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冤第七章：当代后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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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待史料的偏颇态度
1、对冒功的认定
按照史料运用反方向原则，后金记载承认毛文龙损害己方的活动，真实性极高；但反过来不提具体某次与毛军战斗失利，并不能因此断言毛文龙谎报。无视后金和朝鲜存在粉饰己方或贬损利益对立面的倾向，把其中任何与东江塘报不符合之处当成毛文龙撒谎，是非理性的做法。而《功过》多次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判定毛文龙谎报冒功。
比如东江塘报里报告毛军在天启元年八月到十月联络义民为内应，在宽奠、叆阳等地伏袭截杀后金军的一系列战斗。该文果断给毛文龙扣上了“谎报”的罪名，理由是“后金和朝鲜的史料均未见有毛文龙与后金交锋的擒斩记载”。而事实是无论后金还是朝鲜的记录，都表明在这段时间内毛军与金兵有过激烈战斗，且规模不小，让后金不得不频频调兵遣将加以应对。而这些记录，是该文承认并列举出来的。[1]
能令后金调兵一万以上应付毛军，能让后金对相关地区汉人大规模移民以躲避毛军，能让努尔哈赤投书朝鲜宣称毛军常犯河西，能让努尔哈赤下令大规模焚烧孤山以南之房屋，这些本身足以旁证毛文龙塘报，若非后金确实在军事上遭受损失，不会有此表现。更何况明方记录里还有后金逃出难民印证，天启元年十二月的董应举奏疏里说“今又以回乡人称文龙前月计杀奴贼三千人，奴令李永芳、佟养性以车驾砲往与为难，阴令朝鲜缚文龙等语。疑文龙无塘报，此人或奴所遣以诱我者，其事诚不可知。”[2]董说“疑文龙无塘报”，应是塘报传递延误所致。至于说此人或为奴所遣，则努尔哈赤当时正对毛文龙恨得咬牙切齿，怎会派人到明方给毛文龙表功？
金、鲜、明三方记载都可表明后金确实受到重大牵制和打击。荒诞的是，《功过》仅因后金和朝鲜无具体战斗记载，就给毛文龙扣上冒功罪名，声称“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毛文龙的谎报”，这自信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哪来的事实？塘报中所言作战大多在后金沦陷区内，以朝鲜官员之昏怯，他们不跟随毛军作战，又如何记载具体战斗？后金和清则一贯就有删改史料，掩盖己方失败战役的劣迹。
满文老档对具体战斗全部删去，但依然有努尔哈赤下令调兵谴将，斥责守官不尽责，下令大规模焚烧房屋，搬迁居民的记录，这也是《功过》自己列举引用的：“至其房屋皆放火焚烧。将新城之人迁往鳒厂、一堵墙，命新城游击驻鹻厂。以孤山为界，由此往南之房屋皆焚烧。将叆河之人迁往萨尔浒处。将伊兰博里库、双山、中固所属之人，皆视青苔峪、岫岩之容量移入，房屋皆放火焚烧”。并承认这印证了毛文龙塘报中说的“敌人尽焚长奠、永奠、大奠、宽奠、叆阳、凤凰城各城堡之事”。如此事实面前，还要说毛文龙冒功：“此事系后金迁移边民，而毛文龙却声称是伏发敌人惊溃而焚城撤走，又尾随追击当阵斩首数千级，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冒功。”让哭笑不得的是，该文随后又承认，后金之所以焚烧房屋，的确是为了防备毛文龙：“努尔哈齐在严冬时节北移边民，焚烧边地房屋，退守连山关、孤山堡一带，这是防备毛文龙与辽民里应外合的应对措施之一。与此同时，又有渡江袭剿毛文龙之役。十二月十五日，贝勒阿敏率兵从镇江连夜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攻剿毛文龙。”[3]
该文的逻辑是只有《满文老档》直接描述某场战斗里吃了败仗，然后毛文龙才不是谎报。然而后金和清一贯有掩败删史之劣迹。刘厚生在《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和误》一文中说“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而，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4]
“《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908页之多，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5378页的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5]
刘建新等学者也曾在论文中列举清方史料中掩盖败绩，缩小伤亡的劣迹之后，评论道：“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清实录》对清军的伤亡人数一向讳莫如深，或是尽量缩小，或是索性一笔抹去”[6]
后金对战损数字例行掩盖的习惯也见于投降后金的朝鲜姜弘立之记载，后金攻陷开元时，金兵死伤亦多，但隐秘不宣：“酋侄子列于八将者，一人战死，军兵之死亦多云，例甚秘之，故不知其数”[7]
《功过》仅因后金记载无直接记录，就横加毛文龙以“谎报冒功”的罪名，是不客观的。至于其宣称“毛文龙以孤寡之流民武装却能够连续设伏使兵力、战斗力远远强于己方的强敌溃败，并斩杀首级数千颗，这在军事上有悖于常理”，也不值一哂。后金军并非天兵天将，也有疲惫懈怠之时，也有分散薄弱的可能，乘虚伏袭，有什么悖于常理？金军在正面战场上让明军望风而逃，辽东普通百姓居然敢用木棍击杀金兵？若按该文逻辑，绝不可能！但这是《满文老档》里努尔哈赤自己承认的事实。若照类似逻辑，还可说八路军以如此低劣装备，居然能在敌后战场里大量杀伤日寇，做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都未实现之事，有悖于常理。以拍脑袋想当然来论史，荒唐显而易见。
该文在论证毛文龙所谓欺罔冒功时，多是类似模式。哪怕后金和朝鲜方面的记录证实毛军确实袭击攻打后金，但只要老档不记录后金伤亡，只说打死明兵多少，就成了是毛文龙掩败为胜，撒谎冒功。至于后金记载里没提到的战斗，更是毛文龙“冒功捏造”。东江军与后金血战搏杀，在此种逻辑下，就成毛文龙冒功的犯罪史。如天启三年九月，东江塘报里的“凉马佃之捷”，斩获虏级几十颗，夺取马匹七十多匹，缴获弓箭刀枪二百多件。《满文老档》里有相应战斗记载，只不过就记录杀明兵多少人，击退来犯之敌云云。本来敌对双方对同一战役，各执一词的记载，公正态度至少等量齐观，不必偏信一方。缺乏足够证据，对斩获数字可存疑，但不足以就此断言“冒功”。双方记载至少表明东江军确实深入后金境内，对其统治区进行破坏袭扰，这本就有功。而在《功过》那里，却成了只要老档不载后金损失，就是毛文龙撒谎，就成了“所谓的凉马佃之捷又是一场惨败”[8] 本来对等的战斗双方记录，成了后金记录更高等，后金说什么，事实就是什么。
该文这种论证模式，贯彻始终，出于篇幅考虑，不再一一列举。这种对史料偏颇态度和臆测结合，导致该文以强烈的感情色彩不断对毛文龙进行贬低辱骂，如说“这种冒功伎俩充分反映出毛文龙的奸诈狡猾”，“毛文龙已经逐渐黔驴技穷”，“肆无忌惮地欺罔朝廷”。类似于李光涛，《功过》也常常把昏聩自私的李朝君臣评价当做支撑论据。自承“我国不能侦探”，“毛将与其标兵潜师往袭，沿边各镇，亦不及知，况国中乎？”的朝鲜君臣在文中同样成了知之最深：“毛文龙这个冒功手法可以骗过朝廷愦馈的文官，不过朝鲜人则知之最深。”[9]
2、云从岛失陷之说
考证史事，当事人的记录是价值最高的一手资料。非当事，但有清晰来源者的记录，可做旁证，进行比对分析。至于转引、概括、汇编而成的编年史或笔记野史类著作，若其中直接摘引奏疏塘报，只要不篡改，也有较高价值。但作者概述的史事，则应找到其依据。实在找不到，也需对其记载，按事理逻辑辨析。不动脑筋罗列，甚至以此否定一手史料记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谣言，传播转发一百次，一千次，就算把这一千次转发都罗列，也不能因此增加谣言本身的可信度，这是基本道理。
而《功过》论证天启七年云从岛（须弥岛）失陷，给毛文龙扣上谎报军情之罪，正是不顾这些基本道理。所据材料为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许崇熙的《宪章外史续编》中相关记述，稍看一下，就知并非有独立消息来源，不过是把奏疏、传闻概括。因不加考辨，甚至上下文自相矛盾。
如彭孙贻既采信毛文龙塘报说的后金攻须弥岛不克，退屯宣州，杀朝鲜向导泄愤，又说皮岛师溃之类。许崇熙则直接把逃将高万重散播的云从失陷的谣言当事实，说“奴兵破朝鲜之云从、铁山”[10]。其实是对《明熹宗实录》中许可徵奏疏要求惩治高万重等逃将的内容断章取义。[11]
云从失陷本是逃将煽惑军心的谣言。这是许可徵奏疏里说的很明白的。反以后出三手史料为据，把原始出处的许可徵奏疏指为假，说是“为毛文龙弥缝”。把高万重谣言说成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海外沦陷的情报还是传到明廷。”这种做法令人愕然。
《功过》作者若真以为许可徵协助掩盖毛文龙失陷皮岛，理应采取更合理的求证方法。比如在同为当事人的后金那里寻找证据。若攻下须弥岛，后金总该记一笔。然而《满文老档》里不但没有，连丁卯之役进攻东江的所有战斗，都不提，好似只打了朝鲜。这是后金在毛文龙那里吃了败仗，觉得丢人，才删除了事。恰恰和毛文龙东江塘报里说的后金攻云从岛未得逞，退回宣州，杀朝鲜向导泄愤一致。
后金记载找不到，那至少找朝鲜人的记载吧。毕竟《功过》作者和李光涛一样，都喜欢宣扬朝鲜知之甚深，云从岛在朝鲜近海，若真是后金攻占了，朝鲜人总该听到一点风声。然后也没有。
再不然明朝这么多官员，不可能都给毛文龙打掩护吧。既然《功过》以为海外沦陷情报传到明廷，那当时总有其他官员要弹劾毛文龙失陷云从，掩败为功之罪吧。还是没有！即便硬说阉党一手遮天，包庇毛文龙。那么崇祯二年，袁崇焕给毛文龙论罪之时，总可把毛文龙隐瞒云从岛失陷之罪痛陈一番了吧，还是没有。袁崇焕也就说“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压根没提什么云从失陷。
在最直接一手乃至二手史料中都找不到支持论据，所以该文只能乞灵于三四手的《宪章外史续编》，乃至以此否定比之更原始的材料，然后指毛文龙谎报军情，荒唐一至于斯。
即便不辨析史料出处先后，就以事理和逻辑而言。若云从岛真的失陷，毛文龙怎可能瞒报？又怎瞒得了。上万官兵知道的事情，何从而瞒？明廷随便派个使者，或者运粮官员去一次就能知道的事情，怎么瞒？还有既然云从岛失陷，如此战略要地，后金在和朝鲜已订和约，如《功过》所信的那般不惧东江军的情况下，会不留守？既已失陷，总要有收复战吧，那又是何时收复的？后金若真攻下云从岛，无论如何也是大收获，即便毛文龙侥幸逃脱，又何足为患，何必再杀朝鲜向导泄愤？
稍动脑子，就能明白云从岛失陷之说不属实。而该文似乎全然不管这些，只要能给毛文龙扣上谎报军情的帽子。再荒诞不经的记载，都能被其奉为圭臬。
3、阉党的帽子
要给毛文龙扣阉党的帽子，最底线要求是至少找出毛文龙歌颂魏忠贤的奏疏，或者帮魏忠贤迫害政敌的证据。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的。《功过》承认：“客观地说，现存的史料当中并没有毛文龙上疏称颂魏忠贤或者为魏忠贤建生祠的记载，毛文龙的辩解并不是没有道理。”这意思似乎是现存的史料没有，当时的史料或许有。其实也没有，因为就是崇祯初年要给毛文龙泼脏水的人，也死活找不出任何毛文龙颂魏的奏疏（袁崇焕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倒是不少）。但这并不妨碍该文咬紧牙关给毛扣上阉党的帽子：“但是是不是阉党并不单看有没有颂功或有没有建祠，毛文龙贿连魏忠贤及阉党，拜魏忠贤为父，与阉党结成稳固的政治联盟，互援互利，相互勾结，并焚拜魏画像，毛文龙是阉党这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辩驳！”[12]
这种咬定毛文龙是阉党，绝不松口的精神，令人佩服。但该文可能对“事实”和“铁证”这些概念的理解上和常人有些不同。按这种理解，任何造谣，都有机会被当铁证，只要传播谣言的人足够多就行了。被其当成铁证的是些什么材料呢？
什么《黄忠端公集》说毛文龙派人用人参貂皮贿赂权贵，所以“所求辄应，兵饷之外，帑金数万为军前犒赏者再”，什么《沈氏日旦》记载毛文龙“盗辽地参貂以媚朝贵，而享此高爵厚禄”，什么陈鼎《留溪外传》“帅亦忠贤子 ”，黄中坚《蓄斋二集》“明言‘岛帅毛文龙，阉党也’”，什么《圣朝新政要略》记载的潘士闻弹劾毛文龙奏疏中栩栩如生描绘的毛文龙和四个太监结拜后的对话，还有挂一魏忠贤头戴冕旒、身穿衮龙画像，写“当今上公魏老祖爷，朝夕焚香礼拜”。[13]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就是“铁证”了。体制内搞历史，可直接搜古籍库，很是方便，只要搜到能抹黑毛文龙的材料，不管不顾拿来当证据就行了。其实若把这些当证据，不必费心搜古籍库，直接把该文作者的话当铁证就行了。罗列的那些材料性质和此没任何区别。
说毛文龙派人贿赂魏忠贤，莫非贿赂时，这些人就在旁边看着？东江军民几十万人口，军费一年不到关宁十分之一，毛文龙苦求无门，哪来的“所求辄应”？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莫非魏忠贤坐飞机到皮岛，然后某人亲见文龙给魏忠贤下拜认父？或是毛文龙认魏为父的密信被这些人起获了？毛文龙和太监的私下对话，难道是这些太监托梦给潘士闻听的，或者当时就有录音技术，有人直接把录音资料寄了潘？所谓拜魏忠贤冕旒像，究竟谁在场看见，能不能至少找个证人出来证明下，或者直接把画像找出来？
就这么一些千疮百孔，以谣传谣的东西，就成了“铁证”，让人哭笑不得。明末吴惟英在《东江客问》里质问给毛文龙扣阉党帽子者：“‘莫须有’三字，‘意欲’二字，足服天下后世乎？”《功过》作者大骂吴惟英是毛文龙党羽，振振有词曰：“事实上，上引工科右给事中潘士闻的说法已证明毛文龙拜像之事已经风闻于朝廷，何谓无可稽考？”他是否不明白“风闻”和“事实”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所谓“风闻”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传闻，再直白点，就等于是谣传。要是“风闻”可当铁证，也就别挂历史招牌了，直接写小说就行。
该文所引的这类给毛文龙泼脏水的材料作者，基本遵循相同心理模式。对东江形势颟顸无知，以为无足轻重，空耗军饷。认定毛文龙是草包，骗取军费，坐享富贵，而毛之所以能安坐岛上，一定是靠贿赂权贵，贿赂魏忠贤才被如此包庇，所以毛必定是阉党，不是也是。至于事实之类，那都是可以编出来的。想当然的推测之词，乃至无中生有的编造，经多人之口的传播陈述，就成“铁证”了。
该文作者或也知仅凭捕风捉影的“史料”，不能服人，也试图搜罗太监和毛文龙往来事迹，以坐实毛文龙为阉党之名。比如毛文龙请内臣驻守登莱督发粮饷，被他说成是“与阉党同伙政治交易”，而“东江镇守太监的派出意味着毛文龙与阉党政治联盟的完全形成”。
然而他大概忘记了，早在东江之前，镇守太监早已派出到了山海关、宁远、锦州了。孙承宗还在《答刘中丞如纶》中给边官和太监合作找理由：“中贵人来，自是边人倚借为用，但无拗之为高、无顺之为护，惟是贯通中外，接济给足，此边人之福也。”[14]所谓宁锦大捷里就可见镇守太监的身影：
“六月，锦州围解。……魏忠贤差锦衣卫指挥室王禄、王选等十四员，亲临战场督阵，有太监刘胡、孙武俱亲在东城楼督战促令。”
“七月，太监纪用奏防奴事宜。奉圣旨，……山海、喜峰等口，处处当防，说得是。”[15]
这里应该请君入瓮，按他的逻辑孙承宗、袁崇焕、赵率教、满桂等人都是阉党！ 为了给毛文龙扣上阉党罪名，双标到如此顾头不顾尾的程度，也堪称一绝，可发一笑。
该文还指责其他澄清毛文龙并非阉党的史学家说“这种完全根据毛文龙自陈的立论并没有有力的史料根据，与历史事实截然相反。” 毛文龙奏疏里丝毫未有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言论，这不是有力的史料根据？他搜罗来的那些风闻谣传，反倒成了所谓历史事实？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反倒成了给人定罪的有力根据？该文大概以为只有其钦定首肯的才是历史事实。
4、 刘兴祚及其众兄弟归明问题
崇祯元年，在毛文龙的策反接应之下，刘兴祚和其兄弟先后投奔皮岛，还带了大量战斗力颇强的后金人员一同归明，这本是毛文龙一件大功。但在《功过》那里，这又成了毛文龙的罪行。
按《清太宗实录》记述，“兴祚复遣仆二人，致书于毛文龙，被获，诛其仆人，因逮兴祚”，后金头目将刘兴祚软禁于城内家中。刘假装上吊自杀，被其妻子救下。后金头子准其到城外旧居。刘兴祚“使弟刘兴贤逃附毛文龙”，假装因此畏罪自杀。实则找了个瞎子，灌醉绞杀，冒充自己尸体，然后潜逃。[16]
周文郁《边事小纪》记载缺刘兴祚和毛文龙通信，刘兴贤先逃奔毛文龙这些情节，增加的细节是找了身材相似者，灌醉，再放火烧庄，假装自焚，“奴遣验，见伪尸而信，是得以脱奔东岛”。[17]
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二月的奏疏里说刘兴祚元年九月派其弟刘弘基乘船至宁远，说找人焚尸替死，脱身至东江，袁崇焕当时不信。又过了两个月从东江获得消息刘已至皮岛。[18]
而毛文龙塘报中对刘兴祚归明一事的叙述是后金发兵两万往镇江下营，要来攻皮岛。毛文龙率兵东向迎敌，遇见后金军，逆奴王子以爱塔为参谋，毛文龙见爱塔在阵，大呼招之，“爱塔即带精锐胡人四百、胡马四百二十匹骑，乘过营来，奴锐一挫。”[19]
《功过》以此为据，断定毛文龙有谎报之罪。而袁崇焕说的“刘兴祚忠顺奔来，止二十余人，而曰率数百众，当阵捉降，欺诳孰甚，二当斩”，自然又是正确的。
实则仔细考察下《清太宗实录》对刘兴祚潜逃一事的叙述，颇多缺略甚至疑点。如说刘兴贤逃附毛文龙，究竟通过何种方式逃附？然后刘兴祚潜逃的路线是什么，究竟如何逃到毛文龙皮岛？是一片空白。倘若刘兴祚扮成辽民，从后金腹地逃到皮岛，要冒着被后金巡查兵抓获的危险。而且朝方起先以为刘兴祚自焚而死，等刘到皮岛消息传来，才回过神来。显然刘并非是由陆路经朝鲜再至皮岛。若是不经朝鲜直接从海路逃附，要提前准备船只，没有熟于前往皮岛海路者操舵，也难到。而且既可从海路逃，按一些人说的刘对袁更信任，为何不直接至觉华岛投奔袁崇焕，或到登莱呢？
考虑这些，《清太宗实录》里关于刘兴祚潜逃的记载和毛文龙塘报中的记载，并无本质性矛盾。两方记载结合起来，或更近于事实真相。刘兴祚假装自焚而死后，很可能混在与他熟悉甚至串谋的真鞑、假鞑军中，扮作兵丁。他提前探知后金有往镇江地区的军事调动，毛文龙也会前来迎敌（可能有提前沟通，比如先到皮岛的刘兴贤把计划告诉了毛文龙）。他乘此机会混在四百名真鞑之中，阵前倒戈，一起投奔毛文龙。后金为掩盖失利，在史料中不记，当时也并不知刘兴祚也混在其中。
塘报中不实之处并非阵前召回，而是“逆奴王子，以爱塔为参谋”。而毛文龙如此表述，用意也当是向朝廷表明刘兴祚的重要价值。其实把袁崇焕、周文郁等人对刘兴祚归明之表述和毛文龙塘报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前者重点是刘兴祚自己如何设计假死；而毛文龙的重点是刘兴祚带了四百精锐鞑兵归明，瓦解敌军，有大功。毛文龙更突出强调了刘兴祚的重要价值和巨大功绩。假如这四百人之说是夸大，那重点也是张大刘兴祚之功。
离奇的是袁崇焕一伙人，尤其周文郁断定刘兴祚因阵上召回之说，愤激不平云云。这完全悖于情理。说刘兴祚阵上杀敌而回，还带来四百精锐，这是表扬其功绩，愤激什么？难道把刘说成狼狈逃亡、孤身一人潜至皮岛，才更光荣么？更何况后来岛上平定刘兴治之乱，张焘对朝鲜官员说的“尽杀八百降鞑，其中三百乘船逃走”[20]，这八百降鞑中相当大的部分就应是刘氏兄弟先后带来的，刘兴祚带回的四百降鞑的大部也在其中，才被岛上兵民视为刘氏心腹，置于株连屠杀之列。《功过》出于偏见，把描绘刘兴祚逃亡之不同阶段，并无直接矛盾的史料当成了截然对立。
刘兴祚之后，在崇祯元年十月，又有其兄弟等人内应破萨尔浒城投奔毛文龙之事。东江塘报说，东江军在郭志才、曲承恩、毛有成等人率领下，于十月初八日潜行至萨尔浒，城内有鞑贼五千，先派细作进城，约刘爱塔之弟刘四、刘五、刘六等人为内应，内外夹攻，攻进城内，生擒活夷六十九名，割级三千有余，随即撤回，同刘四等星夜出边。
《功过》引朝鲜人续杂录中的记载：“奴贼九月西向大败，军粮乏绝，生道为难”，刘四等十五假鞑走回昌城，正好碰上毛有进等人，“领来到本府，要讨食酒，作美自恣，艰难过送”。所以是“刘兴祚族人属自己渡江逃来，何曾与毛文龙内应陷城？”[21] 故此，又是毛文龙谎报了。
然则崇祯元年九月后金西征察哈尔并未大败，刘四等人自行渡江逃到朝鲜境内的说法也相当可疑。刘兴祚私通毛文龙被抓于前，刘兴贤逃附毛文龙于后，刘兴祚又“畏罪自焚”。这种情况下，刘氏兄弟族人，居然身边没有金兵，能自行逃至朝鲜，前往皮岛？刘兴祚假死后，其子刘五十也被皇太极带在军中随从西征[22]。李朝实录中也有记录证实当时东江军兵在后金统治区内擒杀后金哨骑之事“毛兵杀掠汤站所住拨胡”，这也被《功过》引用。则东江明军进入后金境内活动，有迹可循。萨尔浒距离朝鲜边境甚远，加之朝鲜官员昏怯，毛兵深入后金境内作战，向来不能知悉。而所谓奴贼九月西向大败，或是由后金九月、十月接连败于毛文龙而得的印象。出于对毛文龙厌恨，不愿归功于毛，就说成了“奴贼西向大败”。刘四等人内应，和东江兵里外夹攻破萨尔浒城之事，朝鲜人无能侦探，所以只有刘氏族人进入朝鲜境内，才有记载。稍加辨析，朝鲜方面的记载和毛文龙塘报所言，并无直接矛盾。《功过》贸然断言是毛文龙谎报，亦非客观。
按周文郁等人说法，刘兴祚兄弟和袁崇焕的感情好得好，对毛文龙则大大失望。然则毛文龙对后金威胁究竟是大还是小，后金对毛文龙是否仇恨恐惧，身在后金的刘兴祚是比较清楚的。如他不信任毛，那从一开始，刘氏兄弟就不必投奔皮岛。另外有人贴出史料说刘兴祚在毛文龙死后有给朝鲜人的书信，也对毛文龙有贬责之辞。但问题是刘兴祚在毛文龙死后还有给后金方面的书信，向后金方面表忠心，说杀毛文龙他有功劳，向后金表功。那对这样的书信又该怎么看？刘兴祚的这种书信，并不能当作其内心真实态度，更多的似乎是在毛文龙被杀的既定事实之下，顺应相关方面喜好，说些迎合讨好的话，为自己求得更有利之环境。
5、崇祯元年骚扰登州事
崇祯元年八月，毛文龙本欲发兵截杀后金军，却在海中遭遇飓风，本人船只飘流至登州。“登州抚臣孙国桢、道臣王廷试、差官延臣进府。问以敌可灭否？臣犹慷慨自许。臣在登一日，即出海东去，各将之船，有飘至黄河营者，有八角口者，有威海、文登等处者，甚而飘然至桑岛寸枝，而官兵半失者。”。[23]
此事登莱巡抚孙国桢、道臣王廷试都未有异议。且当时海面是否有飓风，登莱沿海包括岛民皆可证伪或证实。毛文龙也绝不会愚到在这种事上撒谎。《功过》又对当事者第一手材料，弃之不顾。毛文龙为截杀敌兵不幸遭遇飓风之义举竟被扭曲为拥兵骚扰登州。毛文龙本人陈述被其耸人听闻地说成弥天大谎，直接当事人登莱巡抚孙国桢被其指责成是为毛文龙弥缝。[24]
而该文言辞凿凿说能证伪毛文龙陈述的材料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则朝鲜的记载。鲜人凭臆断，信口开河之例数不胜数。当时鲜人已与后金媾和，毛文龙之军事行动会带着他们一起参加？就算毛文龙愿意，朝鲜使者都没这个胆子！他们既未参与，更未与毛文龙同船漂流至登州，则其所谓毛文龙至登州恐吓云云之记载又不过是凭私意加风闻，胡乱揣度的结果。按史料分类，属无根史料
《功过》还引了崇祯二年毛九华攻击毛文龙之奏疏。然而毛九华家乡在登莱，却并非在登莱当官，其攻讦多出臆断。更何况其中对毛文龙崇祯元年第一次至登州乃是飓风飘流所致，并无反对，“其初至登也，曰飓风之飘没，迨风恬浪静，日涌潮空，可以归兵，而舣舟海峤，潜指登城，夫复何心？”质问的是为何等风平浪静时，毛文龙还停舟在海边山岭，而并非说飓风不存在？至于后面“潜指登城”云云，不过是以莫须有之辞，横加罪名而已。
就这么几则牵强的材料，却被该文当成了所谓证伪毛文龙遭遇飓风弥天大谎的根据，未免太过儿戏了。
《功过》对史料之态度，基本就是凡能用来贬损毛文龙者，采信；不能者，否认。对一手史料、二手史料、无根史料毫无区分，对不同史料所言，也缺少事理逻辑上的辨析，而只是空洞罗列。上述不过略具数例。出于篇幅考虑，不一一举例了。
[1]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29. “据《光海君记日记》卷169载光海君十三年（天启元年）九月边报‘李永芳等领兵一万，方为结阵于凤凰城等处云’。塘报中所说出没于宽奠（后金文献“奠”作“甸”，以下永奠、大甸、宽甸等地名俱放此）、叆阳一带的正是李永芳的军队。另《满文老档太祖朝》记载，十一月初五日，努尔哈齐曾经下令李永芳调查毛文龙的行踪。十二日，下令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古河及沿江而居之各屯汉人，悉行移入就近城堡，‘倘收之不完，彼处人来侵，此处人叛逃而去，致生事端，则以地方额真及守堡官问罪之，亦将罪及我戍守之大臣也！尔等若不全收，置之于外，与其被敌所掳，不如杀之。’所谓的‘入侵者’即是毛文龙，当时有不少辽民被毛文龙招去，故努尔哈齐下令将各屯汉人撤入城堡。”“十三日，努尔哈齐遣人投书于朝鲜义州边将，‘恐喝本国，大索文龙’。信中称‘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我若引兵往剿，又恐连累尔朝鲜，是以不往。若欲我两国真诚相好，则执毛文龙、陈良策归还’”
[2]董应举.崇相集.疏一.请救毛文龙疏天启元年十二月//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02册.40.
[3]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30
[4]刘厚生.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的伪与误.清史研究.1991（4）.
[5]同上
[6]刘建新、刘景宪 、郭成康.一六三七年明清皮岛之战.历史档案,1982(3)
[7]姜弘立.别录//赵庆男.乱中杂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275.
[8]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41
[9]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50.
[10]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续修四库全书.353册史部编年类.295.
[11]明熹宗实录.4021，卷83，天启七年四月壬寅. “兵科都给事中许可徵言：‘江东危迫，毛文龙差都司毛永显领兵一千以救宣州，永显阴约民船载家眷兵丁西逃，被旅顺参将张继善拏获。石城岛游击高万重倡言铁山、云从胥失，因席卷岛中货物子女，夺冻船为粮，航海窜归河西。又都司马承勋、李矿、郑继魁等皆西逃，俱徐敷奏倡言摇惑所致也。请将万重审实正法，并逃亡摇惑之徒，如挐获在彼即任彼中处分具奏”
[12]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136.
[13]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131,136.
[14]孙承宗.高阳集.卷二十. 答刘中丞如纶//续修四库全书.1370册集部.504.
[15]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416-417,419
[16]清太宗实录. 62，卷四
[17]周文郁.边事小纪.卷四.刘将军事实.//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415.
[18]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1025，卷十八，崇祯二年二月
[19]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1.
[20]续杂录.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384.
[21]王荣湟.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183.
[22]清太宗实录.62.
[23]东江总兵毛文龙一本//吴骞.东江遗事卷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61.
[24]“毛文龙擅入登莱事，登莱巡抚孙国桢是毛文龙乡人，为其弥缝”//王荣湟. 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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