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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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笔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笔者的笔力不足，但是依然想挑战一下这个庞大的题目。

现在中国的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的几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并不主要体现在北上广深。而是体现在县城。

中国是一个强行政国家，行政力量超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各种经济行为背后必然有多种行政力量的掣肘。而通过这种权力进行谋取私利的行为。是广泛而普遍存在的。

回到本文的开头，中国的经济形态在县城的体现就能看出来很多。特别是在中西部不发达的地区的县城。整个县城的经济都是围绕着体制内人员的消费而建立起来的。

县城的年轻人们出路，要么就是出去打工，到大城市打工，要么就是拼命考学，离开县城到其他的一线二线城市。在县城内最主要的人口就是老人和孩子。县城里仅有的一点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餐饮等等类目的服务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县城内的体制内人员开展的。

而县城内的体制内人员。同样分等级和阶级。一般而言，一个县的政治生态里，县处级是顶层。而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大门槛就是副科级。相对于基层的办事员，副科级是一个大门槛。

科级以及副科级的这个阶段的体制内人员，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的基层领导干部群体。县处级干部就意味着可以全国调动，而纪委等等体制内的监察机关，对处级干部的考察和审核是非常严格的。中国近几百年来的流官制度，注定了县处级干部不会在自己的家乡升职到县处级。

一个县的整个体制内构架，真正强有力的则是本地的科级以及副科级干部。

对这个现象进行过详细调查的，则是冯军旗。

冯军旗，1976年出生，河南驻马店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7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任教。他挂职基层两年多，研究县级基层政治生态，在《南方周末》发表《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随后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县干部》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如果仔细阅读过《中县干部》这篇论文。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 如果对这种基层政治生态进行经济上的延伸观察，则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的一个独特的产物——官企。

而官企之外，则是县级城市里科级以及副科级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族，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垄断行为。这种垄断的强势、贪婪、无下限是体制外人员难以想象的。

笔者曾经有一个论断，在中国这个国家，中型以及中型以上的企业，只有三种：国企、外企、官企。

国企和外企，咱们都不必多说，这个官企是特别值得一说的。这个官企并非国家投资创办的企业，他的初始很可能也是民企，但是只要长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染上官僚的色彩。或者持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持有干股。

比如在河南省的某个县，某个物流企业在当地建立起来了一个物流中心。当地的交通警察的大队长，持有了这个物流企业10%的干股。每年进行分红。而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这个企业原意以1000万人民币的价格来收回这个干股，这个交警队长还不乐意。

大到各种工业企业，高科技项目。（这方面忙总有过深入的阐述）。小到各种酒店，餐饮，很多在背后都有地方政府基层领导的撑腰。

还有在山西，省政府专门聘请了育儿专家到某个县开设月嫂培训班，希望能够为农村妇女在城市就业开辟新路径。结果到了县城后，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没有一个农村妇女，全部都是县城内各种领导干部的父母，公婆。他们参加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带孙子孙女增加技能。

而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更是可怕，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一个县城内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基本上都是被县城里的科级以及副科级的干部们以及他们的家族所垄断的。

现在国内争议巨大的衡水中学模式，很多人都认为衡水中学是一个给平民子弟以出路的学校，但是实际上衡水中学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学校。只要仔细观察衡水中学的生源，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的学生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小领导，科级以及副科级占据了绝对的主流。

最近几年内中国国内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房价暴涨。

很多文章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国的房子的存量多少，增量多少。但是极少能够做出一个具体的分析：在中国，什么人拥有的房产最多？

很多人认为房企手里的房产最多，还有人认为拆迁户的房产多，还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房产多，其实统统都不对。

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房产从全国来看，科级以及副科级的干部们手里的房产最多。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而一个县里的科级以及副科级干部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人以上。

连带他们的家族势力这1000人以上的人，他们的势力可以横跨体制内与体制外，纵向的他们可以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如果运作的好，县城的科级以及副科级干部的子女，他们出国的比例也极大。

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各种小官大贪，已经见怪不怪了。

而在国内体制内的这个科级以及副科级的干部群体的质量极其低下。笔者曾经论断，中国的问题80%都出在官僚集团的身上。而中国体制内的这个基层领导干部群体的问题，又能占到整个官僚集团的问题的80%以上。从当初“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最多的，就是这个群体，体制内的推墙党，很多也是这个群体。而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的绝对的优势，他们总体占据中国社会财富的总量，也是远远的超过其他群体的。这个群体一方面热衷于将子女送到国外，外一方面热衷于各种贿选，跑关系，最差也要炒几套房子。这个群体也是一边叫喊着房价永远涨，另外一方面大量的向外部转移财产的群体。

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候，但是真正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阻碍最大的。并不是来自于顶层，而是来自于基层。

中国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顶层的设计和安排。更取决于对基层干部的治理和管控。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