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盐与三峡——重庆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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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70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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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11——巴盐与三峡

资源也能拉升一片土地的地缘潜力,就像波斯湾周边那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出产石油而不时牵动着世界神经一样。当年的巴人也有一件资源武器——食盐。在中国很多地方,食盐都被称之为“盐巴”。盐巴里的这个“巴”字指向的就是巴人。

盐对于人类及国家财税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盐是从海水中提取的。海盐的确是食盐的重要来源,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不沿海且与沿海地区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类,又是怎样获取食盐的呢?

实际上,食盐除了海盐以外还有岩盐、池盐井盐等品种,这些品种大大丰富了食盐的分布范围。然而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出产食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盐与金属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谓岩盐就是古代海水或者咸水湖干涸之后,结晶成矿产生的矿盐。而池盐、井盐、海盐都是融于水中,需要通过日光曝晒或者熬煮蒸发水分后结晶成盐。其中池盐产自于天然咸水湖,这种生成于内陆并被用来提炼食盐的咸水湖,在古代中国被称之为“盐池”。生成于山西运城地区的盐池“解池”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盐池,早在西周时期解池之盐就已大规模开采。春秋时晋国之所以雄霸一方,甚至能够从中分解出战国七雄中魏、赵、韩三国,便有解池之功。

井盐则是抽取深藏于地下的卤水炼制而成。四川中南部的自贡市,是中国最重要的井盐出产地,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采。甚至“自贡”这座城市,都是在1939年出于控制这一重要资源的需要而设置的(合“自流井”和“贡井”之名)。这种为了控制某一重要资源,而在行政上予以特别对待的情况,在之前的内容已是屡见不鲜。包括位于大小凉山之南的攀枝花市,亦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新兴城市。

虽然资源型城市总难免遇到资源枯竭而面临的转型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拥有某项特殊资源,都足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2000多年前巴人所控制的食盐资源,在天然形态上属于比较特别的“盐泉”。这些富含盐份的卤水即不像井盐一样需要钻井开采,也不像一般的盐池那样静处于地表,接受阳光和季风的洗礼,而是如山泉一般从山间缝隙不断流出。

巴人所控制的盐泉,位于武陵山区和长江一线。主要包括清江下游的“清江盐泉”(长阳县);郁水上游的“伏牛山盐泉”;长江沿线的“涂井溪盐泉”(忠县)、“彭溪盐泉”(彭水县)、“宝源山盐泉”(巫溪县)。这些盐泉中除了位于武陵山区东北部的清江盐泉属于湖北以外,其余皆位于现在的重庆市境内。

不过在历史记录中,巴人最初的兴起之地,却是在清江盐泉所处的湖北省长阳县,然后再成长为足以和楚、蜀两国对抗的地区大国。这意味着巴人很可能便是凭借区域内的盐泉脱颖而出,然后在追逐食盐之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除了盐以外,巴地还出产有丹砂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丹砂又名朱砂,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除加热后可以析出水银以外,还可当作红色染料、用来入药炼丹。东汉末年,刘漳曾在郁水上游的重庆市黔江区建制“丹兴县”。再往前看,还有以丹砂开采而富甲一方,并曾被秦始皇亲自表彰过的“巴寡妇清”。能够拥有这一资源,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片山地的价值。

不过相比区位来说,矿产资源总是不那么可靠。除了自身资源可能枯竭以外,还会面临其它地区的竞争。就像川中的自贡井盐得以开采之后,巴盐再想向西扩张市场就有些困难了。相比之下,区位价值会更为的恒定。以重庆的地缘价值来说,其西连蜀地、东通荆楚的地缘位置,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就具体的地缘连接来说,涉及到两个地理概念——三峡与巫山。

在中国有很多河流都会有“三峡”,比如嘉陵江三峡、黄河三峡。现在我们说的自然是“长江三峡”。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实是没有必须在它前面多余标注“长江”,因为提到三峡大家自然想到的会是长江三峡。三峡由西向东包括: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行政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城东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北的“南津关”。中间还经过隶属重庆的巫山县和隶属湖北的巴东市和秭归市。

三段峡谷在排列时并非首尾相接,具体来说从奉节县白帝县到巫山县大溪乡的部分为瞿塘峡,总长仅8公里;巫山县城至巴东市为巫峡,长度为46公里;秭归县香溪村至南津关的66公里为西津峡。包含未被具体纳入这三段峡谷的部分,从白帝城到南津关被统称为“三峡”的长江峡谷共计长190公里。

从三峡当下的行政归属可以看出,这条咽喉水道在地缘政治上为巴蜀和荆楚所共有,这实际也是历史的常态。毕竟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任何一方完全控制三峡水道都将对另一方构成威胁。这一点在三国时代就得到了充分验证。刘备在痛失关羽和荆州之后,东出三峡发动了三国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夷陵之战(另两战为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战败之后两国的分割线便定位于瞿塘峡东。

两汉三国时的“夷陵”又名“西陵”,对应的即是现在的宜昌,其具体位置位于现在的宜昌市主城区“西陵区”。三峡中最东段的成员“西陵峡”亦因此而得名。宜昌在战略上存在的最大意义,便是控守近在咫尺的南津关和西陵峡。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南津关”之称,它在那场战争中有一个更能显示其地理属性的名字——峡口。传说中正是因为刘备当年驻军于峡口之南,后世方将这个三峡的东端出入口命名为“南津关”。

与“南津关”相比,距之190公里的白帝城,在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赫赫有名。有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做宣传,作为一名中国人想不知道它的存在都难。当然,对于三国迷来说,刘备的“白帝城托孤”才是这个三峡西大门声名彰显的开始。

当年由夷陵败走的刘备并没有退回江州或者成都,而是退守白帝城。因为他知道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如果白帝城和三峡让东吴控制的话,即便东吴没有侵入蜀地的计划,在接下来的议和谈判中也会得到更多的筹码。

那么,白帝城、三峡、夷陵在位置上究竟有什么特点,让它们能够在那场大战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先来看看三峡的位置特点。这段水流湍急的峡谷总共涉及四个地理单元,分别是:川东岭谷、两湖盆地、大巴山脉,以及武陵山区。这四大地理单元对长江的影响,通过水道的宽度便能看出来。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川东岭谷和非常平缓的江汉平原,长江水道宽度分别能够超过500米和1000米,但在受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挤压挤压的三峡水道,三峡蓄水之前的江面很多只有100多米宽。

古人并没有能力去细究三峡南北两岸的山体归属,往来于这段水道的文人墨客,为这段直接造就三峡的沿江山体,取了一个专属名字——巫山。也就是说无论是“三峡”还是“巫山”,所指向的都是这段景色奇绝却又无比重要的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