人选择了变法图强，有的人倾心于革命。但还有一派，我们可以称为坚信派，他们虽然不知道手段何在，却坚信在未来有一天中国依然能够统领全球，号令世界上各个国家特别是白种人的国家。
一本现代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说就代表了这种理想。这是一位叫作碧荷馆主人的作者写的一部叫作《新纪元》的小说，憧憬了一百年后，也就是公元1999年时的世界秩序和战争。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一年到达了20年后，不妨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人是如何设想1999年的。
作者描写1999年的中国有10亿人口，250万常备军，加上后备军共600万人。
在西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是特殊的，它就是匈牙利。匈牙利自称为匈人（也就是西匈奴人）的后代，因此可以视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合体，受到了西方的排挤。西方开会之后，匈牙利国家内部的白种人造了反，并向西方求援，当西方白种人国家决定干涉匈牙利时，匈牙利的黄种人向中国求援，于是中国介入了这场冲突，派出了远征军。
在战争中，以西方白人世界为一方，中国领导的亚非拉国家为另一方，甚至在澳洲和美洲，也都有华人建立的共和国存在了。
远征军的首领叫作黄之盛，是一个科技主义的信徒。在他的斡旋下，中国的盟友埃及和土耳其封锁了苏伊士运河，而美洲的华人共和国抢占了巴拿马运河，形成了对西方的封锁。但西方舰队也在斯里兰卡到越南之间的海域封锁了通道，使得中国的救兵无法乘船前往欧洲救援匈牙利。
之后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离奇。首先，黄之盛通晓各种科技，从电气到光学再到毒气和低温技术，制造了诸如潜艇、飞行器等先进的武器系统。然而，作者的铺陈下，读者始终感觉是在《封神榜》的圈子中打转。每当遇到险情，在科技的外衣下就会有一种威力巨大的法宝出现，将中国军队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如果读者仔细思考，才会发现问题的实质：虽然这本小说的作者口口声声信奉科技，但它只是将科技作为幌子，骨子里却依然是《封神榜》的底色。作者关心的不是科技原理，而是讲述离奇的幻想故事让读者感到心满意足。他所谓的高科技武器，和姜子牙借来的各种法宝一样，都不遵循事实上的物理规律，只服从于作者的想象力。
故事的结局是中国军队一路推进，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大败欧洲军队，逼迫对方缔结城下之盟，将一百年前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给了欧洲。
本书之所以以这个故事作为结束，是为了提醒读者，由于2000年帝国体系的影响，始终有一些人认为，与世界相处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世界臣服。从汉代开始的大一统和集权主义，让人们很难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拒绝以平等的身份融入世界。即便清末社会已经衰微到了极致，人们不得不去学习西方技术，但学习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战胜他们。
在这种思潮下，中国的民族主义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次泛滥。在泛滥时期，虽然科技和社会实力还不足以与世界为敌，但人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太想获得尊敬，但采取的行动却是以伤害好不容易建立的开放态势为代价的。每一次这种泛滥都会造成一次严重的社会退化，将之前的社会积累消耗殆尽，中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新开始新一轮循环。
如今，又经过了上百年的颠簸，我们似乎已经走出了这样的循环，但依然不断有类似于这篇小说的呼声杂音泛起，希望将中国拉回到这部小说中所设想的结局，去医治那数百年技不如人的心灵创伤。
但幸运的是，至少现在的主流人群依然能够意识到，即便公元1999年过去已经20余年了，我们依然离不开世界，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共处的伙伴。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不是为了重建过去那过时的秩序观，而是为了让每个人过得更加幸福和富足。
随着中国的发展，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一次经历民族情绪的泛滥，那可能导致我们再一次丧失掉最佳的融入世界的机会。
如今，随着COVID-2019病毒的肆虐，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时，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中国依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技术水平还很欠缺，并且，即便我们更加强大，还是需要学会与世界共处。能否和平融入世界，是决定我们能否走出治乱循环的关键要素之一。
【内容简介】
两千多年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自成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和中华文明富有韧性的延续性。但自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层出不穷的使者、僧侣、商人怀着不同的使命和目的，从中国出发，或穿越西部高山戈壁，或远渡重洋，一路向西探索中土以外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带回来的物质和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丝绸之路由此诞生。
这是一部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两千年的文明交流史，也是一部中国视角下的丝绸之路形成、兴盛、演变和衰弱的宏大历史。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史料挖掘，以生动通俗的文字，还原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外交家、僧人、探险家等的传奇经历。西汉时期，张骞作为使者向西沟通大月氏和乌孙合击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唐朝时期，玄奘远赴印度取经；进入宋朝，东南海上贸易贸易兴盛，瓷器、丝绸远销海外；明清时期，伴随着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丝绸之路逐渐衰弱。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的征服之路、信仰之路、贸易之路和帝国之路，在当下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决定着人类文明走向的未来之路。
本文选编《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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