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诛少正卯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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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前496）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

《论衡?讲瑞》中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

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卯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

 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曝尸3日。

历史上少正卯的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围绕着少正卯是不是该杀，已经辩论了几千年。

少正卯死了以后，孔丘的弟子都不明白为何要杀他，子贡忍不住向孔丘提出自己的疑问，孔丘回答说：少正卯有“心达（或作“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人的品性只要有这“五恶”中的一种，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诛”，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恶”的“小人之桀雄”，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他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

少正卯被杀后，其学说没有流传下来。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此人有术而无道。也就是说，擅长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真正的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丘诛少正卯所讲的“五恶”，在《管子·法禁》和《荀子·非十二子》里面有着相类似的表述。在儒家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的漫长历史中，诛卯事件主要是以“圣人治奸”的面目出现在后人的议论之中，汉朝和宋朝这类议论记录特别多。少正卯被儒家的圣人孔子所诛，但是儒家著名学者和一些素有清誉的人也有被他人比喻作少正卯的情况。宋朝大儒朱熹就曾被人参奏“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苏轼陷身乌台诗案之时，与苏有宿仇的李定指责苏有四大可废之罪，其中一罪就是和“五恶”高度相似的“言伪而辩，行伪而坚”。苏轼的弟弟苏辙参奏吕惠卿的时候也忘不了运用诛卯事件：“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制也。”

最迟从朱熹开始，后世儒生或疑古学者逐渐运用各种各样的疑古手段质疑诛卯记载的真实性。质疑的角度包括史学举证、制度沿革、人情世故常理分析、孔子品行对比等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诛卯事件在议论里的出现方式由以往的“圣人治奸”向“孔子污点”的方向转化。在文革“批林批孔”时期，少正卯被粉饰为法家革新人物，诛卯事件被看作孔丘的重要罪状，谁不相信诛卯的真实性就会被打成反革命。

 

在今天，用今天的法学和法律的视角来看，少正卯并无必死的罪名。如果硬要套上罪名的话，就难免是“思想罪”，“言论罪”。在今天普世都已经保障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时代。以这样的罪名来杀人，当然并不是好事儿。但是凡事儿如果能够从日常的生活规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高头讲章的角度来想问题，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趣的收获。

孔子所说诛杀少正卯之五罪：有很多解释，本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心达而险”（通晓世事而用心险恶）、“行辟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言伪而辩”（强词夺理且善于狡辩）、“记丑而博”（刻意关注社会的阴暗面）、顺非而泽”（顺着非正统甚至违背道德之引导思想如同江河泛滥般散播四方）。 

这五个罪名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有弹性和塑形的。但是从思想的轨迹上来看，不难发现少正卯人虽然死了，但是在今天我们的身边，依然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人，或者类似的事迹。

用今天的人的话来解释，这人就是一刺头。刺头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在体制内的刺头儿。少正卯，卯为名，少正为官职：《书·酒诰》：“越少正御事”。是西周已有此官。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谓少正乃正正人之副。春秋郑子产曾任少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即亚卿。十九年（传）谓‘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则子产位次第三，而亚于听政。国君以下握大权者谓之大政，昭十五年（传）可证。大政，《汉书·五行志》作大正，改、正二字本可通作，少正对大正而言。 

用今天的话来说，丫是体制内的。

如果有人读过雾满拦江的《职场动物进化手册》，按照其中的动物种类来分辨，这种人能力强的话，就是一头野牛，如果能力弱的话，就是一只刺猬。

这种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样的人往往特别的“多闻”——有见识，视角非常广。能言善辩，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没有明确的立场——凡事取虚——只要是成体系的思想或者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总是能找到这种思想或者人的阴暗方面，特别放大给人看。踩人的目的是啥？当然是抬自己了？抬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上获得利益。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当然也没什么错。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少正卯并不是一个拥有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他的一切聪明，博闻，都只能做一件事儿：挑毛病，让别人不舒服。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现在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必然有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站队，不同党派，就意味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他们也会彼此攻击对方的政治主张。但是绝对不会仅仅只会攻击对方的政治主张——他们毕竟还是要为美国人民而服务的嘛。所以，政治斗争里，可以容纳不同的政治主张，可以与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行博弈，但是，绝对不能容下一个只会挑刺找麻烦。而毫无思想建树的势力或者个人。只要有思想体系，就意味着有政治上的基本盘。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其背景，正是东周的个个诸侯国为了生死存亡在不停的征战，原来大大小小的几百个诸侯国，到三家分晋的时候，就已经只有战国七雄了。整整在将近六百年的时间里战争不停息。

兵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莫不是在这兼并战争剧烈的时代背景下，服务于各个政治集团，争取能够在乱世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独创一种思想体系是极其艰难的。

更可悲的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明确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的期限。

春秋时代的思想体系，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思想流派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百花齐放。其目的只有一个：救亡图存。

这些用来救亡图存的各种主义，其最尴尬的地方在于，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无论如何，都会损害被其主义所敌视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任何思想体系，最初被提出来的目的，一定是作用于社会。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近代历史以来，伴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任何的思想体系，必然最初目的都是为国家这个统治集团的暴力工具而服务的。同样的尴尬之处在于，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普世的思想体系——所有的思想体系，必然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收到限制。

究其在一国之内，任何的思想体系，都必然要符合这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缘政治规律。

这也是笔者非常反感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根本原因——普世价值，必然是在普世的规律的根基上才能存在的。不能认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而空谈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不是不打地基而要直接建设第二层楼吗？

任何思想体系的存在的尴尬之处都在于，他在社会乃至国家甚至是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即便是在社会历史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巍峨的摩天大楼。同样也是难以避免各种阴影存在——虔诚于宗教信仰的，难免会留下地上屠杀异教徒的阴影；贯彻法西斯主义的，难免于在埃塞俄比亚制造流血；信奉自由主义的，难免于奴役黑人为奴隶的丑恶行为；遵循国家社会主义的，难免奥斯维辛的集中营；信奉斯大林主义的，难免古拉格的劳改营——类似的例子，我们还能够举出来很多。

可以说，直到今天，任何一个人提出一种思想理念，并且声称通过遵循这种思想理念，就可以进入人间天堂——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国。他不是骗子，就是邪教。即便是二十世纪一切巨人之上的超级巨人（铁托语），毛泽东也公开声称：“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

耶稣也声称：“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

所以，历史绝不终结，历史也不可能终结。伴随着历史而生的矛盾，也不可能终结。

同样以盖大楼为例，材料是稀缺的——无论是具体的物质材料还是抽象的时间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盖起来的体制大楼，往往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中国这样的一国两制，实属罕见，而且，这种一国两制也已经有了撑不下去的苗头：台独，港独的势力已经在狠狠的拆一国两制的存在基础。

同样的，也没有一个大楼是不存在内部和外部的反对声音的。拆掉大楼按照各自的人或者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来重新盖，这是很多人的很多想法。任何的体制的大厦在建立起来的那一刻，就要面对国内外敌人的攻击。概不例外。

不同体制大厦建设蓝图之间的斗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路线斗争。

用这样的思路，我们很明显就能理解孔丘诛杀少正卯的理由了：你丫吃着体制的饭，还要砸体制的锅。特别是在孔丘当时任大司寇，代理宰相，正在按照自己的思想轨迹来组建自己心目中的体制大厦的时候。

用今天的政治逻辑以及司法逻辑来讲，孔丘诛杀少正卯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有着挟私报复的浓厚情绪色彩在内。但是在当时生死存亡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背景之下来看待。少正卯死的不冤枉。另外一个角度讲：少正卯被杀，孔丘说杀就杀，而没有形成政治上的波动，也可见这个人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基本盘的。

时至今日，世界各个大国，从法理上已经不再认同政治犯的死刑了。不同体制大厦的建立者在经历过了麦卡锡主义，大清洗，反右之类的历史经历之后。这个星球上的大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相对平和的对待体制内异见者的规范。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体制内的刺头，以及相伴而生的对待体制内异见者的规范，只要历史存在一天，就会同样存在下去。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