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有先见之明么？阎崇年的移花接木与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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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三章.④
从李光涛、到阎崇年，到金庸到李亚平还有一些网文的撰写者，都言之凿凿，声称袁崇焕有先见之明，早就料到后金要绕道蒙古地区进攻入关，提醒过崇祯，只是崇祯皇帝不加重视而已。
比如李光涛说“此一行动，关外之袁崇焕早已虑及”
李亚平说“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
金庸说“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一些网文的作者说“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
阎崇年甚至说：“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做法，可以说是新招，也可以说是险招，他居然敢从沈阳绕道蒙古来打北京，这在过去从未有过，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当然是新招”。[1]
事实真相如何呢？
阎崇年所谓的“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从我们上文摘录的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就已经可以看出是违背事实的。
这些论者，要么就是有意识的歪曲事实，故意误导别人；要么就是连基本的史料都未认真看过，只是抄袭和照搬其他人的说法。
只要稍微核对考察一下一些最基本史料（比如《东江塘报》，《熹宗实录》，《明熹宗宝训》，《明清档案》），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袁崇焕提醒皇帝，而是明朝的皇帝从天启到崇祯，还有一些官员将领（尤其是毛文龙）都反复向袁崇焕提醒过后金要绕道进攻的可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沿边蒙古部落上。
而袁崇焕置若罔闻，他所有相关的奏疏都在反复强调一点，对沿边蒙古部落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不必太过担心后金绕道进攻。
1、阎崇年的移花接木
所有这些人中，以阎崇年列举论据最多，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有这么一段话：
“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疏陈战守布置大局：强调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到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2]
我们这里不妨一条一条的来辨析！
（1）、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一条论据
阎崇年说“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
而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知道，早在天启四年的时候，三屯营的王威也好，毛文龙也好，天启皇帝也好，都已经反复向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提醒要注意后金绕道进攻的问题。
毛文龙的提醒几乎年年不断，就在天启六年三月，还明确提醒朝廷“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
而袁崇焕的上级阎鸣泰同样在四月壬辰提醒朝廷说后金“多算而行，其计必诡。或佯攻宁远，而阴薄关门”，“或明攻关外而阴袭关内。皆势之所必至，而防之不可不周者也”。
仅仅两天后，阎鸣泰再次上疏说提醒说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蓟镇入关：“设谋定计，绊结西虏，又不知欲如何出我不意，而冀一释憾之为快者。况榆关一区，芳饵从积，则一转而蓟门为前茅，亦不可知，此职之大惧也。”[3]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阎鸣泰第一次提醒的六天之后，才有袁崇焕这份奏疏。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后金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城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惟有从宁锦之后溢出以西，此为我之虚怯”，另一方面他说用不着担心，因为有蒙古人帮忙：“然臣早已虑及此，故约西虏虎酋遣其领兵台吉桑昂寨将十万，于四月初一启行”。[4]
对待边疆防守大事，袁崇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蒙古人身上，已糊涂无比，而尤其糊涂的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有把握的事情，“故石门路、喜峰口一带，或可无恐。数年谓用西虏，其或效于今日乎？”[5]用了一个“或”字，就是“也许”可以安全。在他看来“或可无恐”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袁崇焕的这份奏疏，不是什么他来提醒别人，而恰恰是在明朝的天启皇帝和其他官员将领不断提醒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回答！
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就说的更清楚，面对别人的反复提醒，他的态度是后金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而这份奏疏恰恰就是阎崇年拿来断章取义当成是袁崇焕先见之明第二条论据的奏疏。
（2）、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二条论据
阎崇年说“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
说句实话，当我看到这条史料完整原文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断章取义的情况，也见过不少了。但断章取义到如此和原意截然相反的程度，这还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原来历史是可以这么来研究的！
这条史料的原始出处是《熹宗实录》卷七十二，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言：“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6]
也就是袁崇焕在奏疏中说：有些人担心后金席卷西虏，绕过辽东而去进攻山海、喜峰诸处。别人考虑到这点，我一开始也担心。但后来一想，后金起兵到现在，都是稳妥无比，不会冒险。所以我料定后金绝对不会绕道进攻的（“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大家看见了没有，阎崇年引用的“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在什么地方？是在“说者俱虑”下面！
也就是别人提醒袁崇焕有这种可能，而袁崇焕下面则是反驳这种提醒，他认为不必担心，因为后金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这就是袁崇焕的真面目！
面对史籍中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的记载，有些人居然硬可以来个乾坤大挪移，割裂文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本是明朝的皇帝和官员在提醒袁崇焕，这种可能性你要提防，袁崇焕回答用不着担心，我料定他们不会这么干。结果到了历史专家的乾坤大挪移之下，居然变成了袁崇焕去提醒皇帝了！
如果是因为无知也就罢了，可明明这些史料本身都是这些人一清二楚的，可是他们还要去篡改，去歪曲，然后就是一大帮群众的喝彩赞美。对事实的篡改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如果有人去澄清真相，反而会成为人民群众厌恶的对象，成了为翻案而翻案的哗众取宠！
（3）、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三条论据
阎崇年说“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
这条奏疏的出处是（王楫本）《崇祯长编》的崇祯元年十月壬辰督师袁崇焕言这一条的内容。
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完整的看这一段袁崇焕的发言，就很清楚袁崇焕这里非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仍旧是试图说服皇帝，蒙古人是必须笼络的，而且可以笼络！
后金一旦和蒙古人勾结，就有可能借道攻入关内，这是毛文龙和明朝皇帝反复提醒过袁崇焕的事情，而袁崇焕的态度一直就是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天启年间袁崇焕相关奏疏里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在这里，他似乎总算稍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旧把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就在袁崇焕这份奏疏的前一个月，也就是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毛文龙就在塘报里明确指出蒙古人和后金勾结已是即成事实了，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又据来乡张大头等禀称：听得西夷两大营，一营名克尔趁，在喜峰口一带讨赏，一营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讨赏。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子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憨攒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于八月十一日，引领奴贼从沈阳往西，相度那处关口地利好进兵。职一面挑选精兵相机截杀外，一面飞报。”[7]
而袁崇焕呢？在毛文龙如此明确的情报警告之下，在他还在做边防寄托于蒙古部落的美梦。在他看来，如果这些蒙古部落和后金勾结，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设法笼络，就在这份奏疏里，他交代得很清楚，自己打的如意算盘是“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 [8]
也即如果蒙古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多给一点钱和物资也不算什么。如果不行的话，再寻找机会剿杀驱逐，不让他们逼处边境。从袁崇焕后续的奏疏来看，他最后的决策就是选择了前者“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
而实际上，据毛文龙塘报，也根据我们能看到的蒙古档案和清方记载，当时沿边蒙古诸部和后金勾结已是铁定事实！根本不是明朝送点钱，送点物资就能改变的。袁崇焕沉浸在自己的一厢情愿之中，甚至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去说服皇帝。这不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在麻痹明方的警惕。
（4）、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四条论据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这一条又是在断章取义，和事实真相完全相反！
我们不妨把崇祯二年三月的这个《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前前后后相关内容都介绍一下。
这件档案一开头就是崇祯皇帝严厉警告袁崇焕，提醒他蒙古部落已经分明和后金勾结在一起。（“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9]
而袁崇焕是怎么回答的，他的意思是这些蒙古部落没有勾结后金，对他们是只能收买，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的话就是蓟门靠近京城，兵力又不够，一旦蒙古人作向导，勾结后金入犯，就有大麻烦了（“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10]
所以他要把这些蒙古人招来，允许他们在关外的高台堡上交易，但只许用布匹粮食交换柴薪之类，违禁物品都是严禁的，而且责令他们不要和后金交易。但那些蒙古人都说，实在穷的一干二净了，不转卖一些布匹给东面的金人，拿什么来糊口呢？然后袁崇焕大发同情心，说我亲自劝告他们，但看见他们确实穷困交加，如果断绝了他们活命的路子，就马上要死了，所以只能通融通融，让他们和后金做买卖。
崇祯皇帝对此的回答是，你这个奏疏里说各蒙古部落卖布匹给后金，这分明就是接应，拿什么来遏制封锁金人？你必须马上严行禁止（“奏内各夷市卖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至于你招来的蒙古人，如果确实饥饿贫困，那可以查明部落人口多少，按照人口数量来换粮食，不能把布匹和违禁物品卖给他们。再有疏忽违背就以通夷论罪。（“如有疏违，以通夷论罪。”）[11]
从这份档案来看，是崇祯皇帝提醒袁崇焕沿边蒙古诸部已经和后金勾结在一起了，要袁崇焕意识到严重后果，要严加提防。而袁崇焕不以为然，认为“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是可以相信的，甚至认为“市买一二布帛于东”都是可以通融的。还要崇祯皇帝告诫他只能“查明部落多寡，计口量许换米”。
袁崇焕一边在充满爱心地接济蒙古人，而就在同一个月，袁崇焕禁登莱商舶入海，切断毛文龙东江部队的经济来源，导致岛上饿死无数人。可以说袁崇焕是对自己人（毛文龙）如冬天一样残酷，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如春天一般温暖。
2、袁崇焕裁军省钱笼络蒙古部落的昏聩行径
不少人至今仍有一种荒谬观点。在他们看来，袁崇焕供给沿边蒙古部落粮食等物资，甚至允许他们和后金交易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袁崇焕的政策执行到底，就会让他们忠于大明。因为崇祯皇帝严禁的政策，才导致这些部落勾结后金攻入关内。
这样的观点，真是洋溢着幼儿园小朋友的天真和温情，几乎要令人感动的涕泪横流了。但现实是冷酷的！当时的情况铁定，明朝不接济这些蒙古部落，他们要倒向后金；明朝接济这些部落，他们更要倒向后金。
游牧狩猎部族的统治阶级一向信奉的就是弱肉强食，他不来打你，不是因为你送给他的东西多，而只能是觉得你实力比他强。他如果来打你，只能是因为你实力无法抵御，而不是因为你对他不够好。这正如熊廷弼说的：“我若兵马壮实，虏自为用，不然虏反借我以用我，此‘人衰鬼弄人’之说也。”[12]
而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愚蠢的逻辑，送的东西多了，你就对我感恩戴德，就不来打了；送的东西少了，你就不满意，就要来打我。
按此逻辑，实际上连后金叛乱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还用浩大物资赈济努儿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还把他们当自己人，也真可谓仁至义尽。而仅仅到第二年，也即万历四十六年，奴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
当时形势摆在那里了！在关外，实力最大的是后金，那些部落要么和后金合作，要么和后金敌对。既无力和后金敌对，唯一选择只能是倒向后金。明朝送给这些部落的物资越多，就越是说明缺乏对抗外侵的武力，就越坚定这些部落投靠后金的决心，铁板钉钉。至于什么对天盟誓忠于明朝之类不过就是一种骗，把袁崇焕当作傻瓜来骗，能骗多少就是多少！
熊廷弼曾经说过：“攒刀说誓，此滥套语。辽中何虏不攒刀？何日不犯誓？禽兽无耻，不足恃也。”
又说：“总之，中国之体自尊，中国之力自全。偶一衄挫，卑辞厚币饵狡黠不可知之虏，以求其助，无论中奴之诱与否，而其取笑四夷，遗讥万世，亦已多矣，视丧师辱国者间能以寸乎哉？” [13]
后来几次事变，全为熊廷弼此论所中。
袁崇焕昏聩到什么程度？当时情况是明方连自己士兵都养不活，就在袁崇焕上任前，宁远刚发生缺饷所致兵变，逼得巡抚毕自肃上吊自杀。就是袁崇焕自己在崇祯二年的奏疏里也说九边兵饷无处不缺，缺的不是一两个月，当兵的常常连吃一顿饱饭都做不到。[14]就在这一年的己巳之变，外地来京勤王之军，因为缺饷，士兵抢掠民间，带兵官将被下狱定罪论死。军队溃散，成为流寇大规模崛起之源头。就这种情况，袁崇焕还不顾崇祯皇帝警告，拿钱来资助蒙古部落，拼命裁兵裁饷。
傅国在《辽广实录》说：“是何等时，而我犹以养兵不足者养夷，是割我兵我民之臂以喂鹰也。割人之臂以喂鹰，即能仁当此，亦当不如是其偏忍，况臂之割者有限，鹰之来者无穷，执不能遍，机或相激，恐一饱未必怀恩，偶饥辄至肆攫，是剜心而反藉之口，施惠而反阶之祸，暂认贼以为子，旋从室而操戈。总之，瓶无升粟而开孟尝之门，家有翳桑而布给孤之地，且开孟尝之门，未能进鸡狗而徒以进虎狼，布给孤之地，未能斋迦叶而反以斋罗刹，前谁任费？后谁任责？”[15]
傅国指责的是袁应泰，何尝不适用于袁崇焕？辽事先坏于袁应泰，再坏于袁崇焕，愚蠢颟顸如出一辙。袁崇焕成天害怕不接济蒙古人，蒙古人就会帮后金。他唯独不害怕不接济毛文龙，会逼反东江将士！或许在他看来，如果能逼反东江将士，他能更名正言顺去杀毛文龙。如此同室操戈的心理，让人还有何话可说？
袁崇焕上任没多久就竭力鼓吹汰兵减饷。也就是裁减关内外的兵马。《崇祯长编》里有这样的记载：
万历四十七年辽东战事起来的时候，让各处招募士兵，河南磁州、山东衮州、真定恒山等各处都募有兵员而未调集，到这时袁崇焕提议削减军饷，坚决请求把这三个地方招募的兵员裁汰掉回去务农，把军饷保留解送到部里去，而各处的兵则慢慢裁汰，每个月裁掉多少，减饷多少，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至是袁崇焕议减饷，固请以三处募兵汰之归农，存饷解部，而各兵则以渐行汰，月汰几何，减饷几何，悉从之”）[16]
他把各地已经招募的军队都给解散回去务农了！本来若认为明军战斗力不如后金，就至少应保证明军数量占压倒性优势。袁崇焕偏偏反其道行之，不但不增兵，还要裁兵，还自以为得计。
在崇祯元年十一月时，他奏疏里呈报的关内外兵马数量是：“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17]；而到了崇祯元年十二月，他就一下裁掉了两万多名士兵，见他的奏疏“督师袁崇焕奏：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18]
也就是关内裁掉了一万五千多名，关外裁掉了七千余名。他的意思是军队数量能少则少，可以省钱。钱宁可花在关外的修城上，花在用来接济蒙古部落，让他们帮助守边，多划算的买卖啊！省钱办大事，真是英明无比！
明末清初史淳在《恸余杂记》里痛斥袁崇焕之恶：
“袁自如，斗筲小人，一味夸涎。于召对时敢为大言，自任五载灭奴，先帝倾心委用。其在关外，唯请撤喜峰诸口守军数百名，谓是冒滥，节省几何？卒以无备，奴骑长驱，震惊宗庙，实始于此。犹敢大胆要挟，几欲为城下之盟，此其目中视先帝为何如主？致先帝震怒，立逮下狱”[19]
在关内兵只有四万多的情况，要守住蓟镇到山海关的长城，自然捉襟见肘，这也是为什么袁崇焕要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蒙古人的身上。而到事后，袁崇焕的党羽程本直两张嘴皮子一翻，就把责任推到皇帝头上去了。
袁崇焕见识比起天启年间先任蓟辽总督后任蓟辽督师的所谓阉党王之臣都远不如。天启五年，当户部提议要裁减蓟门等地军队时，王之臣表示坚决反对，说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仅仅从节省钱粮来考虑，而不是为边疆防守考虑。蓟镇的军队士兵这些年来耗损在援助辽东，缺饷缺粮而逃亡的就为数不少，精锐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幸好现在招募的新兵里还有许多蒙古族和汉族的壮士，还能勉强壮大声援之势，为万一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作准备。现在东西两边和后金，和蒙古部落之间都有矛盾，在蓟门东边、中路、西边各关口都是要害，每处地方都要做好防备。
在王之臣看来，蓟门的兵力应不少于当年辽阳重镇，不增加也就算了，怎么能再削减呢？（“窃谓蓟门兵力当厚，不在辽阳之下，即不议增，岂得议减？新兵之不当汰，无俟臣言之矣。”）[20]
而袁崇焕看来就完全相反了，他觉得最重要的的就是省钱给关外修城，省下钱来笼络收买蒙古部落。蓟镇等地的防守，有蒙古部落在就可高枕无忧了。而早在天启六年八月的时候，就有明朝官员根据边镇情报指出，蒙古部落和后金勾结，用金钱收买是靠不住的。
南京御史蒋守藩的奏疏里说：
皇上每天都在念着要消灭后金，朝中和地方的众多官员也都每天说着要联合蒙古部落来遏制后金。本来许多蒙古部落似乎确实和我们关系不错，而和后金有仇。但曾几何时，情形已变。督师的奏疏里提到朵颜的蒙古诸部，表明上顺从，背地里已经悖逆了。总兵左辅的塘报里也提到努尔哈赤和西边一些蒙古部落建立了姻亲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收买联合蒙古人的策略还能长久依靠吗？[21]
对袁崇焕昏聩举措，明末史家谈迁曾经评论道：蒙古诸部毕竟和明朝政府不是同心同德，狡计叵测，而我方把粮食辛苦运到边塞，本就极其艰难。换回来的貂皮，人参又不能当饭吃，袁崇焕把民脂民膏去喂养敌方，被金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贻误国事到这样的地步，就算吃了袁崇焕的肉能解恨么（“罄民脂以饵之，为建虏玩弄于鼓掌之上。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22]
纵观袁崇焕的所作所为，他的心态就是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往最好的方向去想；而对自己人，他可以用最坏的心理去猜忌。对敌人，笼络唯恐不及；对自己人，杀戮唯恐不及。这就是袁崇焕其人的行径。
[1]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8：341.
[2]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381，亦可见于阎崇年编.袁崇焕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229-230
[3]明熹宗实录.3387页，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乙未
[4]明熹宗实录.3394-3398页，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己亥
[5]明熹宗实录.3394-3398页，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己亥
[6]明熹宗实录.3499页，卷七二，天启六年六月戊子
[7]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1，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塘报
[8]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769，卷十四.崇祯元年十月壬辰，督师袁崇焕言.
[9]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民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编第8册.707
[10]明清史料甲编第8册.707
[11]明清史料甲编第8册.707-708
[12]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一.与元静初章.//熊廷弼集.831
[13]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一. 答周毓阳中丞约酋讨奴之非己未六月十三十日（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集.824.
[14]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明清史料甲编第1册.56
[15]傅国.辽广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153
[16]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889，卷十六，崇祯元年十二月壬辰
[17]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835页，卷十五，崇祯元年十一月壬戌
[18]史语所影印.崇祯长编（王楫本）.892页，卷十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己
[19]史惇.恸余杂记//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76.
[20]明熹宗实录.3140-3141，天启五年十二月壬辰
[21]明熹宗实录.3659-3660，天启六年八月己巳
[22]谈迁.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三月.中华书局，1958：5477.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