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金绕道入关，毛文龙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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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三章.③
[1]
1、部分官员对后金借道入关的警觉和孙承宗等人的麻木
著名历史作家李亚平曾眉飞色舞地说道：“对于战争史研究者来说，（后金）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极高的军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创造力，在作战意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军事行动上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仅仅凭此一战，皇太极就远远高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军事人物。”[2]
所以袁崇焕运气差啊，碰上了皇太极这样百年一遇的天才，后金早不施展这具有“极高的想象力”“超人的创造力”的军事行动，晚不施展这“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的军事行动，偏偏就在袁崇焕春风得意，大权在握，督师蓟辽仅仅一年多的时候，施展了这个行动，真是太冤了，太倒霉了！
但事实或许会让李亚平先生扫兴。后金绕道入关的设想，既不是在崇祯二年才开始策划，更不是如他歌颂到那样什么超凡脱俗，出人意料。
前面部分我们就看到，早在万历四十七年的时候，熊廷弼的上书里已经提到了相关可能性，“如奴以数十万金饵虎墩诸部入犯昌、蓟、宣、大，以辍中国不敢出京城一步” [3]既然可以收买，直接率兵绕道进攻的可能性也就必定存在。
天启二年八月，毛文龙也在奏疏里提醒朝廷要注意喜峰口方向的防守问题：
“西虏反覆不常，谓宜待以羁縻。至于喜峰、山海各处，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营火炮地龙，及刘某炮石之属，以资城守，而更密运神谋，以折虏志，使彼为我用，而不为我患。”[4]
在天启三年初，后金绕道进攻的可能性被更明确的提出并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据茅元仪的《督师纪略》的记载：
“是时王威在三屯营，苦无轩翥，遂腾奴借西虏之境，舍辽攻蓟，自喜峰口竟趋京师之说。长安贵人助威者，颇著其说。”[5]
茅元仪的意思是王威为了出人头地，苦于没有升迁机会（苦无轩翥），才故意提出这种哗众取宠，杞人忧天的说法。而让他尤其不满的是一些在北京的高级官员，非常重视王威的意见。嘲讽说“长安贵人助威者，颇著其说”。茅元仪这里完全就是一种尖刻讥笑，甚至有点心理阴暗胡乱揣测别人动机的态度。
那他提到的长安贵人是谁呢？《明熹宗实录》里没有提到王威的塘报，但在天启三年四月的记录里，却提到了在一位官员对后金绕道可能性的重视，这位官员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他在奏疏里指出：
根据塘报后金已经有借道进犯的迹象。而沿边蒙古部落乘机来勒索赏赐，他们暗地里和后金勾结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无论如何对此应该有所提防准备，守御的工作必须要提前做好（“提防总之在我，修守要必先时”）。
潘云翼的判断是后金要么装作蒙古部落来窥伺喜峰方向的进军路径；要么就是靠宣称借道绕路来懈怠山海关的防守，所以关门的兵马必须加紧整顿。至于喜峰方向诸多关口，实在让人寒心。光是喜峰一个关口，就可容纳通过一万骑兵。夏秋时还有河水可作为守御凭借，到了冬天河水冻结，就无所凭借了。且青山口、（潘）家口、董家谷、铁门关，到处都是要害。而这一带本地驻扎军队再加上骑兵步兵应援官军只有六百多人，秋防时合起来主客南北官军也只六千多人。若不赶快筹划调集增加更多的军队，严加防守。一旦误事，那就是噬脐之祸，后悔无及。[6]
这里潘云翼提到的塘报究竟是谁的塘报，没有明说，但参之以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则当是王威。潘云翼已把后金在崇祯二年实施的战略行动，以及明军防守上的问题，提前分析得很清楚了。那孙承宗对此什么态度呢？他是很不以为然的。
茅元仪把他老师的话给记载了下来，大意是许多人都相信后金绕道喜峰的可能性，孙承宗则质疑说假如金贼真要从喜峰方向入关，就必定要借道西虏（相关蒙古部落），道路遥远而粮草的耗费巨大，不知是西虏为他们准备呢，还是金人自己准备？金人既然能自备粮草来进犯喜峰方向，为什么不能自备粮草来犯山海关？（“公乃直发其根株，疏曰：‘……臣诮以群臣之所信者明之。喜峰之传，人尽信之，即如贼入喜峰，必假道西虏，道远而粮草之费奢，不知西虏为备乎，抑东虏自备之也。虏既自备以犯喜峰，却不能自备以犯山海？’”）[7]
总之后金是不会舍近求远的，许多人不过是凭借道听途说，胡乱猜疑而已。孙承宗这里的这份奏疏和后来天启六年袁崇焕的奏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别人提醒他们要注意后金借道西虏，从喜峰方向入关，而他们则言辞凿凿的表示，这不可能，是别人在杞人忧天。实则后来的的阎鸣泰也在天启六年和天启七年多次提出后金绕道蓟镇入关的可能，但都被袁崇焕当成庸人自扰了。
2、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
如果说熊廷弼和王威和潘云翼还仅仅是提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也就是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但究竟后金是否会把这种可能变成实际行动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毛文龙那里，就是直接根据从后金获取的情报，指出后金确实已经存在绕道进关的行动方案。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数次绕道攻关的意图，都被毛文龙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前识破。
根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记载，我统计了一下：天启四年一次，天启五年一次，天启六年一次，天启七年达到三次，到了崇祯元年，反复在塘报奏疏中提醒的次数更是高达惊人的六次，到了崇祯二年也就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掉的那一年，又提醒了两次。
前前后后毛文龙一共向明朝中央政府提醒了十四次之多（如果算上天启二年的那次则是十五次），然后就是毛文龙被杀，紧接着就是后金把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实施而未能实施的绕道进攻入关的行动变成了现实。
第一次提醒
毛文龙的第一次提醒是在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塘报中，大意是根据金占区逃回的辽人徐孤臣的报告，努尔哈赤从去年以来，就和最亲信的李伯龙，现在改名李茂隆，以及和李永芳、黄建极等人终日商量，带了很多礼物去送给西边的蒙古部落，要借路进兵。头目接受礼物后表示“你们两家自去厮咬，输赢尽你，我不管你”。
而后努尔哈赤布置了种种准备工作，接着就是如下打算
“今年冬底，要从潘家口进攻丰润等县，从冷口进攻台头，建昌无备之处，一鼓攻进边墙，得了中国，管他关上雄兵，江东这敌尽有多少人马都是我的。又喜今西达憨酋是我买到，招养各家西穷达子万余，且得喜峰进攻，夹带奸细消息，肯如前番痴误！不乘此时西去，更待何时？”
毛文龙提醒朝廷“潘家口、冷口诸隘之攻，断不可玩。如或弛防踈守，贼薄城下，将何以待之？”“严防喜峰进贡之奸，曲抚西夷于关外，毋令窃窥内地。东虏平，而西虏自然静矣”。[8]对此东海鹤放道人眉批说“奴定计在六年以前，而其发难也，在将军被诛三月以后，岂天将以此祚将军乎？”
毛文龙的这份塘报，对于后金行动的时间、地点，行动方式都描述的极为清楚。
时间是隆冬，后金己巳之变也恰恰就是选择在冬季起兵。
地点是蓟镇喜峰口方向的潘家口和冷口，和后来后金绕道进关的龙井关，在同一个地区。在一段介绍河北省迁西县旅游的文字里有这样的描述“迁西北部，87公里长城串联起龙井关、潘家口、喜峰口、董家口、青山关等20余座雄关险隘”。也就是潘家口就是紧挨着龙井关，毛文龙几乎就是直接准确预言了后金绕道进关的路线。
行动方式，向蒙古人借道，和后金的实际行动相比，丝毫不爽。
有意思的是，对毛文龙的报告，天启皇帝极为重视，而孙承宗在内的关宁官将反倒浑浑噩噩。在已经残缺不全的《明熹宗宝训》卷4保留了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这段记录相当宝贵，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天启皇帝。
在这份训谕中，天启皇帝说据毛文龙塘报，努尔哈赤和亲信汉奸商议，要贿赂收买西虏，借路潘家口等处，假道长驱，为害不小。要内阁传示兵部，马上派人去传信给孙承宗，仔细考虑塘报内容。另外各关口把守的将士军官，都要昼夜防守，仔细盘问进贡出入的蒙古人，防止其中夹带奸细：
“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9]
天启皇帝不但郑重其事向臣下提出警报，甚至连如何应对，都帮他们想好了。这次熹宗下谕，《督师纪略》里也有提到“上亦发谕，谓复辽之机，端在斯乎。闻假道潘家口，其急图防贼，而且令接济文龙兵饷。”而对此孙承宗的反应是不以为然，奏疏里回报称奴贼狡猾，并且一向很谨慎，肯定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入潘口必过红螺，则我大兵缀之，必全摧折。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臣念逆奴天怒人怨，自当殄灭。而有钱粮工料则有兵马，有兵马则功可立奏。’”[10]
可说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人始终就是稀里糊涂的。毛文龙在东江拼命袭击敌后以作牵制，而他们全象没事人一样，认为后金不打他们是怕了他们，后金不去绕道进攻是因为不可能去冒险。从这来看，没有毛文龙的话，后金在天启年间就打到北京城下了。
为了避免累赘繁琐，下面的十三次提醒，就简单摘录，不再详细展开了。为保存原貌，不再转成白话，读者也可以跳过这部分。
第二次提醒
毛文龙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伏乞诸上台垂查兵多食少之苦，军火器械不备之可忧，共建公论，转达天聪，设策区处，速为接济，官兵幸甚。更谕喜峰等口，严加谨饬，齐保无虞，社稷又幸甚矣！” [11]
第三次提醒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奏疏中：
“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职今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掣后，守关上台火器坚壁，固守无害，必不可摇动。但知一身报国，将死之日，无畏人议也。一介武夫，原倡义杀贼，即见人叩首亦愿。假以礼节争闹，说谎称快，误公家之事，此职之不敢也”[12]
第四次提醒
毛文龙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指后金攻打宁远）不克，将绕道从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路直入。其阴谋定算，真有惊飚迅雷之忽发，即旬下未可保者。”
“其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处，度其要害，务早埋伏地雷各项火器，凡城堡用先臣郭登守大同法，近城遍设绞地龙，坚壁示怯，切弗轻动。俾奴徐至而蹈我机，以静御动，以弱制强。臣于是时，缀偏师挠之，誓以死报。明知我兵自经徐敷奏（袁崇焕手下之人）之诱，精锐悉逃，至今尚无固志者，而驱之以必死，则臣心为之耳。”[13]
第五次提醒
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
“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此奴做事，步步踹着我痛处，句句说着我空处，御之不早，必为着手。职思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须亟亟于等处相其要害，张设疑兵，埋伏各项器械，近城堡处，设绞地龙，此制敌之法，断不可少者。”
“职愿恩台俞允下情，凡所陈设，件件依行，职尚可为关门牵后如不听职言，虏一至，如入无人之境，祸岂独朝廷忧哉。”[14]
第六次提醒
天启七年十月十日塘报
“据鹿岛游记毛有忠报称，新汗制造金银马鞍酒器等无数，买通西虏，随要预先混入队伍中，径到喜峰口，假称作马市，伏兵在后，‘杀他凑手不及’。又统大虏奔攻宁前一带抢粮，‘死活与他做一场，难道无有一处得胜之理’，等情到职。除一面差遣选锋兵马直入内境，或进或退，相机剿掣外，伏乞上台俯鉴犬虏蠢动，假道西夷，更乞提防山海关，喜峰口一带，多设空营石炮，提防马市暗举之祸，杀其素来蓄逞之心，不致疏虞，疆场之幸。” [15]
第七次提醒
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
“卑职与崇祯元年三月初六日，亲率南北官兵拒贼镇江，相持十余日，活擒达贼十一名，淹死四名，绑回七名。译审鞑子挑兵西去锦宁，相机攻抢，大略不便，要与新女婿小歹青从喜峰口等关，一待草长，悉兵抄入今先更换马匹西装，互市几次，熟识路径，分兵镇江，挡战是实。本月十一日，有降奴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鹿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张，求款文书一封到卑职，声说我达子家小重大，往西实忧‘马法’倒后，几番眼见得兵马害我，急忙追赶，又不知藏在那个山湾岭角。今特来求‘马发’，听凭吩咐。卑职将求款达子分营羁侯间，火速报闻上台，急令西峰等关一带，日夜严防，万分真的，万分不可弛懈也。”[16]
第八次提醒
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一着输赢，间不容发，兢兢以图，固晨夜以之，而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 [17]
第九次提醒
崇祯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报
“据鹿岛副将王承鸾报称：四王子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卑职随即传南北坐营中军陈继盛、龚正祥等，各调水路官兵间，……（省略处为这时候碰上王廷试要来查核兵数），事系紧急，不敢坐视，但营伍不敢尽发，止挑每营精锐一二百名，大营或三五百名，立督上岸，相机剿掣截杀”[18]
第十次提醒
崇祯元年六月初三日塘报
“又据旧门下刘卫国禀报：五月初一日，酋长会议起精兵三千余骑，前寇宁远等处，掳掠牲畜田禾，直待秋获，自喜峰口入寇，妄图燕地。闻知各岛大兵过江，各处攻剿，奴兵急从大路转回牛庄矣。” [19]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东江牵制奴酋，已不遗余力矣
第十一次提醒
从内容来看应是崇祯元年八九月的塘报
“况目今纠合西虏达酋，四面分逞，督造战车，日夜不休，度其意，盖未肯即蘧然帖服已也，冬初复当远举。臣敢矢心报国，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然不虞之戒，关、宁、喜峰等处，尤宜吃紧，不可斯须懈弛者。总之，庙议如尘饭涂羹，无当于实用，仍复铸室道旁，以至边将迄无成功，坐此弊端耳。”[20]
第十二次提醒
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塘报
“又据来乡张大头等禀称：听得西夷两大营，一营名克尔趁，在喜峰口一带讨赏，一营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讨赏。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子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憨攒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于八月十一日，引领奴贼从沈阳往西，相度那处关口地利好进兵。职一面挑选精兵相机截杀外，一面飞报。” [21]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侦探煞甚分明
第十三次提醒
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
“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志实灰，只为圣恩未报，不敢不遵明旨，力疾以做未完之局，非敢栖栖恋位也。于三月初二日以来，海冻初开，接得去冬十月邸报，见我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抱惭，边将如林，都不能以实心实着，纾圣主东顾之忧，致我皇上，远虑边情，日愁帑匮，真有神武圣君，而无报国臣子。因记刘爱塔来时，云奴密谋，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臣遂将层叠流言，一刀割断，奋然自鼓意气，预算图克五岭关，沈阳等处，奴便裹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鬼神知，不敢以一字欺圣明也。” [22]
第十四次提醒
这是毛文龙生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奏疏里最后一次提醒，三个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害了！
平辽总兵己巳四月初二日一本：
“恐沿边一带地方，四王子已差大头目固山前往乌龙江外，从不朝贡敌火儿动处，及受天朝敌义哈喇汗并聪儿侵处，俱已许借人马与他，只等固山回，就要上马西犯。又远哨参将毛永诗（即后来之孔有德——引者注）禀报：敌临边境，外扬兵马，吃挪回渐江已有谋犯情形。各禀前情到镇，俱此谢。职看得敌狂狡，蓄谋叵测，发兵窥我车师，实欲长驱西寇，而山、宁等处，尤宜昼夜严防，蓟、密沿边，须用时刻提备，除一面添兵远哨，相机截杀，为此理合塘报。”[23]
纵观毛文龙十四次苦口婆心，反复不已的提醒，有三点是很突出的。
第一点就是指出后金一旦绕道进攻，必定会采取种种隐蔽掩盖伪装的手段，比如“更换旗帜”“混入队伍”“假称作马市”等等，而绝对不是大张旗鼓，等着你调兵去堵截，所以不能因为对方行动隐蔽就浑噩糊涂，不当回事。
第二点就是指出后金如果绕道进攻，时间多半就是在冬天，比如崇祯元年的几次提醒里说“直待秋获”，“冬初复当远举”，崇祯二年的提醒说得更清楚“必于今冬还图大举”
第三点就是毛文龙为守关官将代想了许多兵力不够下的办法，比如说尽可能利用地雷杀伤敌人，在兵力不够的情况下，以静御动，以弱制强。毛文龙不但为东江的事情操心，还为别的防区操心，只是这份苦心，在当时又有几人能理解呢？
看了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就可以清楚知道。后金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就在毛文龙死后的三个月绕道蓟镇，攻进关内，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首先他们有这个打算，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在努尔哈赤活着的天启三年就已经萌发了这个想法，天启四年就已经和蒙古人达成了协议，到后来的天启七年，崇祯元年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的想把这个行动付诸实施，但却始终不敢下这个决心，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毛文龙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动向，甚至在没有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毛文龙掌握的一清二楚，这样的情况下出动，就是自投罗网。有毛文龙在，那他们的行动，只能是孤注一掷，有去无回了，北京攻不下，老窝回不去，就是死路一条。
而到了毛文龙一死，阻碍他们这个行动的最大绊脚石就被搬走了，虽然还有风险，但已经被减到了最小限度，对于袁崇焕这种对手，皇太极是有足够信心来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的。
[1]有些人认为在天启年间提醒后金绕道入关是完全无必要的，因为相关蒙古部落在那时未和后金勾结，尽管我列举的毛文龙十四次提醒，大部分集中在崇祯年间，但为了透彻起见，对此问题还是有必要做一辨析，放在附录中供读者参看
[2]李亚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北京出版社，2007：164
[3]补遗.卷2.熊王功罪.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熊廷弼上书//明史纪事本末.1418
[4]辽海丹忠录.第十五回;明熹宗实录.1251，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陈恢复事宜，为同一份奏疏。实录有删节，此段即在实录删节部分中
[5]茅元仪.督师纪略.卷六//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70-71
[6]明熹宗实录.1678-1679，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辛酉
[7]茅元仪.督师纪略.卷八//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82.
[8]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36-37，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塘报
[9]明熹宗宝训.卷4//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明实录.附录17.82
[10]茅元仪.督师纪略.卷八//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86
[11]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54，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1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68，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具奏
[1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96，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1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97-98，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
[15]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02，天启七年十月十日塘报
[16]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0-111，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
[17]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4-115，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18]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9，崇祯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报
[19]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0页，崇祯元年六月初三日塘报
[20]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61页
[21]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21页，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塘报
[2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30页，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
[2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62页，平辽总兵己巳四月初二日一本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