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所谓敬畏：固化等级、利用恐惧描绘西方文化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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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偶然看见有人的微博里说古代东西方文化都提倡敬畏：敬是下对上的敬，对地位高的人敬，对圣人的敬，对皇帝的敬，对天的敬，对上帝的敬，便于维护等级制度；畏是制造恐惧害怕，让人听话，便于控制。而到了现代，一些国家表面西化，实际还在坚守传统，其实就是沿用古代的统治手段。
这种说法描绘西方中世纪和古代文化，以及一些宗教文化，应该是不错的。
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应该是有些误解。如果说现代某些社会单向的下敬上，和制造恐惧，那根源可能是来自西方传统更多一点（当然还有可能是满清统治时期的歪曲观念）
中国古代主流的知识分子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的观念，并不是如这些人想象的那样。
比如儒家里的敬，并非仅仅是下对上的敬。
按朱熹《论孟精义》里说“但具人形貌，便不当慢”“君子无所不用其敬，见似人者不忽，则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轻忽人。”  
这是泛言不仅对人要敬，连似人之物也要敬。
还有对自己也要敬，朱熹说：“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人必其自爱也，然後人爱之。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朱子全书》第7册512页）
不仅臣要敬君，君也要敬臣。孟子说“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
如程颐说
“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
不仅民要敬君，君也要敬民，比如明代大臣丘浚说的：
“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方孝孺则褒扬不论贵贱等级，只要有可敬处就敬的态度“于人无贵贱富贫，徳有可尊则敬之”。

至于“畏”，西方宗教是喜欢用天堂来利诱，以地狱来恐吓人的，甚至到了近现代，制造对某种新制度新事物的恐惧，仍旧是西方一些御用文人常喜欢用来操纵人心的手段，比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如此，其名言所谓通往地狱的道路如何如何，无非还是用地狱来恐吓人的老把戏。
中国的儒家思想相反，其激发人之行为动力从来不在于制造恐惧，而是基于人内心之需要。
孟子所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方孝孺所谓
“故为善恶而期天必报者，惑也。不可准，怠而不为善者，尤惑也。尧舜之无子，孔子、顔回之厄夭，盗跖之寿且乐，皆适然耳。天何与乎？人顾哓哓辨之以为有定未定，而必冀其报，或又戚戚然惧，其不足恃，岂不皆大可笑乎？”
“君子之于世，视生死贵贱如手之俯仰，不以动其意，而一以义裁之。义宜死也，虽假之以百龄之寿，不茍生也；义宜贱也，虽诱之以三公之爵，不茍贵也。”

《二程集》中有言“‘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先生曰：‘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
《庄子》里有一段孔子说的话，描绘圣人之勇：
“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明末清初许多程朱理学的著作翻译到西方。一些西方人大量阅读之后，和当时西方的宗教文化做了对比，也得出了客观的评价。
比如莱布尼兹学生沃尔夫在1721年《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哲学其实就是指他阅读的那些程朱理学著作表达的思想）时候说
“我现在谈到的古代中国人在促进培养道德风尚的时候仅仅只运用自然性力量，这种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
“他之所以能保持善良，并不是因为害怕主子，而是因为他知道善与恶的内在区别，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能详尽阐明这些区别。说句真话，据我所知，在培养人的品质风尚这方面，还没有人象中国人那样，如此细致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中国人既没有自然的敬神，也没有受到神灵启示的敬神，他们从不注重外在的根据。……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的动机都是内在的，受到人的行为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从他们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在这方面水平相当地高”
现代西方汉学家也有类似的结论，汉学家于连在《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中说
“在中国，与我们的上帝不同，上天不‘言’，而良心亦是无声。但是它可以在一个自发的反应当中直接显现出来。”
“儒家思想，仅以人性本来之底蕴为根基，推崇忧患意识而不是张扬人世之苦难或罪人之惶恐，所以它在世界上已知的幾大思想路径当中，当是最可为道德奠基的思想。”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