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是怎么来的？

    在“摆平印度——印度不可思议到什么程度”一文中，我谈到了不可思议的印度时间，以及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中国速度与24节气的关系等。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这些分析，依然不能完全理解今天的中国速度是怎么来的。我一向也不赞同一遇到今天现实问题，就拿历史上的案例或因素来解释，好像今天的现实就完全是历史重复似的。 

    仅仅要谈时间观念的话，其实中国人并不算最强的，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德国人的时间观念。如果仅仅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因素作用的话，它影响的精度应当是以天为单位。而与德国人约定什么时间见面或开会，真的是以秒来计算，而且确实普遍如此。这样的时间观念形成不可能是农业文明或天气影响，而只可能是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采用多年跟踪调查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现代工业环境对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使人们思想逐步转向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只是建国后才开始，而且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工业化是40年前改革开放后才普及的，中国人并没有经历太长工业化的过程。为什么那些已经工业化了200多年的欧美国家做事情的速度还是不像中国这么快呢？

    与今天我们印象不同，就在中国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时，报纸上经常批评的是“官僚主义”，做事情经常是“研究、研究”，做一个项目审批是要盖几百个公章，这类问题直到今天李克强总理任上还在不断解决。当年国外投资商来中国谈项目，习惯性的做法是把报告交给中国方面，进行第一轮接触后，就去各地旅游去了，等玩了1、2个星期回来，可能才会有回音。中国速度，也是在不断地改革和行为方式转变中逐步达到今天这种超凡脱俗地步的。

    但是，其他很多国家也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为什么只有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了这么快的做事方式呢？ 

     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共产党的军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起，就长期面临着严重的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严重落后于对手的问题。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之所能够在这种长期实力对比极为不利条件下最终取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贯穿整个军事思想的军队基础素养，是通过军队高度的机动，快速准确地把握战机去实现其他所有战略战术。这要求军队具备异常迅速的行军能力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事实上这是把军人的行动能力发挥到了人类生理极限的程度。典型的战例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红军日夜不停地快速机动行军，以至于很多军官和士兵都受不了。强渡大渡河等战役中，为跑过对手，很多红军战士前后手牵手夜间行军，以至于睡着了还在跑，有些不小心掉到山崖下牺牲了。无数次战役中，为争抢制高点山头拼命爬山，能比对手早仅仅几分钟抢占山头，就能形成天壤之别的差异——“从山头上往下打”和“冒着枪林弹雨往上爬”是完全不同的难易程度。孟良崮战役中，担任阻击黄百韬25师任务的华东野战军6纵16师48团3营9连从黄崖山东坡向上爬，仅仅比从西坡向上爬的25师军队早1分钟占领山头，就此决定了阻击战完全不同的结果。尽管不能说晚上山头就一定不能取胜，但毫无疑问牺牲会大得多，而且最后战局很难说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很多我们今天说起来兴奋不已、甚至轻松自如的战争，往往都是这种分毫之间的速度差异，决定了天壤之别的最终结果。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

油画：《飞夺泸定桥》  刘国枢 作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首先就是要召之即来。美军主要是靠武器和机械化车辆实现机动能力的，但共产党的军队当年竟然在很多时候是用双脚跑过了汽车轮子。当然，那时候的道路的确也不怎么样，尤其是山路。

    这样一支把人类行动能力挖掘到生理极限的军队，其将帅在建国后大量成为各级行政领导人，相应的作风延续下来就是很自然的。虽然建设与战争非常不同，进入和平时期的政府部门难免官僚化也会导致效率的衰退，但确实碰到什么动真格的事情，那种把行动能力发挥到人类生理极限的快速作风还是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军队的执行力本来就是一切人类组织中最高之列的，中国军队在长期敌强我弱恶劣条件下锻造出的极限执行力又是各国军队中最高之列。 

    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错失一年又一年的机遇和时间。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相当多是见过国外情况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早期留欧归国领导者见过当年的巴黎，那时的巴黎建设得就已经与今天差不多了。毛泽东等去过苏联莫斯科的领导人和学者，见识过老大哥当年辉煌的莫斯科城市。建国后从美国等归国的学者，还有从日本归国的学者，他们都见识当年别人的现代化和辉煌。可以想见，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们看到别人那么发达富裕，而回到自己的国家是如此地落后，他们心底里会是什么样的精神压力。

    现在中国的城市先进程度已经很少国家能比得上了，客观地说，纽约曼哈顿与上海金融中心和北京长安街相比不止是可以用“不过如此”来表达，甚至已经让很多来中国的非洲朋友们都搞不清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才是欠发达国家，谁是发达国家了。但即使如此，就在最近几年我到美国很多地方后，面对美国城市边缘、郊区和乡村美到令人窒息的环境，依然可以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精英们心底里的压力会是何等之烈。

    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使中国早日强盛起来，是整个中国社会深入骨髓的梦想。但是，具体用什么方法实现这种梦想，则不是一个清晰容易的事情。因此就该明白当年在“赶英超美”口号下产生的大跃进是怎么来的了。后人不要简单地去指责当年的中国人怎么会干出那么荒谬的事情，好像自己是神仙一样。其实放在当时环境下，难道是毛泽东一个人心情那么急迫吗？邓小平在世时就说不愿意写自传，并客观地提到当年的很多错误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一次次失败和挫折更加令人郁闷，这种积压的追赶心情肯定还得有机会释放出来。只是越来越从实践中学会了更多科学发展的规律，能够更自如地调节发展的节奏。但是，如果因为一些认识错误放慢发展进程，甚至有倒退迹象时，那种紧迫的力量还是会压抑不住地爆发出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就清晰地表明这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甚至在国贸楼顶上公开放出难以致信的狠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和改善人民生活是要被打倒的。临离开深圳时，邓公还要回过头来对深圳市领导叮嘱一番：你们要再快一点。

    当年在深圳工作时，每到2月19日邓小平忌日，只要在深圳有机会，我都会和太太一起去标志性的深南大道北、荔枝公园东南口邓小平像前看看他老人家。每到这一天都会有很多深圳人自发地去这里献花，此时自然会有些人在旁边拍照，但无论拍照者出于什么目的，这些献花的人大多会摆手示意不让拍，以免自己情感的自然留露成为一种不自然的宣传。有时还未走到他的像前，我就已经情难自抑、泪如雨下。这不是对邓公一个人的纪念，而是在他身上集结了无数老一代人厚重的情结。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报纸登载92南方谈话，邓小平曾站在皇岗口岸静静眺望南方的香港足有十几分钟，并发下誓愿在香港回归后要去自己的国土上走一走，看一看，以宣泄一下他们这一代人积压了一生亲眼目睹中国贫弱、落后、挨打的郁闷。但是就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不到半年他就走了，还是留下终身的一个遗憾。

     这种浓重的追赶情结并不是某一些中国人，而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的情感。但无论任何时候，客观的科学规律是最终决定一切努力是否有好结果的约束条件。1992年与1958年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人已经明白了很多发展的科学道理。92年南方谈话之后那几年中国经济真得像疯了一样，增长率高得吓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经济过热问题，不过总体上还是成果远大于问题。

    当年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惊动全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断提升着中国企业的工作节奏。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把人看作纯经济的动物，但是很多中国企业员工和企业家们的工作节奏是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性来解释的。“床垫文化”典型地反应了中国企业是如何将人类一切生理潜能都挖掘到极限，以办公室为家，恨不能吃饭的时候都在干活。我在中兴工作时，五一假期，十一假期，春节直到大年三十前一天都是公司管理层会议的时间。晚上、周末加班加点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如果理性经济人假设就足以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就难以理解企业文化建设为什么要设定超越于金钱的“使命”和“愿景”。只有具备使命感的企业，才会最有机会获得最佳的成功。无论早期中国企业是否懂得和有效进行文化建设，追赶情结都成功地承担了中国企业真实的“使命”和“愿景”的角色。这可以解释那些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动力不如中国的关键原因之一。内在的追赶情结，使大量中国企业天然地具备了强大的使命感，那比一切贴在墙上、写在手册上抽象的使命概念起到的实质作用要大得多。这种工作节奏倒也不是中国独有，日本和韩国等也是类似的，并且也的确为日本和韩国的崛起起到巨大作用。但如果这种加班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晚上回家早了会被家人和同事看不起，这并不会真切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汽车能否跑得更快，无非取决于以下不同的方面：

• 动力是否更强劲。

• 跑得时间是否更多。

• 传动机构是否更平顺。

• 路面是否更平整。

    中国这辆车跑得更快，并不是路比别人更平整，也不是传动机构比别人更平顺，的确是动力远远比别人更强劲，跑得时间远远比别人更多。如果压根儿就不想跑，油箱里根本就没油，那车再好、路再顺也是没用的。

     在我关于印度的系列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在此前中国人提到印度大多是以嘲讽的态度看待，我客观提到了印度一些值得中国学习之处，很多人就受不了。这令人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对这个特定问题认识的科学与否，而是中国是否还会长期继承自己成功的最宝贵经验。邓小平留给中国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有很多，其中最值得中国长久保持的财富之一是超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如果中国人只是在追赶情结重压下拼尽一切精力和时间，还是不能实现有效崛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国如何实现振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如何去做并没有现成的教程。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放下身段，敞开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经验。我们今天的媒体整天都可以看见中国又在什么领域超越美国和日本了，但是否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开始和产生的呢？

    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已经忘了，但真心希望中国人能永远记住：40年前，当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曾经有一个时期，每一个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无论走到哪个国家，无论对方发达还是落后，富裕还是贫穷，国家是大还是小，刚一走下悬梯，面对前来迎接的主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那时的中国研究人员满世界寻找解决问题的参考模式。今天我们可能会很诧异，最初拿来作为中国改革参考的是匈牙利的改革案例。这种学习不仅仅是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向自己国民的创造学习。我们不仅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学习当年被看作敌人的西方国家的经验。

    我们不要简单陶醉于今天中国的大量成就，它们都是在超学习心态指引下获得的。何谓“超学习”？就是能够超越一切发达与欠发达，超越一切意识形态，超越一切敌我，超越一切民族文化界限，超越一切贫富，超越国家大小……只要有可取之处都先拿来参考研究。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超学习并不是把别人的东西直接拿来就用，而是取其所需。到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超学习掌握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科技领域。但是，在有人领路情况下，与前面已经没人领路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很快将面临全新的发展挑战。这时候更需要我们挖掘一切原来看不到，或不容易看到的，却正是中国未来发展缺乏的东西。

    有人认为印度在世界上排名远在中国之后，向第一名学习还说得出口，为什么要向排在中国后面的人学习？安徽的小岗村到现在也说不上能排到第几名，但他们当年的承包制却成功打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第一名才可学，那么当中国成为第一名之后又该当如何呢？

    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而后被人打到那么惨的地步才开始觉醒。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经历过这样轮回的国家：曾经是世界第一，近代落后到接近被开除球籍、亡国灭种的地步，现在又将重新登顶世界第一。我们最有条件去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才能不去重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即使最差情况，未来登顶之后又不再是第一，也不要再落入接近灭亡的境地。已经这么惨重地错了一次，难道还需要再错一次才能明白相应的道理吗？我们可以更有条件冷眼观察更多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进程，那些当年曾坐在一起瓜分地球的强权，是如何一步步沦落成今天濒临破产的“欧猪国家”。当中国已经清晰地展现出超越美国态势的时候，竟然出现《历史的终结》论点，认为不仅美国经济科技军事永远世界第一，而且其模式是人类社会最终极的理想。直到今天美国也没深入思考一下，中国速度是为什么？中国奇迹是为什么？美国几乎无人深入思考今天的中国有任何值得美国学习之处，而还是在令人不可思议地顽固认为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是。

    当一个国家落后的时候学习是容易的，但当自己称雄世界的时侯，人类天性的弱点和狂傲就会完全蒙住人们的双眼。如果我们连在经济发展也算比较亮眼的印度身上都找不出任何值得学习之处，以及潜在的对中国的真正威胁，那不是在准备民族复兴和登顶世界第一，而是在准备重新让自己变成睡狮。中国现在还没成世界第一时如果都已经变成这样，那成了第一之后不是会更加变本加历吗？中国梦不是让中国人重新睡着，而是将梦想变成长久的现实。

     科学已经带领人类成功地战胜了自然，而今所需要的是引领人类战胜自己。

     我们不要满足于今天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而是要不断意识到它的约束，并且持续寻找突破的路径。请参阅下一篇文章：中国速度的约束和超越。

作者简介

汪 涛

独立学者，天使投资人，多家孵化器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者，

现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投资总裁。

 

著 作：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即将出版）

《纯电动拯救世界》（即将重新出版）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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