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人口工作应转向以人口极限研究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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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口工作应转向以人口极限研究为核心
汪涛
如果以著名的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算起，中国严格的一胎制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到现在已经整整35年。对一胎制的计划生育策略建议，《公开信》中是这样表述的：“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也就是说，这个建议设想的执行一胎制的时间期限是从最初20年（1980至2000年）到30年（2010年）相对严格，最长也就是30（2010年）到40年（2020年）。对于调整这个政策的时间点，《公开信》中同样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这几年采取的单独二胎和放开二胎等政策调整步骤，可以说大体上是符合《公开信》中早就设定的计划，并且根据当前的实际人口形势在进行。今天中国已经超过13.7亿的实际人口总量，也大致是在当初预计和控制范围。
对于中国确切的人口极限值是多少，所进行的研究远不如人口常规统计学丰富和充实，真正系统进行的研究是1991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百明先生主持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该报告建议中国人口控制上限为16亿，从此这就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结论。对于计划生育工作来说，这事实上是一种粗放式的人口研究模式。因为人口极限值的多少取决于非常多的变量，当这些变量随着科技条件和环境条件等发生变化时，人口极限值会不断发生改变。
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计划生育就是人口越少越好，完全否定计划生育政策，认为人越多越好也显然是不正确的。完备的、科学准确的规律应当如下：
表一 各种人口政策及其适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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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人口数量与人口极限的相对变化关系 |
应当采取的人口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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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鼓励生育和引入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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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主选择，顺其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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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宣传引导不应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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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传加一定程度的人口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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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格的人口限制（一胎政策） |
因此，从最积极地鼓励生育直到最严格地限制生育，都是可能采取的人口政策选项。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人口策略才符合实际，完全取决于人口实际数量及其发展变化趋势与人口极限及其发展变化趋势之间的相对关系。因此，如果没有对人口数量和人口极限两个方面详尽精确的研究，人口政策就会失去基本的科学依据。在35年前，人口增长态势非常明显地超过人口极限，今天的实际结果也证实当年的预计是正确的，这样人口极限值测量和计算的准确性反而不太重要了，这个问题对当初作出正确决策影响并不大，粗放型的人口工作模式问题也不大。但在今天，实际人口总量距离极限值不远，同时增长速度又极大下降，在这种复杂状态下，人口极限值和它的变化状况就要求极其精确地掌握了，否则就很难作出科学和正确的决策。
二、人口学存在的薄弱环节
人口学术界一般认为人口学这门学科是以J.格兰特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为标志。这个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人口统计学所进行的，这也形成了人口学研究的一大传统。但如果将人口学与计划生育联系在一起，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该书是以粮食的算术级数增长与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模型来确定人口存在极限。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开创了人口极限研究的先河。但在直到今天的人口学术界，人口学研究中普遍关注的依然是人口常规发展条件下的人口统计学问题。人口极限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人口极限问题的研究的确远远比人口统计学研究要困难得多。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巨大差异：研究对象的收敛性巨大差异和研究对象案例数据获取难易的巨大差异。
1.研究对象的收敛性巨大差异
人口统计学研究方法是一个纠敛性相对较好的研究传统，其研究对象、研究规范、使用的数学工具都相对比较容易确定，只是取决于对常规发展条件下的人口数量、结构、生育、死亡等要素变化情况。但是，人口极限问题的研究却是高度发散和高度跨学科的。影响人口极限最经典的要素是粮食产量，而这主要是一个与农业生产技术、不同农作物品种的单产量、气侯和地理环境等众多不同学科相关的问题，常规的人口统计学方法反而是基本派用不上用场了。如果要考虑到更多人口极限的影响因素，又会扩展到整个生态，以及工业生产、房地产、交通、城市公共用地等对土地消耗的影响。
对人口极限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逻辑斯蒂方程、土地人口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逻辑斯蒂方程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是与人口统计学密切相关，但土地人口承载力已经完全转向农业、地理和气候研究方向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研究上，作出主要成果的并不是传统的人口学专业研究机构，而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原因所在。生态足迹研究方法面向的专业学科就更广泛了，扩展到整个生态、工农业生产、居民日常生活等极为发散的领域。罗马俱乐部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是将人口极限研究扩展到所有自然资源和对它们的消耗上，这必然深受众多不同科技领域发展对自然资源消耗状况的变化影响。
收敛性差异的另一个体现是研究对象空间范围的收敛性。由于现在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人口统计状态还是人口极限都开始具有全球性。尽管如此，因接纳和输出移民，粮食进出口，跨国生态环境影响等相互之间难易程度的巨大差异，人口统计学研究基本上可基于一国之内进行，但人口极限问题则很可能更多具有全球性。
2. 研究对象案例获取难易的巨大差异
要想研究常规的人口统计学问题，并且验证相应的研究结果，可以很容易获取相应的研究对象数据资料。甚至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实验来进行验证。例如，中国过去虽然严格执行了一胎制的生育政策，但在极少部分地区还是开了一定的口子进行不同人口政策的相应实验。相当多的国家现在每年都在定期进行人口统计，以及隔一定年限就会进行人口普查等。但要研究超过人口极限会产生什么后果，不仅相应的数据难以获得，而且道义上不容许进行这样的实验。这些资料只能通过人口史学研究，以及收集当前如叙利亚等类似超越人口极限导致的人口大崩溃案例来获取。较长历史跨度的人口资料数据获取不仅非常困难，误差也可能较大。并且在超越人口极限时，往往会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崩溃，所有社会正常职能处于完全失效的状态，人口的流动性也极强，此时更不要提去进行当时精确的人口统计工作了。在人口史学研究上，由于中国历史上的记载相对较为丰富和完善，对相应领域的研究相对算是比较好的。
3. 人口极限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尽管人口极限研究非常困难，但却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人口政策事实上是只有将人口统计学研究和人口极限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作出正确决策的，而不能单纯凭人口统计学研究结果来确定。如果缺乏系统、完备和令人信服的人口极限学研究，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这个巨大的缺陷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有利用。
正常的学术研究中存在各种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并且也是有利的，但如果学术研究的重大缺陷成为一种被人为利用的漏洞，则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人口所对应的生育、婴幼儿、老龄化等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学术问题，它深入地涉及到人类最深刻和最脆弱的情感。食物的需求涉及到个体的生存和延续，而情欲、家庭和生育则涉及到人类种群和社会的延续，它们都是人类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欲望。计划生育是基于这两种人类基本需求之间有可能会产生冲突而进行的理性调节。生育习惯甚至涉及宗教和世俗传统文化等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可涉及到生育权和人权角度来讨论。劳动力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目前，社会上的确存在极少数以人口学术研究为名，事实上是以极端宗教狂热方式，从根本上完全否定和全面攻击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以下简称“完全否定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属于“网上言论”等来看待“完全否定论”，如果此事不能引起高度重视，是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
三、“完全否定论”的非科学性
1. “完全否定论”的偏面性
“完全否定论”是一种完全缺乏科学依据的行为，而决不是一种学术研究。但是，因为他们表面上打着学术讨论的旗号，甚至因人口学存在薄弱环节和政府工作中难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在“完全否定”中的确击中了一些漏洞和问题，这使其具有高度的欺骗性。
为什么我们常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其实事物本身并无所谓“两面性”，而是人们的价值判断角度和立场角度不同，在不同量变超过一定限度情况下，就会对不同的价值判断角度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完全否定论”事实上否定了事物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单纯强调无任何条件的“人越多越好”，如同绝对无条件地强调“胎儿越大越好”“汽车速度越快越好”一样荒谬。如果只是罗列大量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但却不去分析数据背后的逻辑，一切讨论和数据的堆叠无一例外地只是赞颂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角度，而并不是一种科学论证。以人口与消费问题为例。
消费总额=人口数量×人均消费额
当然也可以用更精确的求和公式来表达：
消费总额=
以上Ci是第i个人的消费额，M是人口总量。
也就是说，如果人均消费额不会减少，或减少的比例少于人口增加的比例，人口增长的确会带来消费总额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只要是真正科学地得出数据背后的逻辑，肯定就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无条件的。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极限，最后导致人均消费额的更大比例下降，人口增长就不会带来消费总额的增长，甚至可能是下降。对于这一问题，在我所作的《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
但是，极端宗教狂热式的“完全否定论”就是完全无视以上真正的逻辑，而只是罗列出大量表面的数据去强调人人都懂的常规条件下的规律。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清楚人口问题的任何科学逻辑，而只是在利用偏面抽取的数据来歌颂自己极端狂热的错误理念。“完全否定论”者讨论了太多的问题，但根本就没有对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过真正科学的讨论。对于人口与消费、人口与经济发展等等究竟严格的数学规律是什么，他们从来都没有涉及到过。一旦人们把任何逻辑关系的精确规律讨论清楚，就都会清楚知道结论成立的客观条件是什么，也就会清楚事物多面性是什么了。
再如人口与老龄化。老龄化本身它首先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是全社会60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老龄化本身“好还是不好？”显然不是绝对的。老龄化根本原因是因为全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而形成的。如果人均寿命达到90岁，无论怎么调整生育政策，老龄化程度都会非常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显然它本身首先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难道有谁，包括那些“完全否定论”者自己不想多活几年，从而为提高全社会老龄化水平作贡献吗？显然不会。如果社会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无论生育率是多少，怎么可能有老龄化问题？但这是好事情吗？显然不是！当然，人们长寿了这件好事情的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挑战，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完全否定论”者把老龄化绝对当作一件坏事情来看待，竟然用老龄化程度的提升来吓唬人们。解决问题有多种多样的方法，但“完全否定论”者认为只有极大提高生育率才能解决老龄化的挑战这一条路可走，这显然是一种极端观念。
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也根本就没讲清楚，只是用一些表面上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这类谁都知道的最肤浅道理迷惑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在下降，但同时工业4.0、机器人技术等又在蓬勃发展，中国因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的必然上升，已经带来大量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外转移，从而造成失业问题的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能综合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就必将会得出错误和偏面的结论。
人口红利也是他们利用的理论之一，人口红利本身同样有多面性。所谓人口红利更多时侯是指劳动力成本低，但如果只把这当作一个优势，就等于锁定劳动者的收入在低水平。劳动力成本的另一面就是劳动者收入和福利水平。认为中国到今天还应该保持这样的人口红利，就相当于认为中国人就应该低工资。中国人现在还需要这样的“红利”吗？显然不需要了。我们只能快速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劳动力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还是能够保持产品竞争优势。如果说未来还要争取人口红利，就应当从劳动力成本低的红利，转向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从而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可以很高的红利。后者的红利不仅整个国家得到了，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得到了。
一切论据都有“人多有好处”的一面，也都有“人太多存在问题”的一面。如果不去真正科学地理解事物准确全面的联系，就可以拿一切方面的偏面论据作为歌颂“完全否定论”者的“证据”，事实上这是制造了一种非科学看问题的方法。
2. 完全否定存在人口极限
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一书中完全无视人口极限的问题，而只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否定人口极限，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讨论。他甚至完全不顾自己妇产科最基本的专业知识，认为人口就像“妇女产道是可伸缩的”一样不存在极限，但却无视“巨大儿”的胎儿极限问题。作为妇产科博士，这完全是不应该的。
梁建章、黄文政等在《中国人可以多生》一书中，公开否认人口有极限，并自认为“适度人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人口学领域从来没有人确切提“适度人口”这个概念，而只是存在“人口极限”，这两个概念是有根本区别的。人口极限论只是认为人口总量存在一个最大值，至于多少数量是“适度的”，只要是在这个极限量之内，适度不适度由人们自由去选择，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口学研究的问题。因此，梁建章等人反对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理论，但却完全无视人口极限理论的发展历史。他们在论述中仅仅采用人口统计学方法，而基本就没有任何人口极限研究方面的讨论。
以自己对人口极限理论学术发展历史的完全无知来证明人口极限不存在，是“完全否定论”者通用的方法。梁建章、黄文政等以过去学者们提出的人口极限量一再被超越，来攻击人口极限的存在不仅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证明了他们对人口极限知识高度的缺乏和最基本科学态度的缺乏。
把人口极限看作一个固定值只是逻辑斯蒂方程方法所采纳的思想，其他人口极限研究都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固定值。即使最初建立人口极限研究的马尔萨斯，决定其人口极限的粮食产量也被看作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如果从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开始，以算术级数增长到现在，人口极限值会远远超过当初计算的数量也是很正常的。人口极限的研究的确很困难，但有多少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是简单的呢？因为过去研究的人口极限值不完善，所以就不用研究了是吗？如果按照梁建章等人的这种逻辑，因为核聚变现在没有成功，所以就不研究了，就认为核聚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哥德巴赫猜想一直没证明成功，所以就不用研究了，就认为哥德巴赫猜想是错误的；因为水稻单产还没达到1.3吨，所以就不用研究了，就认为水稻单产永远不可能达到1.3吨……这是科学的态度吗？正因为人口极限研究非常困难，正因为过去人口极限研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新的研究人口学的学者们就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攻破这些最困难的问题上，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从易富贤、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等“完全否定论”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来看，他们只是具有一定人口统计学的知识，但完全不具备研究人口极限问题的最基本学术能力，并且他们也根本就没有系统讨论过关于人口极限研究各个阶段的学术研究成果，竟然就得出人口不存在极限的结论。易富贤博士甚至连自己妇产科专业领域最基本的极限问题常识都完全搞不清楚，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跑到人口领域来否定人口极限问题！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不能因为自己完全不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就认为相应的学术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反过来以此去制造“完全否定论”的学术迷信。
3. 制造“天狗食日”式的学术迷信
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因为当前中国的人口政策本来就处于35前就计划之中的调整期，因此人口政策的变化也是必然和自然的，就象白天和黑夜交替变化一样自然。但是，这却给了“完全否定论”者制造自己理论迷信的一个机会。这就类似“天狗食日”式的迷信理论，声称他们的敲锣打鼓方法可以吓跑天狗从而挽救太阳，最后当太阳重新出来时，似乎是真的“证明”了他们的迷信理论。“完全否定论”者选择在本来就是要改变人口政策的时期不断宣扬自己的论点，最后当人口政策不断发生变化时似乎都证明了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是因为他们的呼吁推动产生了这种变化，以此在民众中制造对他们的学术迷信。这种学术迷信的确已经迷惑了大量不明真相的人。
4. 鼓吹以同样方法应对极端宗教狂热
“完全否定论”者一个最具蛊惑性的论点是“人口是文化的载体，优势文明扩张是通过人口扩张实现，人口权重就是文明权重”，并以中国人口比例会因计划生育而下降来蛊惑人心。他们借现在世界上某些宗教文化如伊斯兰教人口增长比例高于其他文化，甚至认为某些极端宗教观念认为是要通过人口扩张来获得相对优势文明竞争的“最后胜利”，来鼓吹中国也应当以同样方式鼓励生育越多越好的观念。
不可否认，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都会对生育观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中国过去也曾有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因此有很顽强的高生育率观念。但随着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发展，一切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事实也是“完全否定论”者广泛引用过的。其实，即使是伊斯兰教文化内部，也并非绝对一样的。随着不同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出生率也呈现高度的差异性。即使其依然存在增长率偏高问题，也应当通过科学的人口学研究，推广中国计划生育的经验，通过经济、教育和社会发展等正当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即使在这些宗教文化区域内部也未必完全接受的极端宗教狂热式的生育观念来激化问题。
没有任何民族和宗教文化的人口出生率是鼓励向人类生育能力的潜在极限靠近的！没有任何民族和宗教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地就一成不变!
这些学者不仅没有去寻求解决不同宗教文化和种族者之间对立的方法，而是强化和鼓吹这种对立，并且是采用与其表面上反对的极端宗教狂热者同样的方法——您想用生得多来淹没我，所以我也要用生得更多来对付你。因此，极端宗教狂热式的“完全否定论”者，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是比现在国际上最极端的宗教狂热者更加狂热和不理性。他们的论点不仅极端而荒谬，从科学角度来说也完全不值一驳。难道中国100多年前承受的那么多屈辱是因为人口少吗？难道仅仅因为今天伊斯兰人口增长相对最快，就意味着伊斯兰文明复兴进程也同样最快，意味着伊斯兰为人类作出的贡献也同步地最多，意味着伊斯兰人民自己生活得最幸福吗？难道因伊斯兰文明的人口超过了中华民族的人口总量，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也以同样速率增加人口？因为其自身文明走向绝望而出现大量的自杀恐怖袭击，所以中华民族也要学习这种极端宗教狂热是吗？
以色列人口只有区区810万（2014年数据），周边环绕的正是“完全否定论”者鼓吹的远超以色列的伊斯兰文化人口，但会有人认为以色列以及全球犹太人口少其文明竞争力就小吗？中国仅大陆人口就是以色列的170倍，这些“完全否定论”者居然还在鼓吹中国人口减少会对中国文化带来影响的恐惧，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中华文化没有特定的宗教，这本来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具有兼容和同化一切宗教文化的潜在能力。这在当今时代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近代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唯有科学，能够挽救并让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复兴的同样唯有科学。
极端宗教狂热如果加上有组织、有计划和资金支持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1. 人口数据的公信力问题
不可否认，“完全否定论”者对以往人口统计数据中存在问题的攻击是需要客观看待的。尤其当“数出多门”，不同部门之间的统计数据相互间存在显著差异时，这种统计数据的问题就更加会失去公信力，让人有机可乘。这一点的确是需要深刻地吸取教训。数据准确性要有法律规范，因为缺乏这种规范，极易因所谓照顾文化习俗、政府部门或领导个人影响等产生不应有的人为误差。在2015年“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上，我了解到一个公布的统计数据偏差的案例：西部少数民族有个文化习惯是把80岁以上的老人都称为“百岁老人”，进行人口普查的人是很清楚相应事实的，但当地领导干部为照顾当地民族的习惯，要求公报时一定要把所有80岁以上老人都统计为百岁老人，这导致百岁老人统计数据的量值明显偏大。类似人为造成人口统计数据偏差的事例当然并不止这些。数据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就无法进行准确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决策。
2. 加强人口极限学研究
中国虽然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却令人惊讶之极地缺乏持续深入的人口极限研究，在学术上几乎将人口学萎缩成人口统计学，这是给极端宗教狂热式的“完全否定论”者有机可乘的深层次学术根源。人口控制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存在极限，并且从人口统计学角度人口将要超过极限。如果没有对人口极限持续深入的科学研究，计划生育这个国策本身事实上就没有真正科学的依据和基础，无论人口统计学研究得多么完善都是如此。一个严重缺乏基本科学依据和基础的事业，又事关人类最深刻的情感，事实上却主要只是凭着国家领导人的直觉在进行决策，尽管这种直觉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这样的领域怎么可能不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和占领呢？毫无疑问，计划生育这几十年所经历的几代人是为中国的未来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并承受了生育欲望的克制以及更多家庭困难的。如果任凭这些极端宗教狂热者，以侮辱甚至诅咒的语言完全否定计划生育工作的价值，那么就等于如此之多的中国人为中国前途和命运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就会任凭这些人所侮辱、践踏和诅咒，这显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攻击和完全否定的目的，就是要让几代中国人把自己的贡献转变成对中国社会强烈的仇视和怨恨。事实上，在这些人持续不断的蛊惑下，不仅网上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充满强烈的漫骂和人身攻击，而且越来越多媒体和文化界的人持相对的“完全否定论”观点。
如果这种局面不去根本改变，如果不迅速建立完善和科学的人口极限学研究体系，认为这种极端宗教狂热式的“完全否定论”只是一些无区别的“网上观点”，吵吵就过过去了，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国家卫计委、中国人口学界、中央政府甚至整个中国被这些人持续不断地骂到天下大乱并非绝对没有可能。
汪涛，北京邮电大学硕士，曾任中兴通讯国际市场副总裁，现任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投资总裁。
出版：《通播网宣言》，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生态社会人口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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