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描述中国统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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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的文章里，笔者阐述了最近几天围绕着台湾的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但是，这必然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统一台湾。

这个问题玄而又玄，但是从中共的武装斗争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中共的武装斗争史里，中共对抗日战争的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群众大会上曾亲自宣讲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

1935年6月，日本侵占华北地区。同月，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确立了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抗日。

11月28日，又在以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的长征开始的时候并无特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逃命。而直到在遵义会议上，才确立了这场人类军事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的目标。

如果与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比起来，毛的路线，可以说是“安内先攘外”。

而到了陕北之后，毛也并没有获得党内的全面权力，直到东征与西征之后，毛才获得了党内的全面权力。

西征，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约6000人，刀棍队7000人，非战斗人员9000人，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最终失败了。

而东征，是指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看似国民党统治集团薄弱的西北地区，西征因为缺乏起码的群众基础，彻底失败了。

而当时看上去是很难啃的日据地区，却因为党能够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进步力量而不断的成长。挺过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东北军的进攻，日本人的扫荡，茁壮成长。

1937年10月，聂荣臻率八路军一一五晋察冀边区师部分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开辟晋察冀根据地。

而到1942年，党内亲苏势力因为西征，长江局的设立和撤销，皖南事变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彻底失势之后，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了中共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

1948年春，晋察冀边区政权与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合并，组成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建制撤销。

而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在1948年通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全国性联合政府，也就是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中共通过军事量对整个中国核心农耕区域的统一行动，是建立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上的。

中华民族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整个主要民族行动基调，就是“救亡”。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够满足这个民族自救的行动基调，那么就是一定不能获得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支持，必然是存在不下去的。

而中共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勇于牺牲，敢于胜利，挑起民族救亡的重担，这才是中共能够获得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所谓“安内必先攘外”。不能攘外，根本就不具备安内的可能性。

直到毛的晚年，在1966年毛给江青的信中，毛对此直言不讳的说：“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 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 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反动派的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请读者们反复认真的思考，这个“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笔者将这个“动”，理解为民族自救的意志。无论什么政权，如果不能够遵循这个“动”的根源以及方向，是无法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的。

回头我们来看台湾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台湾问题的理解过于国际化，时时刻刻都在对日本，美国，韩国等一票国家的态度以及特别关注与中美，中日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坦率的说，这么想，就落入了下乘。

因为在今天，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动”的力量的根本指向。

中国未来对台湾的统一的行动，必然是政治为先，军事为后的。真正重要的是，大陆方面能否通过对中华民族的意志的“动”的根源的遵循与动员来解决今天中国面临的根本矛盾。

那么，我们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在今天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只要能够找到这个根本矛盾，并且调动整个国家、民族的“动”的力量，那么区区一个台湾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既有内部的因素，同时还有外部的因素。可以想见的是，根据中共在成立以来的一系列历史，特别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对印战争，对越战争等等一系列军事斗争历史中塑造的行为模式进行推导。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契机，在于中国在一场与另外一个强权国家的战争，并且获胜的过程中来到。通过对中国矛盾的外部因素的改变，进而改变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进而制造国家统一的契机。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与哪一个超级强权国家？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战场上？获得一场军事斗争的胜利呢？而在走向与这个超级强权国家走上战争以及胜利的路径上，又要经过怎样艰苦卓绝的“长征”呢？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