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明朝官员丑化毛文龙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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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一片忠心,难免直言无忌。

他的一些言论,在许多人看来也真算得上桀骜不驯,骄横恣睢。作为一个武官,见到文官就应点头哈腰,阿谀奉承。而毛文龙呢,却偏偏不,甚至对于皇帝,他也直抒胸臆,略无顾忌。

在天启七年和崇祯元年,他接连对皇帝发出“不平者五事”和三个“知之否”的质问,语气之凌厉,情绪之愤激,溢于纸上。

“不平者五事”的奏疏是天启七年七月发出,结果八月份天启皇帝死了,崇祯皇帝九月收到。

第一个不平:我招抚辽民,每天都成千上万,挑选精壮的入伍,老弱的屯田种地,千辛万苦组织起来一支军队,和强敌相抗。现在朝廷却不肯发足够的军饷,让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空拳赤脚,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战,和内地那些逍遥自在,靡费军饷的人相比,究竟谁在吃苦,谁在享乐?

第二个不平:宁远每个月每个士兵的军饷是一两五钱,军官家丁的军饷二两四钱,再加上食用的米每月每人五斗,还有皇帝不时垂恩赏赐。而海外的军官,七年以来总计拿不到半年的俸禄,数百万的士兵百姓,都靠从天津登莱运来的二十万石米供应,这当中还包括因为海上风浪损失掉的粮食。山东二十万两的银子,在送到东江之前,又有被侵占克扣的。海外七年总计拿到的军饷,可以抵得上宁远两三个月的粮饷吗?

第三个不平:旅顺、石城岛一带,是天津的门户,是敌我必争之地,设立将领严防还唯恐不及。而袁崇焕派来的都司徐敷奏用宁远可以领更多的军饷来煽惑鼓动旅顺参将李鑛、石城岛游击高万重等人烧粮夺船逃走,跑到宁远那边去。不依法严办,反而恢复这些人的官职,纪法何在?

第四个不平:我孤忠自许,一片赤诚之心,可以坦然面对君父,可以质之于鬼神,可就这样,还有人攻击我,说我是当今的安禄山、史思明。我想天下丧了良心的人固然多,但或许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没有象这样良知丧灭殆尽的人。我虽可承受这样的污蔑,但死时岂能瞑目?

第五个不平:今年春天金兵进攻铁山而到云从,我因为死守死战立功,结果又有人说我是退居云从,和金兵没有丝毫作战。自己血战搏杀,九死一生的经历,竟然埋没在雌黄之口![1]

而在崇祯元年,他对崇祯皇帝接连用了三个“知之否?”加以质问,态度则更显激烈了。

 我孤处在海外危地,稍有行动就要受到(粮饷不足)掣肘,功劳没有建立多少,(因为讨要军饷)招来的怨恨就已经无数,皇上你知道这一点吗?

朝廷和地方官员,对兵法奇正,地理山川的形势,许多人都没有深切了解,所以各持己见,争论不已,终究不能给金人致命一击。而我在辽东呆了几十年,对形势有最透彻的了解,无奈相隔遥远,难以用笔代舌,把道理说痛快,皇上知道这一点吗?

朝鲜刚被金人侵掠,不能再指望它来解决军需,现在接济东江,就应该在夏秋两季,每次供应足够的军饷,便于转运,这当中的增损调节,可以灵活处理,皇上知道这点吗?[2]

毛文龙如此质问皇帝,正因赤胆忠心,对朝廷官员以及关宁方面将领颟顸无能,还一意猜忌掣肘愤怒至极。国家危难,东江惨苦,而许多人麻木不仁,日以同室操戈为事,痛激于中,悲达于外,形诸于笔墨。才有这样不畏嫌疑,不避猜忌的秉实直书。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崇祯皇帝气量宏大,不但不因此责怪,反而一再安慰毛文龙“远戍孤悬, 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

但那些心胸狭窄的官员如袁崇焕等,则对毛文龙更恨之入骨了。另外在歧视武官将领的文官看来,对皇帝进行质问,乃是他们的专利,而现在毛文龙居然敢越俎代庖,那不是骄恣又是什么呢?


明代官员最希望的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毛文龙最初仅用二百人就攻袭镇江的作为让他们长久以来的理想似乎变为现实了,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很快他们就失望了,而且越来越失望。毛文龙不但开始索饷,而且似乎狮子大开口。对于把压低军饷当做自己神圣天职的官员来说,毛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逐渐褪色,甚至越来越显可恶。

而一旦一个人显得“可恶”了,那他的一切作为都会被罩上阴暗色彩。毛文龙很自然就从奇袭敌后的孤胆英雄,变成好色贪财胡作非为的跋扈军阀,成天索饷骗钱在皮岛上吃喝玩乐的土皇帝了。

这是朝中的许多官员对毛文龙态度的演变原因。

而关宁方面的官员和将领对毛文龙的猜忌仇恨,原因就更复杂了一点了。在他们看来,我们有朝廷给的这么多军饷,武器装备相对充足,训练相对精良的情况下,都只能守城,能守住城池就是大捷。而你东江居然说连年和后金野战,还屡有斩获,这不是故意羞辱我们吗?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毛文龙在吹牛,那些头颅肯定是毛文龙杀良冒功!这样的念头,对他们几乎是种条件反射。这足以让他们对毛文龙厌恶入骨了。

前面提到在天启六年八月时,袁崇焕一份奏疏里是承认毛文龙功绩“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但在袁崇焕看来:第一、毛文龙只有每次都象这样硬拼才能算牵制,也就是把其他时候用巧妙战术对后金的杀伤都看成假冒;第二、毛文龙硬拼血战损失巨大说明东江战斗力不行,更衬托他自己的英明神武。袁崇焕的心态是,我这么厉害,面对后金都只敢守城。只有你受到惨重损失时,我才承认你是真的。

毛文龙的奏疏里屡次向皇帝提醒应该注意后金绕道的可能,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种可能性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关宁利益最大的威胁。这又是加深了他们对毛文龙的敌视憎恨。毛文龙要求增加东江军饷,形成竞争关系,又直接触犯了关宁集团的利益,这也是要招来忌恨的。

登莱一系官将也存在相近的问题。

当朝廷,关宁、登莱等地官员对毛文龙的丑化攻击合流在一起,攻讦不断,谤书盈箧,持续五六年。一个人看了这么多攻击丑化毛文龙的材料,那他对毛文龙还会有什么公正的印象?明朝的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算得上睿智了,在这一片攻讦声中,不为谗言所动,坚持对毛文龙的信任,难能可贵。

但是具备清醒头脑者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听风即雨。即便在当时,毛文龙就已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成了小丑恶棍了。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不是虚语!

有些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人仅因为别人对他的不满厌恶就被丑化歪曲成一个和他本来面目截然相反的人?那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作为毛文龙所受诽谤的参照,这就是熊廷弼。

熊廷弼算来条件比毛文龙优越得多:他进士及第,且乡试是解元,在文官体系内部,都是极荣耀体面的出身,不存在武官被歧视的问题。他在辽东对后金的正面战场任职,所作所为,容易被朝廷知道,不象毛文龙孤悬海岛,深入敌后,纵然拼死杀敌,屡次建功,也被半信半疑,当成捏造吹嘘。可即便如此,因为他实心任事,整顿局面,索兵索饷,短短一年内就被黑得不成样子。

明史熊廷弼传里摘录了一些攻击熊廷弼的奏疏内容:“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3]

总之几乎就是把熊廷弼描绘成光吃饭不干事,空耗军饷的无能之徒了。

熊廷弼方方面面条件都比毛文龙优越了这么多,还是被攻击,被丑化。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那些抹黑的奏疏,他又会如何评价熊廷弼呢?应该说只能得到完全失真的评价。熊廷弼尚且如此,那毛文龙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入清之后,因熊廷弼死于明朝官方的判决,维持熊廷弼的正面形象也有利于丑化明朝。所以我们现在能一开始就以公正的角度看待他,而不被那些当年丑化他的言辞所欺骗蛊惑。而毛文龙,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

他被袁崇焕杀害之后,很快就是己巳之变。在明人那里,对于毛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有根据事实热情颂扬的,也有执拗于偏见,加以贬低丑化的;有承认功绩,否定其人品的;同样有全盘否定的。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真理愈辩愈明,毛文龙的真实形象,假以时日,能水落石出。

到清朝中叶之后,袁崇焕成为乾隆钦定吹捧的对象(讽刺的是乾隆此人在自己写的影响范围较小的一些文字倒是说了真心话,他对袁崇焕评价并不高),以达到丑化崇祯目的,而作为袁崇焕对立面的毛文龙就无可挽回的被定格成了小丑,恶棍,受人唾弃鄙视,当年攻击丑化毛文龙的明人奏疏言论都被当成事实来对待。这样,现在人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袁崇焕是无辜被杀的英雄,毛文龙则是死有余辜的军阀,对两个人的评价,也就不可能再有公正可言了。



[1]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7-18,卷二,天启七年九月戊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98-99,天启七年七月初十日具奏

[2]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493,卷九,崇祯元年五月壬申

[3]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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