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另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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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设立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链接内是新华社电全文：

       http://news.cctv.com/2017/04/01/ARTIClGkdqRdQ4kBGtIEHazp170401.shtml?t=1491045611823

       整篇新华社电文中下面这段话有着特别的含金量。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这段文字里面内容之丰富，含金量之高，在近年里见到的中共中央文件里是非常罕见的。

      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多种多样，有商贸带动型，有工业主导型，有交通枢纽型，有旅游文化型，在一，二线城市里，还存在着多种复合的情况存在。当年深圳的新区建设，有着当时的历史和政治需求的背景。深圳特区成立于1980年8月，正是冷战末期，中国在与美国以及美国的西方盟友大量建交的时候，在中国国内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在香港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对接的尝试。深圳的城市成功也是建立在这么一个窗口效应的对接上的。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开始进入开发阶段。实际上是深圳模式在珠三角的成效在长三角的复制。

       在地缘政治上讲，深圳依托香港台湾的资本辐射效应，浦东新区依托太平洋的航运效应与长三角的临水制造业效应。而雄安新区的发展是一种改开三十多年后，对中国依赖国际贸易，融入国际大分工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反动。雄安新区设立于北京周边，河北省腹地，并不临海，意味着这个新区的产业基础，必然是不依赖于临水制造业的低成本物流优势的。

       从不追求临水制造和临水贸易的优势的选址方向来看可见，中共正在向大量的依赖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雄安新区的承担着疏散北京的首都职能的作用，北京的首都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各种科研院所与中字头的大学院校。结合另外一些消息称：雄安新区的房地产，将以配给制为主，市场化一定不是主角的。这样的消息，就证明了这个雄安新区，未来的产业核心，一定是低污染，甚至是无污染的各种依托目前中国的科研实力而崛起的新型产业集群。

       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吃土地财政已经很多年，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地方收税的成本高昂，土地出让金，作为一种实际上的税收模式，解决了地方的财政问题。雄安新区如果真的是以住房配给制度为主导，那么就意味着雄安新区的税制于中国其他地方政府的税制完全不同。很有可能走上美国的税务道路。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九成以上，来自于个人所得税。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依赖土地财政的首要问题，是税收成本高，税收成本高就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而雄安新区，如果放弃土地财政，必然会采取措施降低收税成本，而降低收税成本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中国优势的IT技术。具体来说，在未来的雄安新区，将是人民币电子化的首要应用城市。举例来说，所有的雄安新区内的居民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电子支付账户，日常的工资收入，都会由工作单位直接通过各种网络打入工作人员的支付宝账户，居民的日常消费，也会通过手机APP，通过电子账户来进行支付，同时，税务部门也会对居民的收入进行监控，进行征税。而外来的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个体工商业从业人员，也将通过租赁房屋，商铺纳税，同时也将会把他们的营业收入通过电子化的方式纳入全新的税务管道。雄安新区，将是中国的税务改革的前沿。

       雄安新区如果采用住房分配制度为主导，还意味着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公开化，通过这一社会契约的建立，有可能重建中国的社会的基层政治体制。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会把居民委员会这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在雄安新区完成复活。在当前中国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的社区，流动人口被排除在居民委员会的组织生活之外的问题，将通过这一模式，得以解决。而制约流动人口便利性的户籍制度，将会因为居民委员会的职能的强化，而发生改变，或者强化，或者被弱化。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户籍制度将实现其最早的服务性性质，而不再成为人口流动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会在雄安新区内全面推进。过去存在的各种医闹，等等各种按闹分配的模式，将会在基层社会契约的建设与监督职能的完善之下会得到抑制。

       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向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基准将会极大的扩大，彻底消灭同一个城市内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距，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等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将产生示范性的效应。

       笔者在这个基础上还推测，在雄安新区，很可能会设立一个专门的住房分配委员会，来进行住房的分配。只要是在新区内找到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的外来人口，都可以以申请的方式向住房管理委员会申请住宅，租公产房居住。只要缴纳房租就可以获得房屋的租赁居住的权利。人口多的租大房子，人口少的租小房子，单身人员可以租单身公寓。租金被住房管理委员会用来搞物业服务，警务支出，新物业建设等等方面，并且通过网络公示，公开化，透明化，接受居民的监督。

       外来资本在雄安的投资，可能将会采取两方面的模式，一种是企业独资，然后租赁当地的办公楼，土地来进行建设投资，另外一种可能性，将是重建1954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将新区的土地，不动产为股份重新注册工商业企业。换句话说，通过这个方式将筛选进入新区的企业。

       而外来投资最重要的方向，当然是将迁入新区的原来在北京的科研院所，大学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组建中国的产、学、研一条龙的高技术产业带。

       雄安新区要打造全新的交通网络，交通网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流，另外一类是人流。可以想见未来的雄安新区，将是物联网技术的全面验证空间。同时也是公共交通大发展的空间，对各种私人交通工具，将会由各种公共交通工具所取代，进而消灭掉中国目前所有大城市存在的交通堵塞等等大城市病。

       与2016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这个论点结合起来思考。雄安新区的建设在房地产领域将会回归居住空间的本来职能。通过土地与住房这样的财产的产权改造，将会把相当大的一部分食利阶层排除到雄安新区的建设范围之外。以后各种借助金融杠杆来以资产炒作模式获利的人在雄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但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动产配给制度的基础上，就可以发挥市场在各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可以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从而避免出现过去政府在市场中出现的权利寻租，将资本的发展，纳入到权力框架体系内。消灭资本对于权力框架的扭曲以至于危害权力的治理基础的可能性的出现。进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虽然雄安新区的选址，并不追求国际物流和人流的低成本，但是习近平特别的强调了新区的全方位的开放。打造扩大开放的新高地和对外开放的新平台，笔者认为这种新开放，将是对资本，技术，知识产权，以及人员流动的全方位开放，资本的开放在于对内资和外资的开放，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对内的开放，与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交通公共化。这一观点结合起来思考，这意味着，城市管理者的触手，将直接深入到原来各种被开发商楼盘所隔断的小区内与居民委员会这一基层组织形式直接发生对接。

      今天世界各种资本，技术，知识产权的流动高度依赖于各种人力资源的流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阻碍已经极少，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劳动力的流动，反而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阻挠而无法做到自由流动。可见将来，在引入全世界的劳动力和智力资源上政府会由相应的签证政策出台。比如一个注册与雄安新区的企业在雄安新区的招聘网站上发布的人员招聘，面向世界招聘，世界各个国家的高技能高学历人员流向雄安的过程，会出现相应的签证政策配套。这一签证配套政策，必然与街区制居民委员会职能进行挂钩。

       相应的，在雄安新区一定会推出司法改革，基层行政改革等等一系列的法律配套。

       对雄安新区的建设的理解，如果从中共党史的发展中可以发现，中共党的内部的分配机制，经历过配给制，供给制，工资制，等等多种分配制度的变迁。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环境下来考量，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共在不同的分配制度与生产关系中的高度灵活的操作能力，才能认识到雄安新区的建设思路。

       这种建设思路，是一种有着充分的哲学和历史的思考背景的思路。凡是认为当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是理所当然和万世不移的思维，都是不能充分理解雄安新区的建设思维的。必然也不能迅速的转身加入这个全新模式中去。

       雄安新区，将是一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科研平台，一个技术平台，一个知识平台，还会是一个建立在高技术，低成本，高效率，低损耗的个人发展平台，资本增值平台，政治示范平台。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全新的资本配置关系下的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全新的尝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且动用中共的组织力量以及个人权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今天使用雄安新区这个样本提出了自己的“关系论”。这也是雄安新区的建设被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样的字眼儿的根本性原因。

       目前各种媒体上对雄安新区的设立，有着方方面面的解读。各种各样的房地产论，中共高层内斗论，改开画圈论等等。笔者认为他们都没有能够认识到新华社的这番话的本意。笔者对与这段话的解读，认为新华社的这篇通稿，并不是官话，套话。而是微言大义。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背景在其中的。如果从中共党史，以及中共的哲学意识形态方向入手来思考新华社的这篇通稿。结合目前已经传播出来的很多模糊不清的消息，可以有着新的一番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圈内，哲学是研究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观上的意识形态构建。

        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者们认为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在社会领域中的存在与意识的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用通俗的网络大白话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在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基础模式。用“一国两制”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这个新区的开发也不过分。必然性的，这个新区建设的屁股，也会培植出来一个全新的上层建筑出来。这才是安新区的建立所追求的对于北京的首都职能的疏散效果背后的真实目的——它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相应的政治改革的示范性模板。在启动之后一旦成功，就会被各个先进转身快，控制力强的地方政府进行复制和模仿。为目前中国已经几乎走进死胡同的各种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了一种可行性很高，可操作性非常强的可能性。

       写作的很仓促，某些思路并未完全理清，难免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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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