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理解内政与外交的辩证关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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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

所谓两种经济经济模式的路线斗争，大而化之的地缘政治角度讲，就是两种国际分工模式之间的斗争。

既然是国际分工模式之间的斗争，那么矛盾一定是双重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

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大循环之中。在中国增长最快的，就是各种廉价商品代工，这种廉价商品代工某事，依托于临水制造业。各种低端制造低价商品出口，曾经占据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极大比重。出口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下的国家，北美，欧洲。然后用出口换来的外汇，进口石油，粮食等等必需品。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循环的结构。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螺旋性上升的结构。

中国与国际贸易的契合，是从血汗工厂开始的，但是从一开始，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压力让很大一部分人，是不甘心于一直走这样的道路下去的。于是不断的寻求技术上的积累与进步。到了201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产品出口，比较十年之前，增长了8倍。

这种转变，其实是可以从汇率变化上看出来的，从2004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逆转，从1美元兑换8.2780 元人民币到今天，已经升值到1美元兑换6.8085人民币元。

在2012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访美期间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寻求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局面下的突破。这种对外地缘政治上寻求突破的意愿，是建立在中国内部的强势工业集团增长的需求之上的

从2013年开始，中国作为“发达国家粉碎机”的呼声开始出现，而这种可能，也越来越变成现实。也就是在这一年，活跃于中国的网络上的亲美公共知识分子，从薛蛮子为首，开始走向自己的衰落。

在2015年，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是在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几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方面邀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没有来参加。

但是在当年10月31日，基辛格访华参加2015年“京城国际论坛”并且做了题为“世界秩序与中国的角色”的演讲。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之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内部，同样产生了一个建立这种经济循环体制上的政治势力。单独就中国与美国而言，笔者称之为中美国资本集团。将经济基础建立在这个循环之上的集团，理所应当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上的主张体现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社会学上的主张体现在乔治·索罗斯的著作《开放社会》，在历史学上的主张体现在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终结与最后一人》。

这个势力，也是在2016年大选中，川普以及川普背后的支持者的死对头势力——金融资本势力。

回顾我们在美国大选中的，索罗斯，巴菲特，等等依靠全球化和和金融业在大选中对川普的抨击与反对。不能不领悟到这一点：川普的上台，并不仅仅是美国底层劳动者支持，他并不是一个孤单英雄。川普的背后是与美国的金融资本势力以及这个势力主导美国政局几十年时间里严重受到压抑的强大的势力。在川普选民最低迷的危机时刻，美国军队的88名退役将军——大部分都参加过越战，并且战功赫赫——公开发表声明背书川普。而川普在美国各地飞行竞选拉选票，每到一地都会首先在机场检阅当地的警察队伍——美国各个州的警察在选情不明的时候就已经将川普当作国家元首来看待。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情跌宕起伏，说到底，就是两大势力的暗中斗法。其中的蛛丝马迹也不难察觉。

而民主党的奥巴马与军方的关系极差，在中国南海事件上还爆出来了矛盾公开化。而在之前更早的2010年6月24日，奥巴马公开宣布接受驻阿富汗美军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的辞职，事实上，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是在公开抨击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战争行为后，采取政治上自杀的方式将军队与白宫之间的政策分歧公开化，然后被逼辞职的。

 与持有开放社会观点的乔治·索罗斯一样有着哲学和地缘政治学背景的另外一个犹太人：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在2015年推出了他的新书——《世界秩序》，毫不隐晦的质疑我们熟知的自由市场自由边界的一体化设计。

如果继续联想一下

2016年5月18日，川普在竞选期间第一次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16年11月17日， 川普在纽约的川普大楼第二次会见基辛格。

2016年12月1日，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2016年12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基辛格。

2016年12月13日，川普在纽约第三次会见基辛格。

特别有趣的事情是，当年的11月27日下午，任志强在主题：《房地产调控政策与市场前景》闭门研讨会上最后一次预言中国的房价会在2018年暴涨。而自从基辛格来华以后，任志强再无对中国房价的公开发言。

本人再重复一下本人一贯的论调：对大国而言，最主要的矛盾是内部矛盾，外部矛盾是次要矛盾。

在地球上的大国而言，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资本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执政者想要万古长青，而资本向要控制政府；执政者需要“大政府”，资本需要“把权力装进笼子里”；执政者为了加强自己同资本的博弈能力，必须在国外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对手。就像没有其他物种的竞争，动物的各种速度，力量的进化也会停滞一样。

冷战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换来的反而是在工业、军事、科技领域的全面停滞和衰退。政府的控制力，逐渐被资本侵蚀，取代。

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其内部矛盾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同样折射出来了中国内部存在的两种路线之间的争斗。美国的内部矛盾，与中国的内部矛盾，是一致的。

于是，川普政府，与今天的中国意图走”一带一路”路线的内部势力。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斩断中美国资本集团之间的联系，并且抑制各自国家内部的资本力量。

在这篇挂一漏万的文字结束之前。笔者已经判断中国未来的“一带一路”以及“雄安新区”的路线，将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内主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同时，将伴随着一个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长期过程。不过这就是下一个文章的内容了。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