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恶罪行逐一辨（1）：毛文龙有没有多领军饷和虚冒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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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四章.①
在天启元年，毛文龙起事之初，不费朝廷一分钱粮，擒斩敌酋，献俘建功，这时，官员对他感情不错，赞誉纷纷，首相叶向高都替他说话。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董应举更是有一篇《请救毛文龙疏》的雄文，气势磅礴，堪称名篇，不妨摘录主要段落：
“臣闻齐式怒蛙，勇士争赴；燕收骏骨，智者辐辏。以二物之微，尤为伯王资地。况忠义奇杰奋不顾身之士，立功于万死之场，槁目于无援之路，而弃之以快敌，疑之以资谗，此愚臣之所扼腕为国家惜也。
“臣伏睹奴酋发难以来，河东世将望风投降，反戈内向，荡我疆圉，百姓莫不剃头乞命。我之帅臣舆尸、道臣奔逃。虽置经略，三授尚方剑，发尽内帑，竭天下力以听指挥，竟无一矢敢东向者。而兵乱于内，疆促于外，举朝文武莫不变色，相对诿曰：无将无兵。
“臣窃惑之，岂辽东数千余里无一忠义，四海九州之大无一奇才异等之士，堪为国家吐气者？及观邸报，南卫铁山诸处遗民，犹肯徒手保险，死不降奴，号天饮泣，以待王师。又幸有毛文龙者持孤剑穿贼中，与其豪杰设计盟誓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佟养真等，献之阙下。且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当时登抚若肯急速策应，资以器械衣粮，使之收拾残民，立成一军，时出挠贼，凡诸陷贼人，必有思汉内应者，岂非制奴一奇耶？奈何借口以先发为恨，一不策应，坐令孤绝。又虚腾塘报，破坏其功。臣窃伤之，今又以回乡人称文龙前月计杀奴贼三千人，奴令李永芳、佟养性以车驾砲往与为难，阴令朝鲜缚文龙等语。疑文龙无塘报，此人或奴所遣以诱我者，其事诚不可知。但有此捷而望其来报，则事势之至难者。何者？奴既绝我河东之路，登莱有谗妒其功，茫茫大海，何处得达？臣愚以为，文龙纵无此捷，但观镇江一事已是奇男子矣。
“陛下试问举朝文武，从来大将，有不费一铁一草一粮而能立功如文龙者乎？有置身四陷之地，孤绝无援能与忠义孑遗感发成功如文龙者乎？如此胆略，使有三人，奴可虏，辽可复，永芳、养性可缚而衅之鼓下矣。且就辽平辽，鼓舞残民，用其必死之心，练成精卒，不待四出征兵，骚动天下，川蜀之乱可以不作。今弃文龙于绝地，委辽忠义于虎狼之口，似为养真报仇，佐奴而致疾于我也，岂不哀哉？夫舍辽必死之精卒而不收以为用，而远募天下以致乱，弃奇策有效之文龙不救而偏信一筹莫展之王绍勋，侈口三方并攻，索兵所饷无时可成。不知存立文龙一军，即成眼前三方之策，舍有用就无功，孤忠义辅残贼，不顾天下安危，但殉一己好恶，如此不已，臣恐天下乱尽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1]
但随着东江建镇，为了维持这支敌后抗金力量，接济投奔东江的辽东难民，毛文龙不断请求增饷，也就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厌恶。再加袁崇焕等人的嫉妒仇视，后金的离间挑拨，朝鲜人的惧怕怀恨，多种因素凑在一起，对毛文龙的攻讦之声，几无休日。但随着天启帝了解信息的增多，对毛文龙的支持不但没因攻击诽谤而减弱，反逐渐加大，直到天启七年同意毛文龙东江军饷百万的要求。
但可惜，还未来得及落实，天启病死。朝内官员，如打了鸡血一样，乘着新旧皇帝交接班，崇祯刚刚登基，对一些情况还不太熟悉的当口，又纷纷上奏弹劾毛文龙。一时间可谓谤书盈箧。直至崇祯二年，袁崇焕矫旨杀害毛文龙为止。
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工科右给事潘士闻、原登莱巡抚武之望，崇祯元年八月，更有时任山东总兵的杨国栋弹劾毛文龙十大罪。
罗织毛文龙罪状最有名，并最终用作为杀害毛文龙借口的，就是袁崇焕的手笔。袁崇焕给毛文龙的所谓十二当斩之罪，相关历史读物都会提到，而且其实大部分和杨国栋弹劾的十大罪雷同。这里为了完整性起见，也还是介绍如下：
第一条是，按照祖制，武将在外，必须受文臣监督辖制，而毛文龙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的管辖核实，专横恣意。
第二条是，毛文龙开镇以来，没有一件事没有一句话核实的，捕捉零星金人，杀投降者，杀难民，冒充功劳。
第三条是，毛文龙刚愎撒泼，没有人臣的礼节。而且最近根据登莱官员报告，他还说过“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话，大逆不道。
第四条是，文龙当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没有分毫发给士兵，每月止有散米三斗五升，所以是侵盗边海钱粮。
第五条是，皮岛自己开马市，私通外夷。
第六条是，毛文龙让数千部下官兵改姓毛，而且自行给授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札书不下千人。
第七条是，从宁远回来，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人，取银九百两，没收货物，夺取其船只，还把人关起来，恬不为怪，带头做盗贼。
第八条是，收部将的女儿为妾，民间妇女有姿色的，都设法收纳。身为不法，官丁效尤，好色诲淫。
第九条是，人命关天，毛文龙拘束禁锢难民，不让一个人渡海移居到山东等地方去，每天只发给米一升，命令到金占区挖掘人参，惨遭后金屠杀无数，不去的人，就听凭其饿死在岛中，皮岛白骨如山。
第十条是，奏疏请求内臣出镇，派人到京城活动，拜魏忠贤为父，置魏忠贤冕旒像在岛中，交结近侍。
第十一条是，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数，毛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
第十二条是，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观望养寇。 [2]
这里所据为明清史料内阁大库残留档案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毛文龙死后，是非难定，即便一些肯定毛文龙功绩者，也对他有不满之辞，如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毛文龙“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这个评论被很多资料汇集性的史书如《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抄袭。
纵观毛文龙所受攻击，横加之罪名可谓多矣，如袁崇焕死党程本直说的“客亦闻乎年来中国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献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3]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加在毛文龙身上的罪名总共有如下几个方面
糜饷问题，冒功问题，贪财好色的问题，谄媚魏忠贤问题，专制一方的问题，野心问题，通敌问题，浮夸骄恣问题
下面我们不妨逐一来分析驳斥
一、糜饷问题
关于糜饷，可以分成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毛文龙实际领到的军饷是否过多，第二毛文龙是否虚报兵数以谋求骗取更多的军饷？
1、毛文龙实际收到的军饷究竟是多了还是少
说“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那实际如何呢？ 崇祯初年任工部主事的徐尔一在一份奏疏中说：
东江实际收到的军饷，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七年，一共就是银子一百零五万两，米豆等粮食共九十多万石，还在纷纷责怪毛文龙虚冒军饷。然而关宁一镇，五六年来，每年用银三百万两，米豆一百三十万石，再加上内帑不时给发，为什么还成天担忧缺饷而导致士兵哗变鼓噪呢？[4]
也就是毛文龙6年收到的军饷总数，甚至还不到关宁1年军饷的一半，如果这是“糜费钱粮无算”，那关宁明军靡费的钱粮是无算的无算么？
毛文龙在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曾经把东江收到的军饷粮食，逐年开列，这里不妨列举如下：
天启二年收到饷银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二两，米豆八万三千石。
天启三年收到饷银七万，米豆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
天启四年收到饷银十一万二百八十六两，杂粮十九万五千二百六十四石。
天启五年收到饷银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两，杂粮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
天启六年，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杂粮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
天启七年，饷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杂粮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5]
把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每年收到的饷银和粮食数字加起来，合计六年收到饷银总数为一百零五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两，粮食为九十三万四千五百七十八石，和徐尔一在奏疏中所说的数字完全吻合。平均下来，每年收到的饷银不到18万两，粮食不到十六万石。
以上数字经得起所有来源史料对照查证，《熹宗实录》，《崇祯长编》，《李朝实录》，甚至就连后金的《满文老档》都有记载明方给毛文龙东江部队军饷极少，导致其依赖朝鲜供给，指责朝鲜说“毛文龙系明将，其明帝且不给钱粮，尔国却给田耕种，供给钱粮豢养之”[6]，“至毛文龙信，其明帝亦置之不理，不供其饷，尔为何供其粮也？” [7]
有些人曾提出毕自严在崇祯年间的《度支奏议》中的《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中说天启七年东江饷银是八十万，那应是连《度支奏议》中的完整原文都未看过。实际《度支奏议》中原文说的是天启七年六月，天启皇帝下令把东江军饷增加到百万，然后户部设法从不同渠道筹措这百万军饷，本身掺杂大量水分，所以毕自严抱怨说“昔日所派之数原虚，今日所省之数愈少矣”。
为了便于大家自己对照，我在附录里把《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的相关原文，和毛文龙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的塘报关于天启七年军饷领取情况都摘录出来，一比对，事实就一清二楚了。
而关于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明朝发给毛文龙饷银每年十几万两，下面的部分还会提到，这里就不摘录了。
东江部队收到的军饷连袁崇焕的关宁明军十分之一都不到（只算饷银的话，十六分之一都不到）。而在军事上对后金的打击牵制作用却是关宁方面望尘莫及的。就这样一种情况，还有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说毛文龙靡费军饷无数。
也就难怪毛文龙奏疏中愤慨表示：如用有数字可查的军饷，故意夸大其辞来激起陛下雷霆之怒，一定要冤枉我，给我扣上冒滥军饷罪名，我也决不求生避死，只是两目不瞑于九泉而已。[8]
而袁崇焕不顾事实，偏偏还要给毛文龙扣上侵盗钱粮罪名：“文龙自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
先不论这所谓“每岁饷银数十万”已是扯谎。就说他指责毛文龙饷银“无分毫给兵”吧，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情况是，毛文龙就算把朝廷发的所有饷银都拿去买粮食，还无法让岛上军民吃饱肚皮，毛文龙自己在奏疏里就说得很清楚“如年来本折四十万，南兵辽兵，均藉其食”。
更不必说还有大量其他杂项支出以及物资器械的购置：奖赏军功，安抚夷民，买修船只，粮食种子的本钱、马匹需要的草料、皮张、火器、盔甲、弓箭之类，都在这本色粮食和折色饷银合计之内。而对比之下，其他各边镇给发额定的军饷之外还另外有行粮月粮、马匹草料。[9]毛文龙拿什么银子去直接发给士兵？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文龙死后，口口声声说毛文龙“侵盗钱粮”，并对岛上军队一裁再裁的袁崇焕，反而给崇祯上奏说原来的钱粮不够用。先是说岛中粮食不够，“督师辽东袁崇焕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从之”。[10]然后又上疏说要比毛文龙时期增加饷银；“银则加于旧额十八万五千余两，而草折料豆在外也。” [11]
显而易见，袁崇焕在事前给毛文龙定的罪状，和事后给崇祯皇帝的上疏里必有一处撒谎!如果说他在把东江军队裁减到两万八千之后，饷银却比旧额增加是实际需要，那扣在毛文龙头上侵盗钱粮的屎盆子当然不攻自破！毛文龙不但没有侵盗钱粮，相反在国家军饷不足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自己想办法填补了不少亏空！如果说毛文龙侵盗钱粮是真的，那就只能认为袁崇焕自己侵盗钱粮。良知还没有丧尽的人就自己做一下这个选择题吧！
明朝官方给的军饷远远少于东江的实际需要，即便毛文龙通过经商获得收益补贴军用，但还是入不敷出。东江军民饿死无数。
2、毛文龙是否为骗取军饷而虚报兵数？
夸大虚报兵数，也是扣在毛文龙头上一条很重要的罪名
潘士闻说“岛兵不过二万虚称十五万”，杨国栋说“难民来归冐充兵数”“岛中辽民总凑应点不满三万，欲冒皇赏，册开十五万”。这两位太客气了，毛文龙在塘报奏疏里曾经提到过的兵数最多时，是数十万，或更具体一点是二十余万。
如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里说“每年以二十余万之众，而叨二十万之饷，蒿目劳心，千疮百孔” [12]还有崇祯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奏疏里说“故兵每称二十余万，岂职虚报多数而冒粮饷乎。”[13]所谓的十五万或十六万，是早期东江开镇之初时期的数量。如《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说“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合亦有劲兵十四五万。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余俱发屯种。”而到后期，尤其是天启四年之后，随着逃往东江的辽民数量越来愈多，相应选出的军兵数量也就水涨船高，达到二十余万是没有问题的。
在天启后期到崇祯初期，凡是毛文龙提及军队数量十五六万的时候，前面都加修饰语，仅指挑选出来的精壮兵丁。如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的具奏里说“该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14]。还有如崇祯元年四月毛文龙在东江塘报中说“辽人归者，每以千百计。臣挑选精壮官兵十五万四千余名报部”。[15]
王梦尹、姜曰广二人至东江核查后给朝廷上疏中说东江兵民合计十余万，堪用者不过二三万：
“自被掳辽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岛中行有来归者，男妇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余万。职等初住朝鲜时，渠等已绝粮二三月矣，沿途迎职等哀诉者，铁山、广鹿、石城、鹿獐等岛各有安插之辽民，即自铁山至朝鲜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处二百余里，陆续不绝，奈皮骨仅存，枵腹待毙，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甚有偃卧不能出户者。”
“辽兵，据毛文龙册报十五万。大要辽兵即辽民，其册以外，非妇女则老弱，或新来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万。”[16]
姜曰广在《輏轩纪事》里说：“予读疏首辽兵情形一段云，大概辽兵即辽民，堪用者不过二三万，予遽击节曰：即此已得之矣。”[17]
姜之类的清流最关心的是尽可能减轻朝廷负担，宁可按照最小数字来估计。
按现有证据，投金后的尚可喜奏疏里称东江接济过金占区逃亡辽民百万，朝鲜《李朝实录》里君臣的对话也提到东江接应辽民百万，《满文老档》虽没有具体的数字，但仅从其记录的辽民逃亡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巨大，也可以窥见数量之多。
朝鲜的李朝实录，在天启六年十月丙午有一段朝鲜君臣之间的对话：
“上又曰‘毛之军兵几何？而人心亦如何云’
晚曰‘人口数十万云，而设有投虏之举，愿从者不多，冰合之后，则逃散必多’” [18]
这段对话里所谓“人口数十万云”是对“毛之军兵几何”这个问题的回答，
还有一个人证词更可玩味，那就是反毛急先锋，袁崇焕提供的。在崇祯二年二月，袁崇焕上疏说：东江兵二万八千，这是登莱道按察使王廷试说的数字。数十万，这是东江总兵毛文龙说的数字。我屡次派人察看，没有数十万，但也未必只有两万八千。现在只算应该用多少兵，和能够养多少兵，又怎么能把辽人全都当成兵来养呢，在二万八千之外的人，在关外随便安插，让他们自己屯种就行了。[19]
袁崇焕的一些亲信如徐敷奏等人，在天启六年就亲自到过东江，煽动了李矿、郑继魁等一大批人跑到宁远去。对东江部队士兵人数究竟多少，他心里应该是有点数的。而且朝鲜人给袁崇焕的文件里也明确告诉过他东江军民有几十万人，在《袁抚台崇焕前回帖》中说：
“督府囊时，以一旅众，栖迫江关，卒食半菽，危而后安。今以数十万人，妥帖我境，耕焉而有所借矣，籴焉而有所输矣。货焉而有所赢矣，计今年支粮，且十四万石，寡人于此亦尽心焉耳。所以奏乞刷民者，岂敢有他意。毛镇既任招抚辽众，不惟炼卒，彼数十万兵民，杂居讨食于我，而督府资实渐罄。敝邦储蓄已竭，山东粮饷又不至，其畴能办此。虽济事在众，而兵在务精，今不以民资兵，反以民妨兵。以明公神略，无幽不烛，宁不谓然乎？”[20]
如果东江的军队人数在十万以下，按袁的心态，早把虚报兵数作为毛文龙的罪状，在奏疏里猛烈抨击了。但现在呢？却相当含糊暧昧，不是数十万，也不是二万八千，究竟是多少，他不说。是不愿意说呢，还是没有能力说？答案多半是毛文龙的东江军队士兵人数至少也在十几万以上，所以袁崇焕才刻意回避具体数字。
有些人会问，如果毛文龙真的有十五六万人甚至二十万的兵力，那他完全可以对后金正面进攻了，又何必再打游击战？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及要解答前面姜曰广等报告说民数而毛文龙说是兵数的疑惑，就先要了解一下基本的背景。
毛文龙的东江部队，和其他明军不一样，不是朝廷现成指派给他，大部分是他自己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里挑选训练出来的，再加上盔甲器械的奇缺，导致兵民难分。这也是东江军队数量究竟多少，不同的人争论不已，不同记载矛盾混乱的原因。但是综合《东江塘报》，《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以及《满文老档》，《李朝实录》，还有崇祯长编里袁崇焕的奏疏等等的记载，我们仍旧可以大致弄清事实真相。
毛文龙赖以起家的部队，只有两百人不到。在袭取镇江，前往朝鲜期间，大批后金统治区内的剃头汉人来归附，这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记载，说毛文龙“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
天启二年，明朝政府决定支援毛文龙，并开镇东江，建立皮岛为中心的抗金根据地，这个时候毛文龙大概就已经收拢聚集了十万多辽民，“老幼男妇归者十万”。
在这之后，无论是从《满文老档》还是《李朝实录》，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大量金占区内的辽民投奔毛文龙的记载（具体可看第一章中的内容），其规模当在百万左右，扣除那些通过东江转往山东等内地，以及病死战死的人数，则常年在东江的辽民总数也在几十万。那么这些辽民是否被毛文龙选拔组织成军队呢？回答是肯定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努尔哈赤给毛文龙的书信，明确说从后金那里逃亡出去的辽人，被毛文龙收容后，“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东江的“从军”显然和在关宁、内地有正规军装，拿足额军饷，器械完备的从军是完全不同的。对东江军队的数量问题，关键是要区分清楚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所有愿意接受毛文龙节制调遣的人数，也就是包括到后金去做间谍刺探情报，包括可以充当疑兵吸引后金注意力，也包括半兵半民，种田打鱼挖参乃至经商，自力更生解决部分后勤供给的人员，需要时也可以被毛文龙调用参与军事行动。这些人是东江军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计在内，全部东江军队人数应该在二十万以上。
第二个概念是那些经过挑选，只要吃饱肚皮，提供军械，就可对敌厮杀的人员数量，这部分人就是毛文龙报部的“十六万”。
第三个概念，是毛文龙东江部队能够分派到军服，盔甲，器械，火药等等作战物资的人数，这部分完全视后勤供应而定，不断变动。如果明朝能提供更多的物资，那这部分人数相应会多，如果明朝提供的物资少，这部分人数就会少。如汪汝淳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记载的当时是“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
区分清楚这三个概念，就可理清不同记载间的混乱矛盾，以及明白为何毛文龙虽称有军队二十万，还是只能打游击战，无法正面攻击。
在姜曰广、王梦尹二人看来，东江大部分辽人都瘦得皮包骨头，疲累不堪，不足以充当士兵的。但在毛文龙那里，这些都是历经九死一生，精明机智，不怕吃苦，忍饥耐寒，熟悉辽东地形人情的精锐。只要朝廷肯发足够的军饷，让他们吃饱肚皮，肯发足够器械，完全就可成为一支让后金胆寒的军队。
这种情形，天启和崇祯倒是比那些迂腐官员更清楚。崇祯皇帝明确说过：“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 [21]这是极客观的评价！
崇祯皇帝都能清楚，袁崇焕会不知道么？在上引奏疏里，袁崇焕提到的“今只计应用兵若干，与能养兵若干，亦安能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真相。他很清楚毛文龙在东江实际上是“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把所有能够投入前线作战和提供后勤保障的人都动员起来的。否则这句话就是无的放矢了。朝鲜张晚，曾亲自去毛文龙东江视察过，对器械之简陋，人员之疲劣印象深刻，大加丑诋，但对东江接近于全民皆兵的性质，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在回答国王“毛之军兵几何？时，才会说“‘人口数十万云”。袁崇焕的意图无非就是根据朝廷愿意提供的兵饷数量来规定东江军队人数，而不是根据东江军队人数来提供军饷。这足以让毛文龙的军队数量究竟多少这个问题真相大白了。
类似袁崇焕这样只根据愿发的军饷，来规定人数的做法，在明朝核查东江军队人数的官员那里丝毫不新鲜。王梦尹和姜曰广二人的核查是第一次，这两人是清正廉洁的，为给朝廷省钱，把东江总人口缩减到十五六万，而能当兵的限制在三万。到了崇祯元年，黄中色和王廷试两人先后核查，一个人把兵数定为六万，另一位则直接削到两万，理由都不外是“极论粮饷艰难，劝臣汰兵”[22]。
并非毛文龙骗取军饷而虚报兵数，真实情形是官员为了节省军饷，而拼命虚报削减东江军队的兵数。袁崇焕在杀害毛文龙之后，曾经在一封奏疏里说东江“合老幼止四万七千，然人也，而非兵”。当时东江因为袁崇焕封锁海路，禁止通商，切断经济来源已是半年有余，确实已经饿死和逃亡流散大半，还有许多被送到山东去了，人数急剧下降是事实。但是象袁崇焕说的那样，“合老幼止四万七千”，则是公然撒谎。
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有一段孙承宗的话：崇祯三年二月，兵部尚书梁廷栋提议把东江军队调到宁锦一带，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说东江军队目的是牵制，但驻扎的不是地方，如果移驻到要害，足以起到牵制的作用，而且其兵民十多万，兵调走了，那百姓不能独自留在那里，用船渡，恐怕急切之间也不够。也就是即便人数急剧下降之后，当时各岛上兵民合计还有十多万，而不是袁崇焕所说的四万多。[23]
《崇祯长编》里有孙承宗奏疏更完整的内容：岛中田地少，不能靠耕种自给自足，民必须依靠兵才能立足，没有兵则军饷不来，商人也不运米来。所以要调撤东江军兵，必须一并撤离百姓。而兵民都有家人。东江汰定的精壮兵丁两万八千，一半是单丁，一半有家室，总计老幼不下二倍，则合计当有八万多人。其间还有从未当兵，经商务农，侨居各岛的，也不下九万。合计实有十多万。现在合算龙武营、登州、天津船只，不足两百。岛中官船一百五十二只，全部搜刮各岛兵民私船一百多只，合计船只不过四百多。大辽船可运载一百多人，沙船可以运载七八十人，小船运载五六十人，唬船只能运载二三十人。总计四百多只船，也只能运载一万多人而已。[24]
若依孙承宗奏疏所言，即便在此时，东江军民合计仍有17万之多。是袁崇焕所谓4万7千的三倍还多。
[1]董应举.崇相集.疏一.请救毛文龙疏天启元年十二月//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02册.39-40.
[2]明清史料甲编下册.246-247，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3]程本直.漩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120
[4]屯田主事徐尔一上疏//朱溶.忠义录卷之七.表忠录.毛将军文龙传//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771.
[5]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4，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6]满文老档.828.
[7]满文老档.830
[8]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6
[9]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5，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10]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449，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乙卯
[11]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485，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庚午
[1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34，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具奏
[1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2，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
[1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7，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具奏
[15]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5，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1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386.
[17]輏轩纪事//野史集成.677
[1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83，天启六年十月丙午
[19]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024，卷十八，崇祯二年二月戊子
[20]李植.泽堂集.袁抚台崇焕前回帖//韩国文集中明代史料.第11册.424.
[21]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613-614，卷十一，崇祯元年七月戊辰
[2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6，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23]补遗.卷4.毛帅东江//明史纪事本末.1463.
[24]“岛中田少不能取给于耕，民必依兵以立。无兵则饷不至，而商米不来。故调兵必并调民，而兵民俱有家口。据东江汰定精壮兵丁二万八千，半系单丁，半有家室，总合老幼不下二倍，计当八万有余。其间尚有从未为兵，以商农自赡，而侨居各岛者，亦不下九万。合之实十余万。今核龙武登津舡只，不足二百。岛中官舡一百五十二只，尽括各岛兵民私舡约有百余只。计舡不过四百有余，大辽舡可载百余人，沙舡可载七八十人，小者五六十人，唬舡止载二三十人。总计四百余舟，载不过万余人而止”//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802，卷三一，崇祯三年二月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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