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知乎一种把缺铜说成是明末财政困难原因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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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费精力写新东西。不过偶然看到知乎那个高赞回答里说明朝缺铜如何如何，崇祯这个“煤山战神”如何如何废物让铜钱和银子的比值狂跌云云，还是忍不住分析一下。

这种说法是搞错了因果关系

国家发行货币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由国家暴力机器来保证货币的信用，确保货币的流通。

国家发行货币，也不可能是只控制货币本身，而必须是对物资的生产流通本身就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否则这货币也必然恶性通胀贬值。

纸币是如此，金属货币未尝不是如此。古代铸造钱币，也多是要国家暴力机器垄断铜的开采，流通，使用。

而明代是怎么回事？正常的税收都少得可怜，不说对重要产品的生产流通没有多少影响力，就是货币的控制权也是完全丧失的，这不是在崇祯才开始，而是洪武之后一以贯之的趋势。

嘉靖似乎是明代权力比较大的皇帝，要禁铸私钱，结果是每次严禁喊得震天响，最后都在禁止私钱，小民不便的理由下不了了之。嘉靖六年，明世宗在一份奏疏里批示“惟禁私铸之伪恶者，余不必禁。” 也就是只禁止私人铸造质量过于低劣的铜钱，其他的就不禁了。

而从嘉靖十五年的一份官员奏疏来看，实际上就连这点也根本没有做到

“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国朝所用钱币有二 首曰制钱 ……，次曰旧钱……，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民咸利之。虽有伪造不过窃真售赝。其于原制犹不甚相远也，迩者京师之钱轻制薄小，独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画莫办，其则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钱。每三百文，才直银一钱耳。作之者无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钱、旧钱返为壅过。”

也就是过去私造假钱，至少造得还和真钱差不太多。而嘉靖时造假钱，造的粗劣至极，造的人肆无忌惮，用的人也毫无疑虑，反倒是质量更好的明官府造的制钱和过去朝代的钱币流通受阻，这真是劣币驱逐良币了。

而从这份奏疏的后续部分来看，并非是嘉靖十五年才如此，而是嘉靖八年就如此，就有人提议禁止，结果因为商人罢市抗议，不了了之。

“又言嘉靖八年常申禁例，而当时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货物翔踊，其禁遂弛。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臣请密剌其首事者而置之罪，奸乃可戢也。因以所获伪钱进呈。上亦恶其滥恶脆异，命都察院丞揭榜禁约，敢有仍前铸造使用及阻抑者，许巡城御史及戢事衙门严侦捕之治以重罪”

那这次严禁私造劣质假钱（质量好点的假钱，还是不禁），结果如何呢？

从嘉靖三十三年的明实录记载来看，大概依旧是不了了之

“先是民间行用滥恶钱，率以三四十文当银一分，后益杂以铅铜荡劣无复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狡伪者或剪楮夹其中，卒不可辨”，于是又下令禁了一次。禁的结果又是“小民颇称不便”，“钱法不通”。没多久又是宣布“钱法且从民便。”

过去历朝历代都是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私自铸钱，到了明代这里法律也规定禁止私铸，但只是一纸空文。不断有人喊着利权不能归于下，要禁止私铸，结果最后总是不了了之。不但禁止私铸假钱做不到，连退而求其次禁止私铸劣质假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过去历代官方铸钱，大多是对铜矿实行官府专营垄断，对铜的生产流通使用都有严厉禁令，明代这里基本就是从宣德开始就放开了。

万历时给事中郝敬说“二百余年来钱法不修，天下废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假使尽天下之铜化而为钱，则尽天下之铜皆可贸银而归之太仓，以助司农之急。盖铜因于山，自然不费；而钱成于人，铸造无穷。上不动朝廷锱铢，而厚裨于国；下不朘闾阎膏血，而隂厚于民。生财之道无逾于此，乃格于议论束手坐视莫肯决行。”

所以有些人说的明代或明末是因为缺铜所以如何如何，其实是没看到根本。根本是官府对物资的生产流通影响力极其低微，这里面当然也包括铜在内。

明末的铸钱，实际不是在发行货币，而是在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

我用一定数量的银子，到商人那里去买铜，去雇佣工人，然后铸钱，获得一定的差价来当作利润。官府铸钱的动机和具体流程，其实和私人铸假钱的动机和流程完全没区别了。

比如投入十万两银子，去当铸本，获得相当于十五万两银子的铜钱数量，就算是赚了五万两银子（明末的话连这种利润率都是梦想）。

但问题是明朝政府本身就财政收入不高，按这种铸钱思路，陷入两难。

天启时期董应举不但干了屯田，也奉命去铸钱，结果是比屯田还可怜。

他在《钱法疏》中说以前朝代铸钱，都有封山令专铜于官，“封山之外则有禁铜器，收一切恶钱，禁人买铜锡，禁以铜为佛像，……”等等，还说对盗铸的，“犯者必死，轻则戍，非重法莫能禁也”。

而到了明代成了官府要和私铸钱按市场规则竞争了，希图提高铸钱质量，提高铸钱成本，来自然淘汰劣质私钱，“奸铸无利，不禁自止”。

但问题是明代官府又不垄断铜的开采、流通（甚至相反，按郝敬所说，铜矿是掌控在私商手中），铸钱的铜本身是从商人那里买来的。万历时期皇帝本人想征收矿税，都被骂成古往今来少有昏君，官员鼓动各种市民暴乱抵制矿税。如果想让政府直接垄断铜矿开采，更是难比登天。

大量铸钱，抬高铜价，无非是让商人得利。

董应举哀叹“南北各部悉买铜于荆，则铜价日跃”，“铜权既分，钱权又散。私铸、私贩之禁不得施，何用臣为？臣愚以为各处竞买，徒为铜商增价。”

如果铸造的铜币不惜工本，质量精美，那铸币的成本还高于币值，那是赔本生意。

要尽可能压低成本，然后以求获取更高利润，结果还要和私人铸钱去竞争流通，那当然导致铸钱的质量越来越低劣，形成恶性循环。

于是要么铸钱根本无利可图，直接停了还省事

如天启七年九月，李精白上疏

“廵抚山东李精白疏奏：山东额定铸息四万两，自天启七年六月止共得息银八千七百五十九两零，未及部议二十分之一。其难有四：一曰买铜之难、二曰差官之难、三曰鼓铸之难、四曰乐用之钱难，奏请停止，章下所司。 
”

要么所铸的钱低劣不堪，不必用崇祯时期举例，就是天启时期的铜钱

“御史赵洪范言：……，臣令楚（天启四年为麻城知县）时见布政司颁发天启新钱，大都铜止二三，铅砂七八，其脆薄则掷地可碎也，其轻小则百文不盈寸也。一时胥役不欲领，市井不得行，责令行之，所行有几？一处如此，他处可知。乃其弊端在鼓铸之时官不加严，任凭炉头恣意插和，私杂铅砂则铜价已强半润私囊矣。”

赵洪范把钱劣归咎于炉头贪污，但实际上明官府铸钱都是遵循市场原则，铜是从商人那里买来的，铸钱工人炉头都是雇佣来的，以利动之，这种情况下，要有利可图，那只能是降低铸钱质量。

大骂崇祯时期铸铜钱质量太劣，币值和银的币值太低的人，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些事实。

按他贴的数据，崇祯时期银铜兑换比比例达到1100~2200文，被算作崇祯无能的证据。而按前面所贴明世宗实录里的记载，嘉靖时期一两银子兑换劣钱比例甚至达到了六七千文。那就是市场自发，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在一个政府想要禁止私钱，都要被罢市抗议阻止的政权，那这种情形有什么奇怪的？

崇祯三年三月户部尚书毕自严，指出铸钱难以推行，铸钱无利可图，是因为政府要向商人买铜，提议官府开采铜矿，免去中间环节。

崇祯批准了毕自严的建议，结果不到一年，就又在其他官员的反对声中作罢

崇祯三年十一月，“部议以开采之利，觊觎易生。纷逐之场，奸宄所匿。恐争夺一开，乱源遂起。且山麓之间，四民庐墓所托。开采既行，未免迁扰，利未一而害已百。今海内多故，又不得不预为之防。即使一处得人，未必诸处皆然。即使一时得人，未必向后尽然。不若照旧停止之为便耳。”

这仍旧是以害怕扰民为理由反对开矿。

没有官员包括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自己同意也没什么用的，于是只好“帝曰然，遂得停止。”

那些官员成天怕采矿官扰民，不过在防止扰民上明朝真是从来不缺少警惕性高的地方官，他们的尽职尽责和反应之神速是令人感动的。

崇祯被逼决定停止采矿不过就是崇祯三年十一月，而同年同月就有知府紧急上报抓到自称来采矿的官员，要押解送京治罪：

“工部尚书曹珍上言：开采一节皇上早以群臣之议尽行停止，忽有自称光禄寺署正加衔工部虞衡司员外郎郑日就者，带吴从周、季守礼、阎成士、季子善、刘光先、鲁弼、黄弼、黄来、刘承恩、郭私道、赵文登、赵文科、宋其诗、陈德、阎継孟、赵稳等十数人乘车张盖至青州南仇洞，备买牲牢祭山开矿。知府江乔年密书驰报，乞敕抚按，即将正犯解赴法司，尽法究处，其余伙党择其情重者一并究解。”

把缺铜来当成明末财政困难原因，本身是本末颠倒。

明代的情况：钱是国家用财政收入去买铜来铸，国家财政收入少，为了省钱，无论民间铜产量如何，那都只能缺了。在本身正常税收都不足，对物资的生产流通也根本不存在像样管制的情况，寄希望于用铸钱来解决财政，那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明末官员的奏疏经常可以看到缺少铸钱的本钱，需要东挪西借，东拼西凑。如天启七年九月，户部覆署理钱法侍郎曹尔祯的奏疏里说：

“铜本无几，安望其佐军需之缓急哉？今议酌定铸本四十万两，臣部挪凑永作铸本，利可用，而本必不可动。此四十万者，取给于各钞关新旧额课，及南京事例银，各管关主事并南户部每年分作四季解送”

意思就是用来买铜的银子没有多少，又怎么能指望用来缓解军需不足。从钞关里挪凑了四十万两税银，就千念万念一定要确保这笔银子作铸钱的本钱。

还有崇祯三年十一月一份奏疏里说“犹虑其本之不广，议借凤阳仓一万两，或于楚饷内委本省府佐买铜，或于兵饷节汰数内凑借，三项皆南部固有之钱粮，一通融剂量间绰有余裕矣”。

也是东拼西凑。

就算把明代正常财政收入的一半，一千多万两全部哪来铸钱，获利又能有多少，就算平均百分之二十的利润率，一千万两本钱，增加个两百万利润，有什么实质意义么？根本没有。更何况根本不可能凑出这么多本钱来。

甚至拿缺铜当成明末铸钱难以获利的原因都是荒唐的。

要谈论缺铜对官府铸钱的影响，那至少也要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至少明政府已经实施了最大限度的对铜的开采、冶炼、流通、使用各个环节的管制，对民间用铜也采取了严厉管制措施，对私铸铜钱也进行了严厉打击。在这种前提下，再谈论缺铜是不是对官府铸铜造成不利影响才算有点意义。现在根本没这些措施，明朝的官员动辄以不与民争利，不能扰民为借口，完全放开民间对铜的生产流通使用，甚至连私铸铜钱都一直默许，那谈什么缺不缺铜？

其实从宋朝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如果真的铸币需要量太大，还完全可以铸造铁钱，根本不存在因为什么缺铜，就真的能阻止国家对货币的控制。

晚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发达是公认的，民间货币经济活动就算在崇祯时期也大致上能维持，到了政府层面，就变成缺这个，缺那个了？那只能是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本身太低，而这种太低不是哪个皇帝能力造成的，是制度惯性的大势造成的。

明朝中期到晚期真正的问题始终是政府控制民间经济活动的能力被极大程度制约，这不以一个两个皇帝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某些人说的什么崇祯皇帝如何低能云云，实际上崇祯的能力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人不能离开环境发生作用，那种天降神兵，打破一切既有规则和人心的限制，制造奇迹，那是yy小说看多了的幻觉。

从嘉靖到万历到天启到崇祯，这四个皇帝都是聪明人，都不是一些人臆想的那样无能昏君之类，但在增加政府对民间私人经济活动的影响力而言都很难说成功。

嘉靖要禁私铸劣钱，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万历要征收矿税，闹得鸡飞狗跳，官员鼓动市民打死收税人员，文人各种丑化，万历顶着臭名，心劳力瘁，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而已。文人成天鼓吹要屯田养兵，天启时期真要实行屯田了，结果只能用钱买劣田，花钱雇佣佃农，田地数量还少得可怜。要铸钱获利也甚微。

崇祯呢，他要是坚持自己意见，不完全听从官员，被说成刚愎多疑；听从官员呢，那又成了缺乏帝王魄力，没有主见，不够决断。问题是无论他听还是不听，涉及需要基层执行落实的财政政策，那甚至都不是他决策是什么所能左右的。要么彻底打破体制，但这个只能是几百年之后局外人幻想写穿越小说时才能发生的情形。

总之左右不是人。

那些鼓吹明朝如何黑暗，如何专制达到顶峰，其实是按自己的梦想在塑造历史，不正眼看事实究竟如何。

中晚期明朝政府等于把自己圈禁在市场商业手段的围栏里，放弃了用国家暴力机器来影响乃至直接控制物资生产流通的权利，在明朝主流的意识形态里用暴力直接控制调用民间物资，这是倒行逆施的乱政，绝对不能接受。

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财政不破产？

明朝灭亡本质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民逼军反。真正推翻明朝的不是民而是军，流寇从最初的发端起因是领不到兵饷的边军，后期核心骨干也是边军。至于明亡以后就更是前明军变成替满清攻城略地的主力了。这些前明军在明朝哪里领不到足够兵饷，抢掠还有被治罪的危险，活得苦不堪言，投靠满清，那就可以放开了抢掠了。

到了满清部族压迫基础上建立起来军事专制，军事暴力关系本身就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背景，任何时候清政府可以用军事专制来掠夺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这种情况下财政问题自然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从银啊，铜钱来说问题的，都是障眼法。

对清朝这样一个部族压迫军事专制社会而言，商业市场活动乃至货币之类并不具备什么实质意义，清廷随时可以暴力来直接掠夺物资。这种情况下，甚至重要物资的官府专营，乃至商税之类也可以不那么重要，那不过都是表面上的形式。满朝官员固然是部族专制下的奴才，商人也不过是这个体系的奴仆而已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