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高索尔仁尼琴的人可以反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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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篇文章是我2008年索尔仁尼琴死时写的旧文，离现在有12年了。这类旧文原本没有重贴的必要，不过前天因为我发了一个罗曼罗兰日记给高尔基辩白的内容，有一位自称明粉的索尔尼仁琴粉丝非常愤怒，一开始还算客气，到后面就破口大骂起来，说我“不配讲大明”，说“你连基本的操守和认知能力都不具备”，“是小人和骗子”。他应该是没看过我过去写的文章，那就把一篇相关的贴一下。现在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文侧重点已经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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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喜欢把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丑化成恶魔，相同面美化成天使。这么做的时候，洋洋得意，沾沾自喜。

索尔仁尼琴本身的思想观点究竟如何，乃至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成了一些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看这几天索尔仁尼琴死了后的议论，斯大林自然是恶魔，索尔仁尼琴就是天使了，或者用一些人的话说，是俄罗斯的良心，人类的良心，需要仰望的对象。

当然，这种情形也可理解，现在的世界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是非褒贬的规则自然应该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来制定。但也有许多人可能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愿意尝试从对立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那么对这些人，还是应该说一些道理的。

苏联的评价，斯大林的评价，索尔仁尼琴的评价，归根结底是守旧者和探索者、理论者和实践者的评价问题。

 

如果问究竟有没有必要寻找一条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有没有必要探索更新更好的制度？

回答当然是有这个必要。对人类来说，停滞和倒退没有区别，不满足于现状，不断探索尝试，才能进步。不动脑筋地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很省力，但永远满足于此，只能是自取灭亡。

说是这么说，对大部分人而言，守旧总是更安全，更保险，更容易。新的事物，新的制度，对他们来说，唯一的诱惑力仅仅是“新”这个名称更好听，所以他们宁愿以革新之名行守旧之实，而绝不愿意真正放弃旧制度本身。毕竟守旧有更多的经验可以遵循，更容易讨得在目前世界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旧势力欢心，更容易得到理解支持，阻力更小，反对的力量更小。

而新道路的尝试者，探索者必然面临更多的恶意，更多敌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获得一些人的认可赞许，那就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圆满无缺。否则，免不了满腔怨毒，憎恨诅咒，来显出他们的英明纯洁高尚正直。

当然新生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就象婴儿不可能一生出来就会跑会跳一样。按一些人的逻辑推论，最好把所有的婴儿都消灭掉，扼杀掉，才比较理想。

 

因为本能的喜旧憎新的心理，许多人很容易形成双重标准。

循规蹈矩在资本主义的老路上走，无论社会有多少丑恶肮脏，或者血腥残忍，都在这些人的容忍范围之内，都可以被忽视被漠视，都被说成是合理的必要。

如果是发生在对新制度的探索上，即便同等性质的事情，程度要轻的多，他们也会搜罗挖掘来进行歇斯底里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大渲染。

一些人常当成宝贝的是哈耶克的这句话：使人们进入地狱的往往是试图让人们进入天堂的努力。在哈耶克那里，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道路新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努力就是所谓试图让人们进入天堂，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所经历的种种坎坷曲折，所暴露的种种缺陷，就是所谓让人们进入了地狱。

但实际上，这些话理性的成分很少，恫吓的成分更多。从历史上看，苏联成立后，在相当短的时间，人民平均寿命是增加的，死亡率是大幅度降低的，这是西方敌视苏联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更不必说文化水平，各种福利水平在几十年内的迅速增加。

同样，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如此，无论解放后，有多少过错，政策上有多少失败，但总体上，社会还是进步的。在解放前大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解放后的生存条件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仅仅在五十年代，人口平均寿命就从解放前三十岁上升到近六十岁。

至于说到政治上的专制，也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强敌环伺下，不得以的暂时现象。以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来说，远比资本主义更不能容忍专制，更不能容忍对人个性的扼杀，否则也就没有必要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了。

相对来说，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专制只有更厉害，罪恶更多得多，更象地狱一些。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就是一个满手沾满鲜血的大独裁者暴君，他对英国本国人民的疯狂迫害和杀戮是不必多说了，他在镇压爱尔兰人民反抗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屠杀，足可以让他和历史上大部分屠夫相媲美（和满清蒙元之类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至于法国大革命中那些资本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更是上演一场轮番杀戮的血腥惨剧，这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镇压他们敌人以及集团本身内部互相争斗所引起的轮番杀戮也许只有中国历史上如南北朝时期某些少数民族政权内部的疯狂可作比较。

还有资本主义本身罪恶凝结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是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利润不均，狗咬狗就不必说了，二战的肇端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是造成无数人间地狱，导致几千万人乃至近亿人伤亡。

至于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工人的境遇更是悲惨，如果说他们被资本主义这个邪恶的制度迫害，以至于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一般，那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

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中说：“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 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美国人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更是揭露了当时的工人如同畜生一般的处境“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黄褐色的地方，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不论怎样总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仓促的建造起来，拥挤在一起。……许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间单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 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 械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还有女工。她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比较擅长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 一天十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

如果说苏联只有一部分的犯人是处于集中营里，所谓古拉格群岛之类，那资本主义兴起时候的英国乃至欧洲，大部分工人尤其是那些童工都是处于集中营里了，而且待遇还要恶劣残酷。

资本主义兴起时犯下的罪行，造成的人权灾难其实是还有许多，比如疯狂贩卖黑奴，贩卖鸦片，比如血腥屠杀印第安人（典型的种族灭绝政策）。殖民主义过程中，为了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所进行的屠杀更是无法计算，亚非拉总计起来，至少也被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屠杀掉了几千万人口。

提起这些罪行，现在那些满嘴人权自由的人，也并不会当回事情，更不会有人因此认为资本主义不应该兴起。凡是提到资本主义的罪行，这些人都是轻描淡写的，按他们的说法，如果谁过于关注资本主义的罪恶，那就是狂热分子，极端分子，偏激分子，是妄图建立天堂，实则要把人们带入地狱的危险分子，这个时候他们以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诩。

但一到谈论社会主义兴起过程中种种缺陷不足的时候，他们就又是另外的嘴脸了。任何缺陷，任何不公正，都能被极端放大，这个时候他们比共产主义主义者还要共产主义，比理想主义者还要理想主义。总而言之，非把探索建立新制度的种种努力，说的十恶不赦，然后才心满意足不可。尽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兴起，比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要文明一百倍，人道一百倍，甚至和已经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大部分地方发生的事情相比，都要干净得多。但这些人是不管的。对他们来说，只有把新制度的尝试探索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能心满意足。

鲁迅曾经不解，为什么许多人对旧的格局能够如此宽容，如此委曲求全，而对较新的机运如此恨之入骨，如此求全责备。鲁迅所费解的现象，也恰恰是一种有普遍代表性的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被丑化成恶魔，苏联被丑化成地狱，而攻击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被捧作天使，说成良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倒觉得，如果真有所谓良心，斯大林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没有谁生下来脑门上就贴着革命者，新制度探索者的标签。大家都是平等的，谁都不亏欠谁，没有哪一个人天生就承担要造一个好社会提供给别人的义务。他们流血牺牲奋斗，承受无穷骂名，并不因为他们生下来就只能做这样的事情，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比人类的其他部分更不能容忍不公正现象，更有担当，更有牺牲精神而已。

以斯大林的个人才能，无论他在什么国家，从事什么行业，想要获得一般人所谋求的金钱财富的私利，或者名声地位，都是不成问题的。但他选择的是更艰难，更危险，也更容易遭受诟病漫骂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普罗米修斯，天火是盗了来，但自己却被绑在柱子上，终日被鹰啄食五脏六腑。

现在的人或许不理解斯大林，但将来的人终有一天会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也是因为能产生象斯大林这样敢于尝试探索新制度的人，才能真正称之为人。

但作为探索者，先驱者，超越于时代者，斯大林所要承受的代价就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几乎所有人鄙视，仇恨，憎恶，漫骂，这也是先驱者的悲哀。

 

以上的分析是从守旧者与探索者利弊得失的对比角度来说的。但同样是探索，还有区别，那就是理论者和实践者的区别。这两者之间，又是理论者相对更能被宽容对待，甚至被歌颂被美化，而实践者又是承担了大部分的诟病漫骂敌视仇恨。

如果没有实践，理论永远只是空谈，而作为空谈的理论，不但不会损及旧制度利益者的皮毛，反而可以作为一种供赏鉴，增加刺激的调味品来把玩。理论上对旧制度的批判再激烈，再彻底，但只要和实践割裂开，与实践无关，那就都不要紧，旧制度的顺民，有许多人是很有气量的，他们不会暴跳如雷，气急败坏，相反会带着温情的目光来审视抚摩。甚至这种流于空谈的理论本身也可以旧制度的装饰来展览。

另一方面，光提理论的人，自己也可以保持一个高姿态，只要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滔滔不绝的说就行了。不必冒实践的琐碎繁难，不必害怕实践中污秽甚至肮脏来玷污自己，大可以把自己打扮的清高洁白，一尘不染。

如果有人根据理论来进行实践，那他也大可以把所有的罪过错误都推卸到实践者的头上，可以说实践者歪曲了自己的理论啊，歪曲了自己的思想啊，总之自己的思想理论是最高明最正确的，实践者不理解罢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资本主义的大部分顺民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者，还是温情脉脉的，不会把他们说成恶魔；但一提到列宁斯大林这些实践者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把他们丑化成极权恶魔，才甘心。

这就是理论者与实践者所受待遇的区别了。

然而，在政治领域，如果理论者提出的理论，没有实践者去实践，那么这理论很难有大的影响，意义也被缩小。

最应该感谢实践者的是理论者，而容易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也是继承某某理论自居者。

那些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痛骂斯大林还可以理解。那些自称信仰共产主义，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却依靠痛骂诋毁丑化斯大林来洗白自己，来洗白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不太正派的。

罗曼罗兰曾经在为苏联共产主义辩护的小说《母与子》中说，宁可把别人的罪行算在自己身上，也绝不说这与我无关。罗曼罗兰的态度是，既然这主义也是自己信仰，这理想也是自己希望的，那就绝不因为自己没有参与实践，就把实践中发生罪恶同自己撇开关系。

罗曼罗兰的态度足以让那些落井下石，推卸责任，把脏水都泼到实践者头上的小人愧死。

索尔仁尼琴这种靠取媚迎合西方来讨得一些残羹冷炙的人就不足深论了。他的价值也就在于作为一些人的工具，或者作为引起一些话题的由头，如此而已。如索尔仁尼琴也能在实践中去尝试建立他心目的理想社会，那现在称颂索尔仁尼琴的人，保管翻脸把他作为恶魔批判。但类似索这样的人是聪明的，是知道诀窍的，所以决不会笨到自己去实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