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末财政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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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回答明末财政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答了一下，材料大部分是我过去在公号上文章里发过的。

就把骨干内容这里贴一下

财政之类东西，如果你被这些障眼法七绕八绕，那就容易绕晕头。

其实说穿了，无非是一个政权掌握地盘有多少人力、物力资源，这个政权把这些人力、物力资源调配起来为其所用的手段效率如何？

就这么简单！

具体这种手段是常规的税收手段加货币商业手段还是更直接的暴力征用手段，那就看哪种手段更符合形势需要。

如果是战争时期，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近现代西方，应对战争，国家也是要进入紧急状态，也是可以直接征调民间人力物力。战争需要是可以让国家绕开既定的市场体系和货币体系，直接实施实物分配制度，乃至消费品配给制度。还想维持和平时期的运行状态，那任何国家在战争面前都会财政崩溃，经济破产

《美国战时计划经济》一书中说

1918年底纽约太阳报上登载文章（What one man has taken on Himself to do ）列举战时总统的独裁权限。总统在战时权力的增加，和独裁者一样：

1、是立法政策源泉的独裁者，其政党方针和主义的独裁者，是全国舆论的鼓吹者，指导者

2、总统实行粮食与生产的统制与分配

3、总统对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粮食供给有规定与整理之权

4、总统实行管理燃料

5、总统决定物品的价格

6、总统取缔国民的奢侈

7、总统对于全国的铁道有绝对的统制权

8、总统管制全美的海运与实行建造大商船队

9、总统计划和实施联邦底课税支出

10 总统与协约国的作战协定有权予以金融上的便利

11、总统限制民间的投资

12，总统有权计划施行对于自国的必需品、生产品的价格统制的方法

“大总统此种独裁行为与议会照理是发生冲突，但是在战时立法部与行政部的争斗，在这世界战争中早已不值一顾了。不但此次，在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时就如此了。”

这还仅仅是美国参与时间很短的一战，到了二战自然军事专制程度就更高了

《美国经济史》一书说

“总统职位变得如此有权力，以至于在1942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仅仅通过总统命令就将居住在西海岸的大约115000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强制拘留到集中营，而后这一行动才获得了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

“1943年，一个新机构——战争动员办公室(DAM)的建立强化了战争的努力，它的建立是为了协调和加快其他机构的工作。复杂的战时工作包括定量配给、实物控制，以及由政府直接建立大量工厂和设施。”

“1941年夏天，政府发布了第一道限制令，禁止生产汽车、卡车、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不得不转而生产军需品。战争期间，商品的缺乏促使消费信贷减少。由于建筑材料的缺乏以及没有把家庭建筑计划列人优先发展规划，大多数的家用建筑工程都停止了。”

明末的天启和崇祯有这样的权力么？显然没有。

天启搞屯田，要用钱来买地，还是最差的地，要用钱来雇佣佃农。最后屯田收入还要负责拿出一部分给地方上交税，而且交的杂七杂八的税目还甚至更多。

崇祯要加点农业税都要被骂得狗血喷头，有武官建议征收江南富人财富，被官员弹劾直到下狱，晚期被复社推举的周延儒一上台就推行复社主张的蠲免赋税的自杀政策。崇祯后面在兵临城下，要募集军费，还要如乞丐一样向官员提议募捐。

而类似以前的朝代是怎么干的，比如唐朝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于是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置租庸使，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市轻货繇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

这就相当于对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此外唐代的皇帝和宰相缺钱了，可以直接拷掠搜刮商人市民的钱财充当军饷，美其名为借，实则就是抢劫：

“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亦无计可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敕即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

这种用皇帝和宰相的专制权力抢劫商人财富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在明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崇祯能用这种办法，其实也可以很轻松支付军饷，问题在于汉唐皇帝可以不受制约干这种事情，但明代皇帝根本没这种权力。

再看宋朝的情况，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漆侠《宋代经济史》一书的数据说

“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

仅仅“茶、盐酒等坑冶榷货”收入已经达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6％至多，而农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少于20%。

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货币财政收入2224万贯，

郭正忠在《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一书中详细统计列举北宋南宋历年中央财政货币收入，和茶、酒、盐收入在其中所占比例。

北宋初期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全国财政收入为2224万缗（一缗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过了八十年，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3），收入为6千万多缗。

南宋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左右），收入3000万缗；仅过了三十年，到绍兴末年（1160年左右），收入暴增到8000万缗，到了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年-1252年），收入为1亿两千万缗以上。

据郭正忠先生分析，南宋财政收入的暴增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剥削程度和剥削范围的急剧增加。他说

“尽管南宋版图缩小，其各地与各种项目的剥削程度却大为提高，剥削范围也大为扩充，这就是吴芾说的‘地不足而赋加多，则取于民者已尽’”

由于茶叶数据不完全，这里拿酒钱和盐钱数字做个比较：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酒钱收入200万缗，盐钱收入300多万；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酒钱收入当在1400万缗以上（熙宁十年已达1310万缗），盐钱2400万左右；南宋宋高宗绍兴中期，酒钱1447万缗，盐钱2100多万；到了宋孝宗的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酒钱1200多万，盐钱3100多万。

合计北宋初期，盐、酒两项收入只有500万缗（就这个数字也远远高于明代全部非农业税收入），到了南宋前期，这两项收入合计至少达到了4300多万缗，增长了八倍还多。

如果以某些地方的盐、茶等税来看：

“蜀盐课利岁额，居然从北宋初的八十万缗陡增至四百万缗”。“绍兴二十七年的两浙酒利岁额，竟从旧额八十四万缗陡增至五百万缗，相当于原来的六倍以上。”

从这些事实来看南宋小朝廷仅仅从盐、酒两项上每年就能榨取到相当于明代4300多万两银子的收入，而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明代所有农业赋税和其他商业税收乃至徭役折合银子的总合，明末即便崇祯时期把辽饷同剿饷合计，赋税最高的时候，都没有哪一年是达到过4300万两银子的收入的。

南宋由于酒税榨取太甚，导致酒价过高，卖不出去，为了征收到预定的税额，不得不强迫百姓买酒。有些地方根据居民财产划定级别，上户、中户、下户各自规定必须出多少钱买多少酒。更有甚者，还强迫百姓缴纳尝酒钱：

“尤为离奇的是，当阳县‘每遇人户纳夏秋二税，并令先纳尝酒钱，以家业多少为率，自五百至三千，虽赁地侨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认，‘一年两次尝酒钱将近两千贯’。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乾酒钱’，可以肯定地说，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南宋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

能尝到酒的还算运气不错，更直接点的酒影子都看不见，直接把钱摊派给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须要交。甚至发展到直接拦路抢劫的地步：

“隆兴府进贤县之土坊镇，‘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强名曰镇，而有酒税务一所’;通一岁之所入，这个镇的酒税却达两千多缗。那么，这两千多缗是怎样剥取来的呢?‘所谓酒者，初无酝造，亦无发卖，系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为月解，岁亦不过千数百缗而已’。所得虽然不多，‘本镇却有酒税官一员，专拦数辈，恶少爪牙数十人，皆蚕食于数十户之市民，甚则罗织村氓，攘夺商旅，又甚则拦截客舟于二三十里之外’。从摊派到公然抢劫商旅客舟，为‘别求课利’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手段。”（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95页）

把南宋酒、盐4300万贯收入加上茶叶400万贯的收入，算是4700万贯的收入，相当于明代4700万两银子。那明代在这三项上的收入有多少呢？

“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则提都没有提到，压根就没这个项目。总而言之，同样这三项，明代收入只有三百万两银子都不到！

而要知道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南宋，至于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然而南宋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几乎所有利润都被商人拿去了。

有些人绕来绕去，没有把这个最基本的手段和目的关系弄清楚。

他们归结的那些什么明末财政困难的原因，什么铜匮乏，白银进口减少，货币体系崩溃，打不赢，支出过大，用度太大，过度开支，云云，要么根本不在点子上，要么直接把结果当成原因。

那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明朝正常时期的税收本身就太少。

第二，任何社会遇到大灾和大的军事战争，都必须转入社会军事化管理的轨道，用严厉的军事专制来调配社会资源才可能应对，否则凭你什么财政都必然崩溃。这不是什么货币体系的问题，就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实物调运分配，工匠直接征调也必须上。

这两点才是理解明末财政困难，乃至财政崩溃的关键。

而造成这两点的原因，是明末社会状态过度民主，无法转入军事专制状态。

如果搞不清楚这两点，把财政之类的东西说得多么复杂，你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

中国历代战争多的是，莫非那些割据军阀，那些农民起义的土包子比大明王朝最顶尖的精英更懂财政，更会管理？那些连文字都没有野蛮部族动辄组织十万以上大军，又是什么财政精英穿越过去来组织管理？

就不举别的例子，朱元璋从入伍到称帝，大概也有十五年的时间，所在的割据政权，打了十五年的仗，这十五年时间，是怎么保证军费供给的，是怎么确保足够财政收入的？是怎么保证供应几十万大军，最后彻底扫平各路军阀，北伐蒙元，统一中国的。

无他，战乱时期，最大目的首先就是保证军队供给，这不需要什么复杂道理，也不需要什么精巧手段。这就是社会军事化的状态。包括明初实行所谓屯田，本质也是社会军事化状态的延伸，在 部分地区延续军事化管理而已。

元末明初的经济残破，那是所有史书都会承认的事实吧。晚明经济繁荣，就算遇到灾害，条件再差会比元末更差？

有些人说明末是军事支出太大，打了败仗导致财政崩溃而不是财政崩溃导致败仗云云了。其实先不说萨尔浒之战失败本身一大因素就是朝廷官员拼命希望省钱，就算是萨尔浒之战真的败了。对明朝这样幅员和人口的国家来算，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曹操赤壁之战惨败，真论损失可比明的萨尔浒之战惨重得多了，却并未改变曹魏实力远强于吴、蜀的基本面。清军打大小金川，打太平天国，起先何尝不是败仗连连？其初始投入，后续投入都远比明朝大得多。

有人说明末开支太大，开支真的大么？

首先后金军队有十万。而明朝在大部分时间里，和后金正面作战的力量一直连十万这个数字都没有超过。

萨尔浒之战真正出动对付后金的本方军队也就七万多（实际和后金交战的人数更少）

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的报告中说

“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早在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萨尔浒之战的一年之前，后金攻打抚顺时动用的兵力在《满文老档》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十万。

“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十万兵征明……”

是不是这个数字写错了呢，回答是不可能。下面在攻取抚顺东州、玛哈丹等地之后，还有记载前后呼应

“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虏前行，……，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至边界附近驻营”

也就是六万人带着俘虏回去了，而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四万人到边境驻营。（清朝的《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对应的这段内容是“遂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复临大明边安营。”）

那有没有可能十万这个数字夸大了呢？

回答同样是不可能，《满文老档》的记录当时是给后金统治者自己看的，汉人要看也看不懂，不存在为了虚张声势故意夸大兵力的可能。而作为事后历史记录的话，那更只有缩小己方兵力，来彰显以少胜多之神武形象，没有夸大的道理。

明朝正面和后金作战的军队数量在大部分时间连超过后金军队人数都谈不上，你说明朝是因为支出太大？支撑不了所以财政崩溃?纯粹是在开玩笑！

明末和后金的战争，无论和战国时期的战争比，和三国时期的战争，就是和明初的战争，都算不上有多大。

并不是需要应对的战争规模超过了晚明社会的承受能力，真正原因的只有一个，晚明的社会不够专制，对民间经济的控制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低于三国，低于军阀割据时期。

换算成白银几千万两，啊好吓人，支出太大了！

帐不是这么算得！先不说晚明合理的财政收入和平时期就应该一年两亿两白银价值以上，就算应对战争，那就是整个社会转入军事轨道，调用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资源，根本不是和平时期的那种算法了。

不能转入军事化轨道，不能无条件调集资源为军事目的，军队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供应，没有良好训练，没有足够的人数，没有精良器械，那当然要打败仗。军事危机本身就是财政危机造成的，

现在有些人却颠倒过来，说是打败仗是根本原因？这是完全搞错了因果。

而造成财政危机的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什么某某皇帝无能

而是社会发展趋势的过度民主，造成国家要增加对民间经济控制，乃至把社会转入军事专制轨道的难度太过巨大。由此自然形成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造成更巨大的财政危机、

不说直接无条件征用民间人力物力的军事专制，就是和平增税的手段都谈不上充分利用。

天启时期，董应举奉命搞屯田增加收入，结果逃难辽民不肯种田，地方官员不肯供地，要国家掏钱买地，雇佣佃农。

后金以一隅之地能对抗明朝，是有什么高明的财政手段么？谁反抗就等着被屠杀

不是，就是最粗暴的手段，他控制地盘下的民间人力物力就是无条件为军事目的服务。

不妨看看历史记载

，“建州主下令括民衣，富室留九袭，中人之家五，下户三，聚宝货于东教场，散给西人。”强行驱赶汉人，劫夺财物“驱汉人赴北城，屯民归村堡，建人乘势劫夺，多裸体，妇女不胜辱，自经相次”。疯狂屠杀商人：“庚子，大杀在辽商贾五万人”。后金要拉壮丁，也不会和明政府那样好言相劝，根本没得商量：“籍辽民五人者出三人，其三人出二人随营”[1]（山中闻见录）

朝鲜人记载：“永芳在辽东察院衙门，城中主客商贾，莫不知其贫富，有钱财豪富者，历历记籍，劫夺货物。其中有富商李玉山者，财累钷万，今日夺几许，明日夺几许，征索无已，玉山者终至自刎”[2]

这不过是随意列举的后金种种残酷收刮掠夺行为的一小部分而已，你说后金有什么高明的财政手段？

后金是疯狂掠夺。入关后的满清同样是敲骨吸髓的掠夺，有些人说清朝沿用明朝的税收制度，其实清朝明面的税收征收力度是远远超过明朝，还是清军所到各地抢劫屠杀掠夺，这些他们算在里面么？

明军抢劫地方，会被弹劾，甚至被视为乱兵，引起地方抵制。那么就索性当流寇，甚至清兵入关后加入清军了。崇祯二年后之所以流寇大起，其肇因恰恰是入援京师的勤王军队因为领不到军饷，抢掠地方，结果带兵官员被下狱，所率军兵散逃而成流寇。明军如抢劫百姓，那率兵官员是要被弹劾甚至下监狱的。

耿如杞、范志完之类都是如此，

满清呢存在这个问题么？清初的清军基本是开到一处抢到一处。你说满清是什么高明的财政手段？

不必说清初了，就是到了晚清，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同样是打到什么地方抢到哪里，这不是军纪败坏，而是清军本身的政策如此，曾国藩自己说要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 。谭嗣同描绘这个真面貌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秀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仁学》卷下)

有些人一本正经的列举清朝的财政开支，什么军费支出，在清军可以对所到之处任意侵占百姓房屋，侵占百姓田地，抢劫百姓财产的情形，这种列数字，是很滑稽。

论战争持续的烈度，卷入地域的广阔程度，清朝入关后的十八年加康熙三藩之乱，以及晚清太平天国，都是明末战乱根本无法比较的，所谓清朝财政能支持，并不是满清有什么更高明的财政手段，而就是满清更残酷，更专制，其对民间的掠夺剥削，更少受制约。

这个事实简单么？简单。

为什么有些人要回避最简单的答案，却要七绕八绕扯到那些云遮雾罩的东西上去呢？

总结一下明末财政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晚明过度民主，造成和平增加税收很难实现，转入军事化轨道更难实现，这种情况不是哪个皇帝无能造成，而是整个社会发展态势造成，舆论大势造成，不是个人力量能对抗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