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崩溃之过程分析(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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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文
本文根据《生态社会人口论》第二章部分内容改编
如果沿历史人口数据的峰值绘制一条包络线，这条包络线将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口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值。因此，我们可把这条线称为“历史人口极限曲线”。这个曲线并不是一个水平线，而是会随着农业用地的开拓，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的更高产量作物的引进而不断增长的曲线。当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远离该历史时期对应的极限值，且社会稳定时，人口就会以马尔萨斯速率指数增长。如果以这个指数率稳定增长，在200年时间内会增长248倍，300年间会增长3968倍。实现这么高的增长之后，一般肯定会遇到人口的极限。因此，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周期最多会持续150—200年，很难超过300年。也就是说，一个人口波动周期长度大约就在150—300年范围。
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当接近人口极限曲线时，人口增长率就会开始下降。在人口生育不能人工控制的古代，人口出生率可假设是一个常数。这样，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意味着的是人口死亡率逐渐上升。
人口的死亡有多种原因，一般人口史学界把人口死亡的原因分为战争、自然灾害、瘟疫和杀婴4个方面。
自然灾害影响可分为周期性的和偶然性的两个方面因素。在过去应对自然能力很低的情况下，偶然性的自然灾害也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大影响。
周期性因素如洪灾等与每年的季节变化相关，这种因素的变化周期一般是以年为单位。或者受如周期长度为大约7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从数学角度说，远低于人口变动周期长度的高频变动的叠加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
周期太长的影响因素，如大冰期等周期性影响全球气候的因素，在我们要考察的几千年时间范围内，其影响可认为是不变的。
与人口变动周期较为接近的影响因素有周期长度在几百年的间冰期或小冰期。以这种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很少，或许是因为进行这项研究需要深入进行古气候、古代战争史等跨学科的专业研究，其难度过高的缘故。兰伊春、江旅冰在《浅述气候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于希贤在《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等文中对古代自然环境变化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作了初步的分析。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是浙江师范大学2005级研究生王俊荆。王俊荆这个研究课题曾以《气候变迁与中国战争史之间的关系综述》的文章发表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上。但更系统的介绍体现在其研究生论文《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与中国战争关系研究》中。该论文通过对过去2000年以来古气候和战争频率的统计分析得出5点结论，证明古气候的变化与战争频率和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相关性。“暖期中的突然降温，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压力更大，暖期激增的人口遭遇突然的灾害，往往缺乏应对措施”。
从图1可见，郭志勇在《中国历史人口之数量分析》一文中所指的四个人口调整期，尤其是三个人口冰点，都对应了历史气温低点或气温剧烈降低的点。如公元263年的历史人口冰点，对应了历史温度剧烈降低的点。王俊荆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王朝转变（战争高频期）对应温度的冷变（包括暖期向冷期转变的降温期）王俊荆：《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与中国战争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7年12月21日。，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但是，一个社会的变迁显然所涉及的作用要素是较为复杂的。王俊荆的研究也发现简单地将战争统计频率与气温，尤其是与社会变迁相对应并不是太严格。虽然它们之间有相关性，但这个相关程度的绝对值远未达到接近于1的程度。考虑到的因素越完善，应当会使规律与实际数据吻合度提升。
一个社会是否会发生大的变迁，在于是否会发生较大的、毁灭性的战争。在很多王朝期内，也有很多叛乱的战争后来被平息了。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因果关系分析才能理解王朝崩溃并导致社会变迁的原因。
引自王俊荆研究生论文《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与中国战争关系研究》。
无论死亡原因是什么，在一个社会人口增长到接近极限时，其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死亡率逐渐上升，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社会民不聊生的程度在不断加剧。在任何社会，人的本性都会是一样的，但凡能勉强活下去，人们不会去轻易选择毁灭性的战争。只要生存空间和粮食产量极限还能勉强维持生存，一个社会都会尽当时的最大努力维持下去。
社会人口的最大极限并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量，它主要受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及可耕地面积等长期因素影响。同时，也会受气候等变化的自然因素影响。如果因气候急剧变化作用，使人口极限量下降，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实际人口总量与人口极限量不同关系情况下，作用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
实际人口总量＜＜人口极限量（＜＜表示远小于）
即使发生自然灾变，导致人口极限量明显下降，下降后的人口极限量依然是大于实际人口总量，此时所发生的社会危机就比较小。即使出现社会危机，部分地方叛乱，也较容易平息。因此，在各王朝初期，人口起始总量较小，远小于人口极限量，在这个阶段发生的社会动荡一般不会导致全社会的崩溃。如果：
实际人口总量＜≈人口极限量（＜≈表示小于且约等于）
此时，人口几乎停止增长，死亡率虽小于但几乎接近于出生率，即使社会勉强稳定，但在社会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死亡率会达到极大化，民不聊生的程度会相当严重。并且，一旦发生自然灾变，带来人口极限量明显下降，就会导致：
实际人口总量＞＞人口极限量（＞＞表示远大于）
此时，整个社会中就会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无法活下去，由此所发生的社会危机就会非常严重。
在这个时候各种社会内部矛盾很容易同时加剧，在社会动荡中完全分裂成不同政治势力或同时受外来入侵影响。这样的社会动荡就难以平息，并形成如下三个恶性循环因果过程，分析如下：
恶性循环因果过程1：
（实际人口总量＞＞人口极限量）大的社会动荡人口极限量进一步显著下降（实际人口总量＞＞人口极限量）。社会动荡之所以会导致人口极限量进一步显著下降，是因为百姓为躲避战火而四处逃难，导致田地荒芜，从而使粮食产量显著下降。另外，战争中相互摧毁对方的粮草，动乱中原来库存安全储粮被哄抢等，都会使社会粮食储备快速地损毁。这些都会造成人口极限量进一步显著下降。
恶性循环因果过程2：
社会动荡社会分裂成众多政治势力社会进一步动荡。
恶性循环因果过程3：
社会动荡外敌入侵社会进一步动荡。
以上三个恶性循环因果过程都会给社会人口带来极强的减少作用。
恶性循环因果过程1，只有当实际人口总量显著低于人口极限量，且人口极限量不会再进一步显著下降时才会停止。这样一般是人口实际总量已经降低至相当低的程度，或社会因各种动荡的因素耗竭而不再动荡。
恶性循环因果过程2，只有当众多政治势力相互混战打出最后结果，其中一个政治势力战胜所有其他政治势力，建立新的王朝时才能结束。
恶性循环因果过程3，只有当外敌被彻底击退，或者外敌完全征服整个国家，建立新王朝时才能停止。
如果分裂后的各政治势力势均力敌，需要相互混战很长时间才能打出最后结果，人口的降低作用就会达到最大化。这就是人口史学家统计的历史上多个人口冰点所对应的情况。
后代对王朝更替时的很多情况常常难以理解，如清王朝入主中原前只有17万八旗兵，而明朝却有数以百万的军队，怎么会抵挡不住这么少八旗兵的入侵呢？事实上，在八旗兵进关之前，明王朝内部早已经相互间打得天翻地覆。明王朝并不是被八旗兵推翻，而是被李自成的起义兵推翻的。当时清兵在征服明朝过程中有很多残酷的屠城行为，如果这些暴行激起中原和南方的一致抵抗，清兵根本不可能顺利征服。但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相互间已经杀成一片。例如，张献忠在四川近乎种族灭绝的行为其实并不完全是个案，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外敌入侵的暴行已经被淹没在全社会的动荡和普遍的杀戮之中了，因此也就难以产生一致对外的抵抗。
社会动荡会使人们离开原来相对稳定的生活居所，在颠沛流离中因传染病爆发、普通疾病难以获得治疗、饥饿、寒冷、无法遏制的大量刑事犯罪等原因，都会造成死亡率的极大增加。战争中人口的减少相当大部分并不一定是战争中的直接损失，而是社会动荡中因失去正常生活环境所致。
因此，当实际人口总量接近人口极限量，庞大的人口不仅不能形成强大的抵御外敌的军事能力，而且会使全社会处于远离平衡点的敏感位置。自然灾害是打破暂时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却不一定是唯一原因。事实上，在这样的远离平衡点位置上，只要任何触发因素引发上述三个恶性循环因果过程中的某一个，就很可能会同时触发全部三个或者前两个恶性循环因果过程。最后所有恶性循环因果过程全都停止，才会使社会实际人口总量剧减到一个底部位置时稳定下来。
我们假设人口极限量由粮食总产量决定，而：
粮食总产量=可耕地面积×粮食平均单产量
这样，可耕地的开拓和粮食平均单产量的提升，都会对应人口极限量的持续提升，这表现为人口极限曲线会随着时间在总体上逐步上升，但中间会因气候变化、社会变动等因素而有波动。中国的历史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低于6000万—7000万的峰值，这表明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粮食总产量就决定了中国人口极限量在这个水平。而在进入清代以后，中国人口脱离了传统极限值而不断提升，到清末时达到4亿以上的水平。学术界一般的观点是，长期的和平环境，玉米、番薯等新作物的引入，通过移民对于边远地区及山区的开发等扩展了这个阶段的人口极限。参见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从全球范围看，公元1700年以后全球人口就进入快速持续增长的阶段。这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持续提升，使得人类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持续增长，粮食生产技术提升带来粮食单产量持续增长，医学的发达带来的人口死亡率降低，全球市场开拓带来的可耕地开发持续增长等因素作用相关。这些作用一方面带来由粮食决定的人口极限量持续提升，另一方面死亡率的下降有助于人口增长率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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