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理解内政与外交的辩证关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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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

笔者说到中国当下的产能过剩是一个伪概念。追究这种伪概念的产生，才是中国资本必须要走出去的根本性原因。

这种产能过剩的伪概念，有读者指出：“所谓产能过剩，不过是贫富悬殊，无力消费。”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是远远不够全面的。中国的产能过剩从宏观上看，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业，首先是房地产。关于这个话题，笔者曾经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一文中进行过阐述。下面笔者大概捋一下国内的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背景。

中国的住房商品化，源于1998年7月开始的住房货币分配制度改革。在这个政策之后，中国的房地产，逐渐成为了中国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而在此之前的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事先对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其中产生的巨大利益进行了划分。多说一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非常有趣，总是先出现分蛋糕的刀，然后才会出现不断膨胀的蛋糕。这背后的根源性的因素，实际上就是中国改革的奥秘所在——增量改革。所谓增量改革，实际上就是将改开前三十年中国的高积累不断变现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安全红利，人口红利，国土红利，无一不是如此。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暴走则是发生在2008年4月16日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此后，一些媒体和经济界人士仍将其简单地解读为“四万亿计划”。 

直到今天，有数据指出：中国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经足够十五亿人口的居住，从绝对数量上讲是严重过剩的。但是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的房价有了从2008年以后最猛烈的一次上涨。这明显的不符合一般性的经济学常识。

笔者写到这里，就发挥一下：所谓房地产的支柱性，到底是谁的支柱呢？另外联想一下：2012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央政府总理工作报告上称：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个表态，是不是对中国的房地产业形成今天的状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今天，房地产业已经形成了中国经济体制上的一个毒瘤。高昂的房价，分摊在了国内所有商品的流通中。降低了所有的商品的流通效率。不仅如此，在本文的首篇中所介绍的海权概念，同样可以运用在中国的房地产造成的经济局面中，笔者称之为房权。

童之伟在《法权与宪政》中讲到“作为概念，法权是一个反映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的法学范畴，以社会的归属已定之全部财产为本源，表现为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力之总和或统一体。”不仅仅可以运用于解释海权以及陆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的房权问题。这种房权的体现，笔者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笔者所居住的小区门口，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摊贩，每年要给小区物业两万人民币的摊位费。煎饼果子一个的零售价格，只有六元，可以想象一下，每个拿煎饼果子做早饭的小区居民，花费中有多少是地租成本。

这种毒瘤，在中国，形成了食利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

很多人在谈论房价的时候，认为政府通过房地产业的扩展，通过土地的招、拍、挂模式获取了重大的利益，所以，政府是一定会死保房价，事实上也是如此，很多地方政府已经不惜通过将医疗、教育、养老等等资源与房地产捆绑为代价来保障房价，进而保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这种说法是没错的，但是这种说法，同样是固化的，而不能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经济行为的。这种说法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看到中国的中央政府与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来源的重大差异。

中国的地方政府，当然愿意继续在财产性增长的路径依赖上继续。因为房地产业发展中的大头利润——土地出让金，是归地方政府支配的。

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未来的利益格局定位，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的天下武布天下、货通天下的局面上。这也是中央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政策的根本性原因。

而一带一路计划实施的时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作为传统陆权俄国的衰退，以及作为传统海权的美国从中亚的退潮，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真空。可以说，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时机，就可以从地区性强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性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熠熠生辉。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感觉：中国依附于美国的海权，制造了美国的内部分裂，美国的内部分裂导致了美国势力从中亚的退潮，美国势力从中亚的退潮，打开了中国向西发展的大门。

机会的大门敞开了，能不能抓住，还是要看中国自己的内因。

人民币国际化的两大目标，武布天下——必然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强盛。只有强盛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才能够输出有利于自己的秩序和法权。货通天下——必然要有价廉物美的商品来与一带一路沿途的诸国进行交换，否则人家凭啥与中国一起构建一个国际分工体系？总不能像当年的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一样，依靠刺刀来推销价高质次的商品吧？这也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13年11月播放的《大国重器》以及2015年5月播放的《大国工匠》做先期舆论导向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而要实现这两点，都要与目前国内地方政府的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发展轨道产生冲突。

与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相比，中国国内目前看上去数额庞大的房产业总值，简直不值一提。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财产性收入轨道对全民收入的异化，不仅仅体现在有形的房地产上，同样体现在其他的法权体系上，比如最近一两年来，中国个个地方的交管部门与滴滴快车等网约车互联网商务模式的冲突。出租汽车司机花高价从地方交管部门购买出租车运营牌照，而滴滴打车等互联网低成本模式的进入，让缴纳高额车份钱的出租车司机突然发现自己是受到了高额盘剥。各地的打车用户，发现自己过去打车居然一直是被明着宰。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与交管部门；出租车司机与滴滴快车司机之间冲突，此起彼伏。这些冲突的背后其实就是各种财产性收入模式与劳动性收入模式之间的冲突。更进一步，也可以认为，是各种地方坐地虎权力机构与各种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之间的冲突。

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数次向市场投入资金流动性——也就是俗称的“放水”，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次下降，已经失灵——每一次投放货币，房地产行业都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其中的大部分。

而伴随着这种房地产对资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生的，就是房地产的生产资料属性和生活资料属性，被另外一种属性给替代——金融属性。这样，就相当于过去通过金融政策，来干预经济发展的路径已经堵死。如果央行向市场投入货币，就必然导致货币进入房地产，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也会推高商品流动成本；如果收紧货币，必然会导致市场上的货币紧缺，引起通货紧缩，各个生产部门的银根紧张。进一步的抑制消费和生产。无论怎么样，都会加剧贫富分化，降低社会化大生产的能力。

综上所述，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房地产——食利阶级——房产法权集团，与中央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职业技能劳动阶级—— 成了一对儿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了劳动阶级与食利阶级之间的对立矛盾。读者们可以回顾一下习近平2017年新年贺词。“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及网络上流行的段子：“实业误国，炒房兴邦”之间的矛盾。笔者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的简略的，实际上，在地方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着意图摆脱房地产路径依赖的需求。而在中央政府内部，同样有寄希望于继续走财产性收入道路的金融路线代表，而希望能够在中国的财产性收入金融路线中获利的，不仅仅有中国国内的势力，还包括国外的势力——中美国资本集团。

这个中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在美国的政治代言人，就是建制派，建制派以及白人左翼政治势力结合，在2016年推举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 克林顿

而中央政府，在对外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的同时，也有相应的内部配套的战略部署：雄安新区。对于雄安新区的理解，笔者在《雄安新区——另一种解读》一文中，做了一些浅显的论述。读者可以仔细读一下。有另外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西北五省发展不足，要搞一带一路，就要先发展西北五省。西北五省吃瓜为主，出资能力有限。如果总是走中央财政，负担太重。实际上恰恰相反，只有在一带一路上走出去，才能发展起来西北五省。而同样的概念，也可以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发展。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就会发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是将外部矛盾为主要矛盾，内部矛盾为次要矛盾。中共就以先解决外部矛盾，后解决次要矛盾。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的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外部矛盾微次要矛盾，中共就优先解决内部矛盾，然后解决外部矛盾。

一带一路与雄安新区，分别作用于中国的外部与内部。与目前中国的经济路线就产生了事实上的路线冲突：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活，则房地产业死；房地产业活，则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死。这种路线斗争，是两种发展模式的斗争，也是两种地缘政治取向的斗争。

今天中共解决这种内部路线冲突的矛盾，肯定是要依照建国以后的方式——优先解决内部矛盾，然后解决外部矛盾。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