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的真相–相互牵制，动态平衡的藩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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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618年—907年）历经290年，历史上把唐朝划分为四大阶段：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
主要是唐玄宗的中前期，属于开元和天宝年间，在725年唐玄宗在泰山封禅达到顶峰，在755年爆发安史之乱终止。
是安史之乱到后至唐文宗835年，这个阶段平定了安史之乱后，中央和地方的动态平衡。
835年到907年，这个时候王权基本被宦官、官僚、藩镇架空，动乱不断。这个时候的唐王类似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已经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贵感。
唐朝，基本是安史之乱作为中间点，划分了发展和衰弱两大阶段。
历史上很多人把藩镇割据和中央王权当作了势不两立的关系，其实这个是走极端了。
藩镇在唐朝分为四大类型，并不都是对抗关系：
1
––第一个类型：
是和中央对抗的藩镇势力，真正意义上的割据，其实就是7个镇，主要就是安禄山发家的河北三镇，历史上叫做和河朔割据，还有4个追随他们的四个镇，这7个才是一心想着割据的藩镇。
2
—第二个类型：
是用了相互遏制藩镇割据的防御型藩镇，主要集中在中原，拱卫中央。这里一共是11个藩镇，他们的目的一个是防御河朔藩镇，一个是保卫漕运，他们是唐王朝的中坚力量。
3
—第三个类型：
是边疆防御型藩镇，主要在西北和西南，著名的就是凤翔、西川等17个藩镇，他们主要是防范蛮夷入侵。
4
—第四个类型：
是东南钱袋子藩镇，主要在浙江、安徽、两湖一带，一共是9个藩镇，这里物产丰富，远离战乱，是王朝中央的钱袋子和粮仓，帝国的经济命脉所在。
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安史之乱后，看似风雨飘摇的王朝又续命了150年。此外，哪怕是最疏远的河朔藩镇，对中央也不是一味的对抗，他们和中央也有合作、对抗、妥协等复杂关系。
对抗的藩镇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需要名正言顺，在割据藩镇内部需要打着中央的旗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外，藩镇割据会产生很多动乱，但并不是全部的动乱都矛头指向中央。
藩镇动乱在唐朝常见的有4大表现方式：
1
第一种就是哗变，这个是藩镇内部的矛盾，底层兵士对将领不满而反叛，这种不直接威胁中央。
2
第二种是将校作乱，这个也属于藩镇内部矛盾，部分将领拥兵自重，不听从藩镇节度使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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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节度使镇压屠杀部将，这个也属于藩镇内乱，不威胁中央。
4
第四种是反叛中央，这个才是造成中央和藩镇强烈对抗的表现方式，这种动乱有历史学家进行了统计，占比在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藩镇的动乱大部分属于内乱，帮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藩镇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各个派系相互制约又相互协作，有时候为了抢地盘和抢夺战利品，藩镇内部也会打得头破血流。节度使并没有绝对的权威。
这个时候的大唐，就有点像东周了，葛各个诸侯国之间谁也不足以吞并谁，但是谁也不完全听从中央。唐中央就是天子，在道义和法统层面给各个藩镇施加影响力，任何一个藩镇也不敢轻举妄动，不然会被其他藩镇以代天子征伐的名义给灭了。就这样的动态平衡，一直让唐朝存续了一百五十年。
唐朝的中后期已经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当兵的都是职业军人，靠拿工资为生。他们并不是节度使的私人财产，职业军人以收入为主要标准，谁给的好处多，更能维持家人的生计，他们就会听谁的，表现出来的是自私性。这群人没有什么政治高度，如果他们的老大侵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比如冒领军功、侵吞军饷等事情，这些底层的士兵也会对老大不客气。
唐朝一开始是均田制，这个是继承隋朝的。唐高祖年间，均田制是丁男二十岁以上，授田百亩，死后还田。后来因为人口增长迅猛，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均田了，均田制就无以为继。
均田制发展出来了租庸调制度，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的制定和实施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被破坏，租庸调法则会随之失败。
租庸调是可以“输庸代役”的，每丁服役二十天外，再加役二十五天，就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可以免除租和调。这样就兼顾到了穷人，可以用苦力来抵税收。
租庸调制度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说白了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后来因为人多地少，土地兼并等原因，均田制破产，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租庸调制度也随之瓦解。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发放百亩土地是下面的官员执行的，老百姓领到的土地可能并没有一百亩，而是60亩，但是老百姓却要按照百亩的标准来承担税收，这样就很多老百姓就吃不消了，只能逃亡。
此外，唐制有一个特权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享有免税免役特权，这些不要纳税的阶层他们就想办法去侵占百姓的良田，百姓的土地越来越少，但是税收仍然是按照百亩进行缴纳，所以很多百姓不堪重负就流离失所，成了流民，很大一部分，就选择了当兵。
另外，在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始松懈了，因为租庸调的纳税是以户籍统计为基础来征收的，但是很多地方官弄虚作假，人死了也不去注销，人出生了，也不上报，搞得户籍数据一团糟，根本无法作为纳税的标准，就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有利于百姓的均田制和租庸调都破产了。
安史之乱后，国家开支剧增，但是租庸调税制又破产了，后来就变为两税法，这个也是张居正后来改革的参考法案。
唐朝前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让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样唐朝就慢慢达到了巅峰。
到了唐德宗即位后，因为租庸调崩溃了，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
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个时候很多人是流民，属于无产阶级，再问他们征税是不可能了。那就根据土地实际所有来征税。
两税法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穷人就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有钱的，土地多的那就要多交税。
两税法对穷苦人民是有益的，但是对有钱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有害的。所以激发了地产阶层的强烈反对。
但是两税法的推出，也变相的默认了土地兼并，只要纳税，可以打破人均百亩的限制，这个时候土地兼并变得更加惨烈，豪强地主用各种手段从农民手上强取豪夺，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地主的附庸。
理解了唐朝的税制发展，就可以理解藩镇的实际情况了。
这样相当于中央把财政权分给了藩镇，藩镇节度使拿到了那么多钱后，蛋糕就这么大，他还要发军饷给将士，这样节度使和下面的士兵就成了利益分配上的对立，节度使拿的多，士兵就分的少。
所以，有时候士兵们拿到的少了，士兵们并不会把矛头对准中央，而是会把矛头对准拿走他们该有军饷的节度使。这样节度使和士兵某种意义上是对立又相互利用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中央无力剿灭藩镇，节度使也无力对抗中央，将士只要能有口饭吃，也不会造反，但是节度使一旦有实力了，又忍不住雄心发作想扩展势力，去吞并周边的弱小藩镇。弱小藩镇们也会合纵连横，抱团取暖。
这个时候的唐朝就相当于得了慢性病，一下子死不了，但是又无法痊愈。
河朔藩镇，虽然是中央的对抗力量，但是他们也会玩韬略。比如7个和中央对抗的藩镇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一直对抗中央的情况下，内部也会有冲突。谁也不会完全信任对方，相互提防。
这些藩镇们缺乏法统，毕竟没有自立为王，名义上还是唐朝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敢贸然独立称帝，担心被其他藩镇联合起来剿灭了。所以节度使为了更安全的实现权力世袭，追求名正言顺，他们也会向中央适当抛媚眼，然后换一个中央的授权书，获得名正言顺的官职权力授权，这样节度使传给儿子就显得符合章程和礼仪，无形中也是增加了门槛，让那些试图犯上作乱的部将多了一些阻碍。
藩镇们为了扩大势力，他们必须要发展经济和保证稳定，所以藩镇内部也会制定各种措施来发展经济和农业，有的藩镇也把一亩三分地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改善呢。
唐朝的军事制度是比较分散的，主要倚重边疆，中央直属的军力有限，而且中央禁军的主力神策军却掌握在宦官手里，宦官和边疆的武将又是相互看不顺眼，不会精诚合作，所以，中央也无法形成合力来收拾不听话的藩镇势力。
而且，藩镇之间都有一定的独立性，谁也不愿意做炮灰和苦力活，都想让其他藩镇先去送死，这个就好像6国攻打秦国一样，不一心一意，怎么能打得好？
还有中央的税收大部分留给了地方，中央自己财政也很紧张，拿不出多余的财力来激励将士，此外，中央内部王权、宦官、后宫、外戚、官员之间的矛盾不断，内耗严重。
此外，唐朝也面临吐蕃、南诏等蛮夷的威胁，大部分精力用来防范蛮夷入侵，只要藩镇不太过分威胁中央，中央都会凑合着过。
此外，藩镇也帮中央隔绝了来自契丹的威胁，本来契丹是大唐很大的一个心结，经常进犯骚扰边境，现在河朔藩镇势力自己承担了抗击契丹的任务，也减少了中央的压力。这一点，中央是有点暗暗庆幸的。
就是这么多错综复杂，各怀鬼胎的原因，在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危局下，却还能一个半世纪的屹立不倒。
藩镇割据的动乱更多是藩镇内部，直接对抗中央的是很少比例。为啥呢？因为藩镇下面还有各种地头蛇，比如大庄园主阶层。藩镇和大庄园主的关系是对立合作关系，藩镇需要向庄园主征税，这个是对立的。但是庄园主也需要藩镇帮他们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个又是合作的。
藩镇的基础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流浪汉，这些人是职业军人的主力，藩镇内部的军士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拥立新帅，杀掉老帅。
一个有势力的庄园主，可能会勾结节度使下面的部将，然后达成某种利益密谋，比如我出钱，你把那个节度使干掉，然后你给我减税。
只有节度使和大地主进行深度的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然后在保证将士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对中央形成威胁。
这样我们也才好理解，安禄山为什么是爱民如子，爱兵如子了。
任何一方都无奈，都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上到皇帝，中到藩镇节度使、将军、下到底层将士、百姓，各有各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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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典易每日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