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杀害毛文龙之昏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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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五章.④
究竟谁多疑猜忌？是皇帝还是袁崇焕
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问题上，有些评论已经是不能用偏见来形容了！
比如金庸的《袁崇焕评传》里说“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还有一些文章里说“袁崇焕在他对毛文龙先斩后奏时就已为他的惨死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是侵犯皇权。你把皇帝当老几了？”，“偏偏崇祯帝猜忌心极强，专权欲极盛”，“而杀袁的动因，乃是为维护专制皇权”。
这类评论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展示一种非理性的条件反射思维格式。杀毛文龙是触犯君权，所以引发崇祯的猜忌恐惧，所以导致崇祯最后要杀袁崇焕，你还可以听到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么？
莫非在君权荡然无存的今天，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里，国防部长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军区司令直接枪毙的？枪毙之后，还应该逍遥法外，如果受到法律制裁，就是专制皇权？这不是挑战皇权的问题，而是挑战整个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
有些现代人，口口声声把民主自由挂嘴边，唾沫横飞的批判明朝的“君主专制”。而实则，他们骨子里信奉的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专制者和暴君的逻辑。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比如袁崇焕这样的人，随便给人定罪，随便杀人都是理所当然，不但不是罪行，还是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吹嘘赞美的英雄壮举。就算勉强承认确实杀错了，也是轻描淡写，似乎杀了就杀了，也没啥大不了。
只要是他们厌恶的人，被私刑滥杀，那也是死了活该，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未经核实的罪名当成事实扣在其头上，没有任何审判就直接处死，死了之后，在当事人无法自我辩护的情况下，再搞缺席审判。一条人命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草芥。
当他们喜欢的人，在法律程序下，经过八个月的审判，罪状确凿，再被处死，就成了所谓皇帝“猜忌心极强，专权欲极盛”导致“专制悲剧”，就是“令人扼腕叹息”了。
就这类人，还煞有介事、居高临下的来批判明代的君权？随便找明朝的皇帝出来，十个里倒有八个比这些所谓的现代人，思想更开通和民主，更懂得什么是依法治国。
袁崇焕杀毛文龙不是什么侵犯君权，而是侵犯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现代国家的容忍底线！如果是现代社会，在战争状态下，出现类似袁崇焕这样的人，造成如此严重恶劣的后果，他被送上军事法庭，也足够枪毙两三次了！
有些人把自己阴暗的心理塞到崇祯皇帝的腔子里去，口口声声说崇祯皇帝多疑，猜忌，唯恐别人威胁自己的皇权。实则，多疑的不是崇祯，猜忌的也不是崇祯，唯恐别人威胁自己的更不是崇祯，而恰恰是那个被他们粉饰涂抹的光鲜亮丽的袁崇焕！
就以对毛文龙的态度而言，无论天启和崇祯都不猜忌，都能信任，而正是袁崇焕这些人在病态的多疑，疯狂的猜忌下，必欲杀之后快。天启皇帝就不必多说，对毛文龙嘉奖备至，史不绝书。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尽管攻击诽谤毛文龙的奏疏不断，但他对毛文龙总体态度还是信任的。不妨把他几次对毛文龙的批示列举一下。
在天启七年九月，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了。我正殷切期盼，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1]
在崇祯元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
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陆续发送解运，况且海天寥阔，怎么能送一次就够了。但应当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至于兵额多少，月饷多少，总兵应该把数字都开报上来。[2]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毛文龙本就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深切了解的，别人诽谤议论，何足置辩。[3]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崇祯又表示对他的理解：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文龙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于深切期望。[4]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5]
纵观以上这些记录，尽管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对一些情况还不是完全了解，崇祯皇帝并没有给予毛文龙最大程度的支持，但他总体态度，还是信任、理解毛文龙，希望毛文龙能够克服困难，尽力把东江维持下去，期望他能建立更大的功勋。他对毛文龙因为受谤太多激愤之下主动提出的辞职，都是好言安慰，一口回绝的。
就这样，皇帝对手握军权的毛文龙，能理解、信任，寄于殷切希望，但袁崇焕这样的人，却视毛文龙为眼中钉，肉中刺，成天疑神疑鬼，直至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他。可见，真正心胸狭隘，多疑猜忌的不是明朝的皇帝，而恰恰是被人吹捧的袁崇焕。
程本直的《漩声记》中说要除掉毛文龙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天，光是弹劾他的奏疏就数以百计了。因此是左右官员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之所以不杀，不是不应该杀，而是没能力杀。所以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举国称快，皇上也高兴，杀毛后表示许可的圣谕就是彰明昭著的证据。[6]
确实，自从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对其诽谤攻击者不断，然而这就是可以杀毛文龙的理由么？就是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么？若按此逻辑，当万历末期，天启初年，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的时候，就已被攻讦不断，那是不是当时熊廷弼可以不受审判，直接被处死了？若按照此逻辑，在万历初年，担任首辅的张居正因为夺情被众多文官攻击的狗血喷头之时，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把张居正杀了，还大义凛然摆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架势？
更不必说当时情形，攻击毛文龙者固然极多，但为毛文龙辩护，热烈赞扬其作用的也大有人在。前有亲自视察过皮岛的姜曰广、王梦尹两位廉洁忠贞著称的官员对毛文龙的高度评价，后有徐尔一的千言奏疏，力辩泼于毛文龙身上脏水之无稽，力荐毛文龙为扶危定倾之英雄。还有如多次担任兵部尚书的王在晋，丰城侯李承祚等人，都是推许毛文龙的。甚至就是作为袁崇焕前辈的孙承宗都是承认甚至赞扬毛文龙之功绩。这就是程本直所谓的“国人皆曰可杀”？
程本直把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用即成事实要挟逼迫，皇帝迫于无奈不得不追加的认可，当成杀毛文龙合法性的证据，只能说是把天下人都当成是可以愚弄的傻瓜了。
破坏国家法制，破坏各级官兵之间的信任！
毛文龙无辜被杀，不仅造成了东江后续的叛乱瓦解，而且破坏了明朝各级官员将领之间的信任关系。无论毛文龙有没有罪，该不该杀，都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而并非是袁崇焕来决定。这点相当重要！否则各级官员、将帅，自行其是，在重大决策上擅自主张。上下一盘散沙，力量无法协调统一，甚至互相内讧窝里斗，后果不堪设想！由中央来决定一些重大问题，表面上可能暂时带来效率的损失，但从长远看，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决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命运前途的问题。
宋朝明朝好不容易解决了唐朝军阀割据，地方分裂的局面，明朝更在宋朝的基础上完善体制，严密化了制度。而袁崇焕却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制度，这样的行为恶劣程度是无以言表。
一旦这个头一开，袁崇焕可以这么做，那么以后类似级别，类似地位的官员将领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事实上，后来南明政权确实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如果大家都来这么一套，看某官员某将领不顺眼了，自己罗织罪名，把他杀了，那这个政府还怎么维持下去？
袁崇焕手中是有尚方宝剑，但毛文龙手中也有尚方宝剑，如果袁崇焕认为自己有权杀毛文龙，但毛文龙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认为自己可以杀袁崇焕？而且尚方宝剑是派什么用的？尚方宝剑的作用是当军情紧急，需要马上处理，如果上报朝廷，上报皇帝，延误军机，这时才需要用。而不是明明有充分时间奏报朝廷，为避开管理，滥杀看不顺眼的高级官将！然后再去逼着政府去认可这个既成事实！
《袁崇焕资料集录》里收录的《今史》里有一份袁崇焕的奏疏说：“专诛何事？而自职开之，万一后有矫命雄行，以不利疆场者，将以职为嚆矢。是皇上即赦职一时，职终无逃于千古，计惟有践五年之约，平奴自赎。他日论功，职正赎死而不受赏。”[7]
这番话虽然是惺惺作态，伪善至极，但却足以表明袁对擅杀毛文龙的性质恶劣程度，连他自己都是清楚的。不要说毛文龙无罪有功，无辜被害，即便毛文龙真是有罪过，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袁崇焕所杀，就足够定袁崇焕的死罪了。过去明朝的文官之间也内斗，但无论内斗激烈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后矛盾解决还是依靠中央朝廷的法令，杀谁贬谁都是通过政府来决定的。可是袁崇焕倒好，自说自话就把一个于国家有功，镇守要害位置的将帅给杀掉了。他让不是直接隶属于他的将领怎么想，尤其是东江将领们怎么想？让底下的士兵怎么想？
如果明朝内部官员和将领相处，都要这么提心吊胆，随时提防以免一不小心就被同僚或上司给杀掉，还怎么抵御外敌？后来刘兴治兄弟、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尚可喜之叛乱，乃至虽经招抚，仍反复不定，也和毛文龙被杀带来安全感彻底丧失有关。他们已经丧失了对文官的信任，毛文龙开辟东江如此大功，都尚且说杀就被杀了，他们又算什么？
后来南明几次功败垂成，也是自己人互相内讧。本来集中在中央层面的争斗就直接向地方上，向军队扩散，造成各地方，各军队之间勾心斗角，争势力，夺地盘，自相残杀！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中，反让清朝渔翁得利。可说袁崇焕开的这个极为恶劣的头，难辞其咎。
明朝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文集》的《万时辂传》中就以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反面例子，其中提到某四川人王朝先原为毛文龙部下。毛文龙被杀后，回到关内，后为黄斌卿前军将军。当时某官（似为兵部侍郎头衔）奉命视师，袭杀总兵丁慧生。王朝先大怒，想要起兵攻杀该官报仇，被万时辂劝止，替王朝先作了一份谴责书，是这么说的：
“毛帅屹然长城，虽以鲁莽无知识如朝先，亦窃喜疆场之有人，不意毛帅突被戮，万功灰烬，万事瓦解。在昔应侯杀白起，赵高杀蒙恬，张浚杀曲端，秦桧杀岳飞，皆落上将之头于飞矢之日，”[8]
不过这封书信送过去后，被此官先下手为强，袭杀王朝先，万时辂也不知下落。我们常说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袁崇焕做法是反其道行之，把本就是自己一边的力量也要打击瓦解，推向对立面！效仿者层出不穷，其恶劣影响绵延不绝。
袁崇焕和程本直等人的双重标准
有一点是很古怪的，程本直，袁崇焕这些人一边把杀毛文龙看成理所当然，另一边却还抬出一套又一套天花乱坠的道理，要皇帝支持边臣。
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9]
他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为流言所动。然而他似乎没有想过，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他说的这些话也完全可以使用在毛文龙身上！
毛文龙孤处东江，收容大量辽东剃头难民，无日不处于危地，险地，要设法聚集人心，要派间谍到后金的同时还防范后金的奸细，要在饷银不足的情况下，用一切手段来筹措粮饷，要应对来自各方的攻击，正是典型的“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的局面。
毛文龙为了维持东江的明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是发给的军饷少得可怜，对后金百般牵掣袭扰，还被朝廷官员说成是糜饷冒功。在这种极危难困苦，又不受理解的情况下，难免因为激愤，言辞有所不敬。在与后金生死相搏的绝地险境下，生存为第一要务，行动举措又不可能严格按照内地优哉游哉的条件下规行矩步，难免招来诟病。这种情形，也正适用袁崇焕所说的“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
毛文龙为养活东江军民，就必须向政府不断陈述困苦，索要更多军饷，招来廷臣的怨恨；军饷不足，又难免寻求朝鲜支援，也招致朝鲜怨恨；和后金作战，也必定招来其仇恨，散布流言，施展诡计，设法离间破坏毛文龙与明政府、与朝鲜的关系。这也正是袁崇焕所说的“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这些话似乎完完全全就是对毛文龙说的！袁崇焕从一进京就认为毛文龙该杀，罪状何来？是他自己亲眼目睹么？显然不可能！也不过是他道听途说。仅仅凭借流言，就认定毛文龙当杀，昏聩已极！
道理，袁崇焕全知道。讽刺的是，天启和崇祯皇帝，无需多说就能实践这些道理。反而是袁崇焕，在他看来，这些道理仅是用来维护他自己，让别人无条件信任他！一旦对待别人，他就如同得了健忘症，完全沉浸在残杀同僚的亢奋中了。这也反映出袁崇焕其人刚愎自用，自我中心的人格。
而程本直在《漩声记》里的一段话就更有意思了，大意是做事情的人如何如何艰难，杀了做事情的人是容易的，但要找到一个接替做事情的人，就很难办了云云。[10]这些话本身是程本直用来给袁崇焕喊冤的。但把这段话同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行径对照一下，真是极度讽刺！
毛文龙当然就是一个“任事之人”，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就是其“偾事”，也就是败坏辽事。那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杀之亦必其后之者果足以胜其所杀之者而后可也”，找到接替的人足以能胜过毛文龙呢？
他似乎不但没考虑，相反唯恐接替者和毛文龙一样能干，所以不设总兵，千方百计分化削弱瓦解东江力量。他自己承认“今用兵时，应添设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也就是根本没准备好胜任的接替者，他也不打算去找胜任者。
他杀毛文龙就是为满足自己的快感，根本不考虑后果会如何。程本直说：“如不问其后之何若也，而但绝之以快一朝也，将杀者不可再生也，而人实其难得也。行见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偾事者一日甚於一日也。诛之不可胜诛，不诛何以服诛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
这道理说得多么好啊！杀毛文龙，袁崇焕可以快意于一朝，他就不管以后国家死活如何了！到了事实证明杀毛文龙错误的时候，再要找一个象毛文龙一样的人能找得出来吗？
袁崇焕这样的人，正是“偾事者一日甚於一日也，诛之不可胜诛”，但这个时候，不杀袁崇焕，对得起死去的毛文龙吗？借用程本直自己的话，“不诛何以服诛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
程本直还说“爱封疆者，自当爱及封疆之人也。是故严刑峻罚加於他焉者，犹可言也；严刑峻罚加于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
又说得多好啊，毛文龙自己就是一个封疆之人，袁崇焕同为封疆之人，何以就不能爱及毛文龙呢？何以非要杀之后快呢？
这甚至都不是严刑峻法！严刑峻法至少是有法可依，有刑可按，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抛开了任何法律，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杀，其对毛文龙何以要如此仇恨呢？
袁崇焕和他的粉丝，道理说得无懈可击，但在他们看来，这是让别人来对他们宽容信任，而他们自己可超脱于这些道理之上，不必付出任何信任宽容，要杀谁就杀谁，觉得谁可恶，就祭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法宝。究竟说他们是卑鄙呢，还是说他们愚昧好？
在袁崇焕和他的后世的拥趸看来，整个世界都应该是围绕着他们转的，凡是和他同一派的，就是忠臣，就是正人君子，凡是和他们不同流的，那就是奸人，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对象。所有冠冕堂皇的道理都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而不适合用于其它人。别人对他们宽容信任，是理所当然的，如若不然就是专制，残暴；而他们完全不必去宽容信任别人，把人随便杀了，都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阎崇年语）。
这种自我中心的双重标准在袁崇焕和崇祯皇帝的关系里也表现得很突出。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时，给予了他最大限度信任。几乎到了要什么给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要信任给信任。公道地说一句，崇祯竭尽所能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然而在袁崇焕方面呢？
他是连一个基本信任都不肯给皇帝！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告诉崇祯吧，如果说的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然而袁崇焕不，他似乎认为信任只是单方面，只要皇帝信任他就可以，他用不着去信任皇帝。他大概知道，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朋友之间，信任也从来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再看看袁崇焕信誓旦旦的要崇祯对他如何如何信任的话，完全就是个笑话！愚弄人也不是这样的，你自己不信任崇祯，又让崇祯怎么来信任你？
而到了后世，袁崇焕的拥趸那里，双重标准又一次展现了威力，黑白又被完全颠倒了。在他们嘴巴里，崇祯皇帝就应无条件信任袁崇焕，否则就是昏君暴君，就是心胸狭隘，而袁崇焕对皇帝则可以欺骗戏弄，用既成事实来要挟
就比如张三信任李四，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李四，结果李四隐瞒着张三，用这个钱去买股票赔光了，隐瞒着张三把儿子卖给人口贩子了。张三报警，把李四抓起来受惩罚。结果到头来反说张三是心胸狭隘，多疑猜忌，这个世界的的黑白是可以这么颠倒的！
曾经有人讥笑崇祯皇帝是“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忠奸不分，自毁长城 ，勤俭爱国，忧国忧民，见识浅薄，疑心过重，自以为是，愚蠢之至”这些形容词用来评价崇祯皇帝不太符合事实，但如果用来评价袁崇焕，却可以一字不改的贴切无比。袁崇焕正是一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忠奸不分，自毁长城，勤俭爱国，忧国忧民，见识浅薄，疑心过重，自以为是，愚蠢之至”的人。
黄道周虽昏庸迂腐，但《崇祯长编》里记载的他奏疏里有一句话还是不错，就作为这一章内容的结尾吧：“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11]
[1]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7-18，卷二，天启七年九月戊辰
[2]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40，卷七，崇祯元年三月庚寅
[3]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493，卷九，崇祯元年五月壬申
[4]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613-614，卷十一，崇祯元年七月戊辰
[5]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938，崇祯元年十二月己酉
[6]程本直.漩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120.
[7]佚名.今史.崇祯二年七月初十日//袁崇焕资料集录.上册.209.
[8]李长祥.天问阁文集.万时辂传
[9]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10]程本直.漩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25.
[11]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2496，卷四一，崇祯三年十二月癸酉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