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爸禁毒日谈高房价：必须戒除土地财政的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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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源自180年前中国人的一场灾难，那就是鸦片的泛滥，在1839年左右，大约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也就是200人中有一个瘾君子。

 

有人可能觉得人数似乎不多，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趋势，增长太快了。到1880年的时候，瘾君子高达1000万人，更可怕的这些人都是青壮年。

正如林则徐振聋发聩的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句话最终打动了道光，于是道光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共两万多箱约一千多吨的鸦片，一直到6月25日销完。

 

1987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把虎门销烟的翌日，也就是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这说明国际社会都对林则徐的历史壮举肃然起敬。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任何毒品面前不要相信自己的毅力，更不要尝试第一口；第二，社会复杂，交友一定要慎重，避免被人陷害而误入歧途。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向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警种之一——缉毒警察致敬，他们每次执行任务，都是出生入死，都将生命托付给未知，他们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

 

 

毒品为什么难戒？因为吸毒能成瘾；为什么毒品能成瘾？因为让人产生“渴望、快乐、愉悦、满足”的“快乐素”——多巴胺、内啡肽来得太容易了。

 

这种快乐素让我们激情澎湃，自信阳光，积极向上，愿意交流，心甘情愿地去努力奋斗，因为我们渴望获得成功的快感，也就是成功之后的那种幸福快乐；如果不努力，则有可能会陷入焦虑。

 

跑步这种枯燥的事，为啥有人乐此不疲，就是因为跑步也能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让人克服了枯燥，甚至跑出了快感。跑完一万米出一身透汗，的确让人心旷神怡，心情爽朗。

 

然而毒品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游戏规则。原本运动一小时才能获得的剂量，一剂毒品下去立刻获得了千倍万倍。有了这种廉价的快感获得方式，正常途径就不再有效。

 

然而这种廉价的背后却是昂贵的代价——灵魂变恶魔，财富被消灭，亲情被出卖，最后身体被掏空。

 

更可怕的是，每个吸毒者都知道这样的后果，每次吸毒之前都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明天开始戒毒，然而到了明天，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

 

因此我们警惕毒品，其实就是警惕过于“廉价”的快乐。同样，对于地方政府，也要警惕过于“廉价”的财富，比如土地财政。

 

其实中国的体制，整体上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比如我们每个市长和县长，都如同一个城市的CEO，管理着这个市县，为了当地发展忙着搞建设，忙着跑项目，忙着招商引资。

 

如果干得好，政绩突出，则可能被提拔重用，这本来是一种正向激励。但是什么算政绩突出呢？直观一点的无非是GDP快速增长，一些大工程让当地面貌天翻地覆。

 

我相信大部分市长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都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都相当好一个百姓称颂的父母官。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干好了有成就感，可以增加身体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同时还能升迁。就好比我们刚上初中、刚上高中、刚上大学、刚入职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一样。

 

然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或者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真到那个位置了发现困难重重，到处都需要钱，这些钱哪儿来？这就涉及了地方的财政来源问题。

 

大家肯定都知道，政府的收入主要靠税收。具体怎么收，新中国也是摸索前进的，最开始财政制度是统收统支，统一收到中央之后，地方出计划上边核拨，地方的收和支不挂钩。

 

统收统支，就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的压岁钱，我们收了然后交给爸妈，用钱买玩具还要看爸妈脸色。最后决定当个乖宝宝不买玩具了，买书总行了吧，最后爸爸说买酒喝掉了。

 

这种制度的弊端大家也知道，自己收多收少一个样，反正都得交上去，所以也没了积极性。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窍门，没钱了就到小卖铺赊账，然后老板会找我爸要账。

 

所以国有企业不但没积极性，反倒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弄多大个窟窿都没问题，反正这有人来填。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影响，从1980年开始，中国对广东福建两省在财政方面实行“大包干”，甚至连关税都留给广东了。

 

也就是说地方只要每年固定上交多少收入，多出来的归地方支配。“交够中央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最初效果很不错，各级政府都很积极，地方经济发展很迅速。

 

但是时间一长，新问题又来了。沿海地区富得流油，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穷得叮当响。而且地方政府总是有隐瞒收入的强烈动机，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

 

中央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和协调能力变得很弱。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9%下降到了1992年的12%；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从40%降到了15%。

 

有钱能使鬼推磨，相反，没钱也就没人听你的。上边的改革方案很容易遭到地方的阻挠，让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所以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到年底，上边的领导就要到上海广东等几个富裕地区去慰问，但其实也是催粮催款，请这些地方多交一点儿。

 

那时候的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年年亏空，当财政部长也是个苦差事。然而雪上加霜的是1991年贵州大旱，中央却没钱拨款。

 

所以当年的财政部长王丙乾迫于无奈，厚着脸皮直接向富裕省份“逼捐”，从1000万到一个亿不等，然而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长却当场反目，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

 

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一开就是半个多月，甚至20多天，会上不是财税总结，而是变成了因领年度任务而讨价还价、争执不下的谈判会。

 

几乎所有省份对税收指标都有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1992年财长部长换人，新部长接过账本后，泪好悬没下来了，他说：老兄，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累积赤字1000亿元。

 

 

中央财政非常困难，财长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副总理借钱，结果副总理没有借，大意是不是不借，因为这不是个办法，这样下去到不了2000年必崩！不改革不行了。

 

一方面，中央财政困难，全国性的项目没办法开展，包括跨区域交通建设，国防项目，科研项目等等；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财力充足的经济诸侯，导致政令不通。

 

因此，必须想一个根本之策。而他这根本之策就是废除财政大包干，实行分税制，也就是把各级税收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当时把占财政收入大头的大税种比如增值税、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税种（金融、铁路、石油等），带有政策调控作用的税种关税、消费税等，化为中央税，上缴中央财政。

 

分税制不是中国独创，发达国家也都是分税制。这个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力顿时大增，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操盘全国，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避免了地区间的贫富悬殊过大。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到1997年就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了，没有分税制西部大开发想都别想。通过分税制，军费也开始大幅增加，同时也有钱补贴农业了，甚至有钱申办奥运会了。

 

总之，分税制改革在当时势在必行，加强了中央的财力，有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还增加了中央的权威。

 

以前逢年过节上边的领导要到沿海去催粮收款，现在形势逆转，地方不得不“跑部钱进”，争取上边的投资，争取国家的项目，一到逢年过节北京就堵成翔了。

 

但也有弊端，大头被中央拿去了，地方不得不开源节流，计划生育罚款那可是真抓实干，各种税外的地方行政收费多如牛毛，乱摊派成风。

 

这些不太透明的收费又成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温床。更重要的，某些地方政府开始把开源对象瞄准到了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上。

 

1993年，大连当时的市长叫敏感词，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经营城市”，他明确指出，城市本身就是国有资产，是值钱的，并且可以通过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来挣钱，使城市增值。

 

他还强调，市政府作为经营城市的主体要善于经营土地，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自然资源就会变成城市建设的财源。说白了就是土地财政，大力发展房地产。

 

他说到做到，大连成为中国最早搞房地产的几个城市之一。期间他大力拆违章建筑，往市外迁厂子，迁老旧住宅，当时别的城市甚至全国人都还没这个意识。

 

有了土地财政支持，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大连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典型的计划经济城市中脱颖而出，率先转型成为一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大大小小80多个广场。

 

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土地财政也是一样，不能一棍子打死，他通过在大连搞房地产改善了投资和居住环境，引来了不少大项目，同时老百姓拿到的拆迁补偿真是不少。

 

坏处是大连地价在他的任期内增长了5倍，同时也给全国带了个坏头，因为土地财政来钱太快了，而且大部分都归地方支配，全国大部分城市都走上了大连模式的路子。

 

土地财政不仅仅包括土地出让金，还包括房地产公司卖房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都地方支配。而且开发周期短，来钱超级快，地方政府终于抓到一棵摇钱树。

 

地方政府有钱了，则可以大搞投资、大搞基建，比如2017年全国有43个城市大建地铁，年投资3000多亿，已经开通运营的总里程高达4642公里。

 

 

要知道地铁一公里造价6~9亿，有的甚至十几亿，一条路线下来就得200来亿，对于普通人来说肯定都是天文数字，但是市政府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地铁从规划开始，地铁沿线周边地价就开始飙升。比如2016年3月24日，合肥进行了一次土地拍卖，一亩地2400万，一块地就拍出了76.89亿，半条地铁线的钱就出来了……

 

 

对市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零本万利的事情。投资拉动了GDP，大型工程增加了农民工收入，改善了城市面貌，方便了群众出行，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问题是还有人买单。

 

谁来买单呢？当然是买房的老百姓了。合肥的房价飙涨，一不小心成为当年的领涨冠军。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师弟，混得挺不错的，两三年就攒了50万块钱，2015年底他通过QQ让我帮他在合肥看房，说他实在扛不住北京的房价，打算回合肥发展。

 

我说不错，50万刚好够付首付，而且可以买到理想的地段，我很快帮他找到了不错的房源，让他回来办手续，结果他说春节过年回家再说。

 

结果他这一步踏空成千古恨，仅仅过了一个春节，合肥一房难求，每平方一口气涨了几千块，平均涨幅高达40%，好多楼盘突破两万，买房需要找人。

 

政府限价对开发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会绑定车位，买房必须买车位，一个车位可能高达50万……

 

 

几家欢乐几家忧。房价的疯涨让社会人心惶惶，干啥都不如炒房。我分明记得2002年大学课堂上，一位老师纠结于单价1500和1700的房子，现在后边加了个零还得住远郊。

 

一旦干啥都不如炒房的观念被全民所接受，那么对于国民经济更不健康，因为这成了理财产品的硬通货，所以老百姓只会倾尽全力、外加杠杆把资金投入到房产上。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扎心的卖房广告。

 

 

每个家庭头上都背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贷款，所以房地产绑架了全民，全民又绑架了银行，最终让土地财政绑架了中国经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隐患。

绑架有多深呢？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17.2万亿元，其中跟土地有关的税收高达1.7万亿，此外还有土地出让金高达5.2万亿。也就是土地财政收入高达6.9亿，占总收入的29.5%。

 

我在想，如果土地财政能拿出一万亿搞科研，拿出一万亿搞教育，再拿出一万亿搞芯片，必然攻无不克。不过这样的话，地方政府肯定也没积极性搞房地产了……

 

土地财政贻害无穷，无关贸易战，事关民族的未来。看完你就懂：美国最近为啥处处与中国为难？问题就在这儿，其实这个道理市长们比我懂，但是正如毒瘾的诱惑，土地财政来钱实在太快，有钱就等于有政绩。

 

所以我们的房价遏制了十年，也疯涨了十年，但是真的不能再涨下去了。就如同1993年朱老总说，再这样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得崩！我们现在也必须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但是我不能害人，我提醒大家，这个可能只是蛋总的一厢情愿，因为毒瘾难戒你是知道的，所以这篇文章不能成为大家买房卖房的依据。

 

但是再难戒也得戒，成功戒毒的不仅有张学良，还有奥巴马。从根上看，必须把土地财政的问题解决掉，同时还得不能让地方经济崩溃。

 

房产税倒是一剂猛药，虽然阻力很大，但是势在必行。我估计最近这一波四五线城市的涨价搞不好跟房产税有关，韭菜长高了才好割，不然地方财政要破产。

 

要注意的是房产税立法必须考虑长远。为了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了鼓励赡养老人和多生孩子，父母名下没有房产的要进行照顾，生过二胎三胎的，要实行退税……

 

同时，我希望房产税设立专款专用的部分，一部分用于教育，一部分用于芯片，一部分用于科研，一部分用于航母。

 

房价不能再长了，戒除土地财政的毒瘾，势在必行。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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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超级学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