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涛、李亚平、金庸等人的论据也不成立，己巳之变袁崇焕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的唯一可能是得了健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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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三章.⑤
（1）、李光涛作为论据的《崇祯长编》记载
李光涛在《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一文中说“此一行动，关外之袁崇焕早已虑及，只因关内疏虞（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旨），因而金人始能从蓟州之龙井大安二关口闯入”[1]
他括号内的“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旨”应该就是根据了。那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有什么记录呢？和袁崇焕相关的只有如下一条记录：“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2]
这分明就是兵部尚书王洽在清军入大安口之前，已得到情报，要袁崇焕派祖大寿赵率教预先伏兵袭击后金军队，结果袁崇焕置若罔闻，导致后金分两路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境，所以请皇帝下旨严饬袁崇焕。
这又是一条别人在事先提醒袁崇焕，而袁崇焕不当回事的证据，结果被李光涛用来做相反的论断。其实从李光涛引用的形式就已经很清楚。如果真是能证明袁崇焕事先提醒过的史料，那以李光涛这位袁崇焕铁杆粉丝的性格，绝对会在摘录史料原文的基础上，浓墨重彩，长篇大论，反复强调。象现在这样一句带过，仅仅括号里不显眼的提一下出处，那只能是他试图掩人耳目，含糊蒙混过去。
（2）、某网文作为论据的《崇祯实录》记载
还有一篇网文中提供了一条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论据：
“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虚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这条记录的出处是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九月已丑。其实在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述，其大意是：
崇祯二年春，我请求回去未得许可。七月份，有间谍侦探到后金要渡河的情报，袁公立刻上疏奏报朝廷，谆谆告诫，担心蓟镇的防守（‘公随疏闻，谆谆以蓟镇为虑’）。我也说辽东准备得很充分，金兵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蓟镇边境单薄，我们应该赶快派一支劲旅去防备才行。如果后金的间谍知道了，也可以打消谋划。袁公表示同意。九月九日重阳的前一天，又接到报告说金兵已经渡河，袁公立刻派参将谢尚政等人去蓟镇防备。等到了那里，蓟镇巡抚认为情报不准确，仍叫谢尚政等回去了。然而金兵的踪迹，也竟诡秘无闻，所以蓟镇的防守更加懈怠了（‘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3]
清人编《崇祯实录》中的记载当是从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抄来，而周文郁是何人？天启初做过孙承宗幕僚，后来作为援助东江的淮营军官被调到东江呆了一段时间，按其自述，属于登莱淮营的编制。在天启七年，又曾经作为登莱援助东江军的一部分，去过皮岛。到了崇祯初年又跟随袁崇焕左右，是袁崇焕的亲信党羽。他的《边事小纪》中充斥着对孙承宗、对袁崇焕，对他自己的吹嘘之辞。
作为事后记录，周文郁对其亲附者进行了许多美化粉饰，而对他视为异己的毛文龙则尽可能贬损。对这样一个人的话，须注意史料运用的反方向原则，都当成客观事实来对待，是很成问题的。
他所谓的“公随疏闻，谆谆以蓟镇为虑”中的袁崇焕的疏奏原文是哪些？很可能就是类似阎崇年、李光涛断章取义的那类奏疏。现代脱离利害关系的历史学家，仅因倾向，都会对史料如此歪曲。那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袁崇焕亲信，我们又能有多少信任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直接的奏疏原文，这类含糊其辞的“随疏闻”是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的。
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周文郁的叙述前后经过，倒可看出袁崇焕等人的糊涂程度。在后金行动前后，一些情报已显露后金动向，袁崇焕依旧狐疑不定。一方面确实担心后金真有绕道入关的行动，另一方面按照他一贯的逻辑，他总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参看天启六年他的那份奏疏）。所以派了谢尚政到蓟镇去查看了一下，觉得没什么事就又回来了。如袁崇焕真当回事情了，会仅让手下人到蓟镇去逛了一圈就回？要知道，这位袁崇焕可是连矫旨杀人都能干得出来的主！
事后周文郁轻描淡写把责任往王元雅身上一推，反正对方已是死人，也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但他不经意这句话“然而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还是暴露了马脚，也即他们自己对后金的行动完全就蒙在鼓里，所以抱怨“诡秘无闻”。
实则毛文龙早在一年前乃至四五年前就提醒，后金一旦借道入关，必是假换旗色，行动隐秘。如此大军出动，不可能完全保密。只要在后金境内有侦察人员活动，完全可以明白后金必有重大动作。而袁崇焕等人，两眼抹黑。杀了毛文龙后，东江到后金境内采参都被他给禁止了。以至于明方对后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摸不着半点头脑，最后哀叹句“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就算了事！
（3）、李亚平和金庸的论据
最后就来看看李亚平和金庸等人的论调。
李亚平说“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而且，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蓟州地位至为重要，而兵力并不强，万一有人做向导，引后金军队由此进犯的话，则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因此，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卷六。）并且希望皇帝能够严厉督促当地诸军，加固工事，高度戒备，将此当成最最紧急的工作来抓。然而，对于袁崇焕是头等大事的，对于皇帝却并不一定那么要紧。事实上，皇帝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常规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自然不了了之。”[4]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李亚平前面那个所谓《明清史料》甲编的奏疏，应是没看原文，直接抄自阎崇年，那个奏疏的前后本末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无需重复。至于后面一条，“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卷六。）”
《满文老档》，太宗卷六记录的是天启七年，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而且也根本无此记载。李亚平先生大概是别的地方抄来这条，又不注明转引，而非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结果一时疏忽，抄错了注释中的参考文献，以至于出这种错误。
他所谓的“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的出处当然不可能是满文老档。再看金庸提到的“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金庸对这说法也没给出注释说明出处，但显然他和李亚平根据材料有同一来源，所以翻译白话时，大同小异。
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程本直的《矶声记》、《漩声记》和余大成的《剖肝录》。
《矶声记》中原文是“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布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5]
《漩声记》中的原文是：“且也崇焕之疏曰：‘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臣身在辽，辽无足虑。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近日急著’此固入于半年前”[6]
《剖肝录》的原文：“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7]
这两个人所谓的“蓟门单弱，请宿重兵”是袁崇焕奏疏中的原文么？《矶声记》中的一见即明，不是！而是他自己概括的意思。
《漩声记》和《剖肝录》的似乎更有迷惑性，《袁崇焕资料集录》里甚至还加了双引号，表示是直接引用。
而实际上，把《剖肝录》和《矶声记》《漩声记》对照一下，就发现，《剖肝录》就是在《矶声记》的“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前加了一个“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而加的这句又是把《漩声记》里的话意思改头换面了一下。
余大成显然也根本不知道袁崇焕这个所谓事先提醒的奏疏原文是什么，所以只能在《矶声记》和《漩声记》的基础上，再自己整合修改一下，然后冒充成袁崇焕奏疏里的话！
而《漩声记》里的记载从口气看似乎是袁崇焕的原话了，但完全经不起推敲！
第一从内容来看，程本直说袁崇焕的这句话是在后金入关半年前，那也就是三四月份。而现在从明清档案里能够查到的袁崇焕崇祯二年三月的奏疏原文，恰恰是皇帝提醒他蒙古人可能和后金勾结，边防可虞，而袁崇焕辩解说是蒙古人可以信赖，所以不要紧，这和程本直编造的奏疏是直接矛盾的。
第二，袁崇焕是以兵部尚书衔任蓟辽督师，可以说他就是蓟辽总督刘策的直接上级，要严饬刘策，那首先是他袁崇焕的事情，而不是把皮球踢到皇帝那里去。他连毛文龙都可以矫旨乱杀，现在守边是他的正经份内事了，反而要推到皇帝那里去？
更关键的一点，古人写这类纪实文字，需说明某人说过某话，通常做法是大段大段摘录奏疏原文。比如茅元仪的《督师纪略》遇到孙承宗的奏疏都是原文大段抄录，大段引用。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凡是提到孙承宗奏疏的地方，也多是如此。甚至被称为小说的《辽海丹忠录》都是大段大段抄录奏疏原文。绝不会是拿孤零零的一句话出来当证据。如果就是毫无上下文背景的一句话，那其性质就多半和阎崇年当成论据的四个奏疏一样了，通过断章取义，来给袁崇焕脸上贴金。
程本直、余大成和周文郁一样，是袁崇焕死党；和周文郁一样，都是不直接引用袁崇焕的奏疏原文，而只用自己的意思概括（如果勉强算《漩声记》的那句话是奏疏原文，也孤零零的一句，而实际上还不可能是。）。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三个人到了袁崇焕提前预警，如此紧要关键的地方，却都如出一辙，不是为了证明真相，把袁崇焕奏疏原样呈现，只是笼统的说“公随疏闻”，“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有疏谓”，死活不肯给出上下文！被指为小说的《辽海丹忠录》遇到奏疏的时候，都是原样大段摘录而非藏头缩脑，比他们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没有奏疏上下文背景的话，那这些话究竟什么性质？是否如同阎崇年断章取义的四份奏疏一样是曲解原意基础上的附会，就不得而知了！
更重要的一点，《矶声记》、《漩声记》和《剖肝录》连明代原文都算不上，明显是篡改后的文字。明人凡提到后金时，称“奴”，称“虏”，称“贼”，或称“东夷”、“建虏”、“达子”，而这三篇文章里提到后金，称“敌”，称“兵”，这显是被清人修改过的版本了。
更可疑的是《矶声记》、《漩声记》、《剖肝录》的出处，在《袁崇焕资料集录》中，这三篇文章是归属在无名氏辑《袁督师事迹》之下，而这个《袁督师事迹》中还收录有《明史.袁崇焕传》，《明史》是在清乾隆时期才正式完成的。如此看来，《袁督师事迹》是乾隆之后出炉无疑。而正是在乾隆时期，钦定要把袁崇焕作为褒扬对象！
那就无法排除这是御用文人为了秉承乾隆旨意而炮制出来的可能，《矶声记》和《剖肝录》中提到的袁崇焕上书预警之事，完全有可能是在乾隆授意的情况下，清人在明代原文基础上编造添加进去的。那就连二手史料的资格都轮不到了，所谓“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布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云云当成比小说都不如的私货来看更加适合。
3、袁崇焕的责任问题
李光涛说“己巳之变，其失乃在关内（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与袁崇焕无关”[8]李亚平说“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9]
真如他们说的那样，袁崇焕没有责任么？
实际上在《崇祯长编》元年四月甲午的记录中说的清清楚楚“袁崇焕起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移驻关门”。[10]袁崇焕的职务就是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如果说蓟镇和他无关，那朝廷要他这个蓟辽督师是干什么用的？直接让他和天启年间一样当辽东巡抚不就得了？
给袁崇焕推卸责任是无耻的！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呢？
当袁崇焕杀自己人，杀毛文龙的时候，一大批人叫好喝彩，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这种越权的犯罪行径辩护。当袁崇焕对本就属于职责份内的事情都没有做好的时候，结果就据说这不是他的责任了，这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了！越权杀自己人，可以拼了命去做；职务份内的边防责任，可以拼了命推卸。这就是袁崇焕和袁崇焕的拥趸的行径。
更何况，明朝在不彻底改变当时税收体制的情况下，财政情况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顾东就不能顾西，顾前就能不顾后，没有人比袁崇焕自己更清楚这一点的了！当时崇祯因为信任他，关内关外的军队调度整顿全都是袁崇焕一手操办的。
正是在袁崇焕的竭力鼓吹之下，要求崇祯把主要的财力物力都供应给关外去修筑防守几座孤城，而对关内，不但没有增强实力，反而裁剪掉了四分之一还多的军队，甚至已经招募的兵马，都在袁崇焕的坚持下，解散回去务农了。正是在袁崇焕的竭力鼓吹之下，要明朝把边防的希望寄托在笼络蒙古人身上，宁可自己的军队发不出军饷来，也要把物资提供给蒙古人。
崇祯皇帝再三提醒他，警告他，他都当成无所谓。
在《崇祯长编》里有一段崇祯皇帝的话，大意是王象乾、袁崇焕两个人不是一直在报告说蒙古人很恭顺吗？但从蒙古人的表现以及边防将士的报告来看，完全就是相反的情况（“督臣王象乾，袁崇焕屡奏插部悔过恭顺，量从给赏。今勒索五年，明系要挟，延镇屡报犯边未明真伪”）。事情是你们在办，我这里的信息也是你们在提供。我觉得蒙古人不可靠“明系要挟”，你们觉得可靠，那也可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相机操纵”也好，“严饬战备”也好，都由你们自己看情况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御不得疏虞！否则国法无情！（“倘守御疏虞自有国法”）[11]。
这已经是最严厉的警告了，崇祯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怎么样？结果呢，到最后出事了，一些人嘴皮子一翻，居然是成了袁崇焕一贯英明正确，是崇祯皇帝的责任。
还可笑至极地说袁崇焕提醒过崇祯要重兵屯守蓟门，且不说，这种提醒本就是编造出来的子虚乌有，事实真相恰恰是袁崇焕竭力主张对关内包括蓟镇军队进行裁减（看前面分析）。就假设真有这样的提醒，那岂非更搞笑。皇帝已经任命袁崇焕是蓟辽督师，给了他一切能给的权力。最主要的军力物资都集中袁崇焕手中，为此甚至大幅度牺牲了其他方面的供给。结果到头来，袁崇焕说，你再拿出一支所谓的重兵来去屯守蓟门！
这是在开什么外星玩笑？难道这支重兵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莫非袁崇焕的意思是要崇祯皇帝自己跑到蓟门去守边？这荒谬程度就如同一个足球教练让一个守门员去守门，结果这个守门员不在那里守门，却跑去向教练报告，我觉得皮球有可能射到门里去，教练你一定要当心啊！估计如果这个教练员脾气火爆点，非当场扇这个守门员两耳光不可。
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职务，先不管蓟辽登莱天津这些辖区好了，说白了就四个字：对付后金!启用你袁崇焕，给你那么多头衔，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让你对付后金吗！结果你说，后金从我那里绕道走开了，然后攻入关内，这不是我的责任，那该给这样的人什么样的评价？
实际后金绕道入关前，就在宁远，都直接有人提醒过袁崇焕：
“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拜谒陈仁锡，：建州哨在束酋内四百人，不挟弓矢，插汉远在漠北，驰救不及，斩头寝内，边警息矣。失此机会，四月间零部先入，秋冬诸王子分兵入，必舍辽而攻蓟、宣，动天下之兵何益？仁锡言于边臣，不果用。后建人入塞，竟如二生言。”[12]
崇祯二年在宁远的边臣，只能是袁崇焕了。当时他正忙着和后金谈和，忙着杀毛文龙，怎么可能听取这个斩杀后金安排在蒙古部落的四百哨探的建议。
袁把毛文龙杀了，现在袁的驻地离后金统治区最近，结果后金这么大的军事调动，你袁崇焕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有一些风声走漏，你也没有真当回事，这不叫渎职，叫什么？
对照一下毛文龙的塘报，凡是后金有大规模行动，毛文龙的塘报里几乎都是提前把后金行动的时间地点，参与的人物，采用的方式，需要注意的地方，应对的办法，极为详尽的列举出来。就是在崇祯二年，毛文龙在塘报里还苦口婆心的提醒“奴密谋，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蓟、密沿边，须用时刻提备”[13]
和毛文龙一比，袁崇焕对敌情的麻钝，几如木头人一样。
《前清秘史》的作者李亚平还颇为搞笑的说：“《明史》作者揣测，‘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很有可能，袁崇焕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过眼下的危机，意识到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不知道，情形严重的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像的最坏的程度。”
李先生这种说法成立的唯一可能，那就是袁崇焕得了健忘症。把从崇祯皇帝到各级官员，包括毛文龙多次提醒蒙古部落不可靠、后金可能绕道的事情全忘了。在后金入关后，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崇祯长编》里就有“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的记载。要说意识到先见之明，那也只能是意识到崇祯皇帝的先见之明，意识到毛文龙的先见之明。
[1]李光涛. 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册.449.
[2]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537页，卷二十七，崇祯二年十月戊寅
[3]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辽师入卫纪事//中国野史集成.353.
[4]李亚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170.
[5]程本值.矶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16.
[6]程本直.漩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18.
[7]余大成.剖肝录//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26.
[8]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册.449
[9]李亚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164
[10]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404，卷八，崇祯元年四月甲午
[11]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1463，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癸酉
[1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65
[1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30、162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