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真的不贵多么？袁崇焕鼓吹的辽事只需六万余兵正是送命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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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二章.⑧
《史记.王翦列传》里说到秦始皇要灭楚国，问李信需多少兵力，李信回答只须二十万；再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皇认为王翦怯弱，就派李信去。结果秦军大败而归。秦始皇这才后悔，向王翦道歉，让他率领六十万最后攻灭楚国。
当敌手实力摆在那里的时候，要实现特定军事目标，军队数量必须达到某个底线，没任何商量余地。军队战力再强，统帅水平再高，谋略再出众，数量达不到，那还是不行！一个合格的军队统帅，除非客观条件限制，实在没办法，否则对双方实力对比，达到胜利需要满足的条件，必须心中有数，而不能寄希望于侥幸。这条军事原则，放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自不例外。
然而明末许多官员和民间文人却是另一种思路，他们言必称淝水、赤壁。[1]姜曰广去东江视察，毛文龙向他抱怨无饷。姜一脸正气的教导毛，你可以把两个人的饭给一个人吃啊（实则即便如此也远不够，何况剩下一半难道就可以直接饿死？），又举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且昔光武昆阳之战，谢元淝水之战，曹操官渡之战具皆以少胜多，此兵贵精不贵多之明验也。”[2]
熊廷弼任经略期间，建议要征调更多军队：“今之兵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台省言再不可以征调空诸边。兵不可一日不用，则饷不可一日不备，乃台省又言再不可以骚费空海内。信如斯言，恐他日征调更多，骚费更大，辽必丧于言者之手”[3]
不单是言者骂他，热衷军事的文人也骂他，如茅元仪咬牙切齿把熊廷弼骂成祸国罪人，说“中朝无识用一熊司马而其才本不任，宜即退避，乃热衷于荣禄，觍颜任之。既知其不能为，乃为征兵征饷万不可应之事”，“愈变其说为三路进师，藏其身于关上，且以兵非三十万，饷非八百万不可”。甚至说王化贞是代熊廷弼受祸。各地兵变，都是熊廷弼增兵之策招致的。天下瓦解，是熊廷弼的责任。“以金瓯无缺之天下，眼见土崩瓦解之在即，此所谓一人而坏天下，熊司马是矣。”[4]
嚷着兵贵精不贵多的明人大概觉得后金军队是草包，等着你的精兵以少虐多呢。讽刺的是，偏偏大部分明朝官员又认为后金的兵才是精兵，比明军战斗力强得多。但他们似乎有精神分裂症，一旦说到是否应该增加军队数量，就喊兵不贵多了。
尤其荒唐的是，后金不过占据一隅，明朝占据的领土和人口十倍、百倍于后金。后金的短处正是资源限制下不可能扩充足够多的兵力。后金之短正是明朝之长。本应是后金说兵在精不在多，结果却颠倒过来，占据中国绝大部分地域和人口的明朝在成天嚷着兵不贵多，寄希望于以少胜多的奇迹。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怪事。
不过某些官员诡辩功夫也确属一流，比如冯三元弹劾熊廷弼时候振振有词的质问：“善用兵者，莫如王翦六十万，今有翦众三分之一矣。而建之地有楚国三之一乎？”
实则当时明军在辽东受过像样训练的兵，哪里有二十万？算三万都算多了，就把其他充数杂兵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多万左右。效仿冯三元逻辑，可以质问他，秦国尚能用兵六十万，明朝之地是战国末期秦的多少倍？按保守算五倍吧，秦国人口算六百万，那明朝人口按保守算是秦国的三十倍好了。按这种比例，明朝对后金，用兵三百万，都不算多。更何况士兵平均战力，秦强于楚，而明弱于后金。秦灭楚尚用兵六十万，觉得明灭后金可以用兵少一点，这不是脑子浆糊是什么？
战国时期，军事斗争激烈到如此地步，哪个诸侯国会蠢到成天喊兵不贵多。在现实的军事较量面前，必须动用一切人力资源投入战争。绝不会认为就自己的兵精，以少胜多就行了。战国生产力远远落后于明代，但赵国和秦国长平之战投入的兵力总和最小估计也在五十万之上（实际按《史记》所载秦军光是歼灭斩首赵军就达45万人，双方实际动用兵力总和在百万以上）。明代所据地域面积，所拥有的人口数量，所具备物资生产能力都远高于战国七雄之和，怎可能连和后金作战的五十万军队都无法供养？
叶向高在给熊廷弼的书信中说：
“惟是明岁之事，须当讲求三十万兵，势必不能集，海内坐此骚动已极。若征调不止，其祸变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广宁，复得辽阳，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广宁之兵已十余万，而在事者仅以为三万可用，然则此三十万者，即倍而六十万，犹以为未足也。门下试细筹之，国家物力果能办此否？”[5]
叶向高的见识水平代表了当时乃至现代一批庸腐者的观念。其谬误显然。元末明初，战乱之下经济残破，各地军阀条件能比晚明好？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三家的军队总和就在百万以上，而这三家当时所占据仅仅是南方部分地区而已。难道以大明一统之天下，经过两百多年经济发展，占据了最富裕的地区，居然连三十万或六十万兵力都不能组织起来？
战争需要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如果要足够多的兵力才能获胜，那你就必须招募训练出这么多的军队，这是铁律！没任何可以商量动摇的余地。做不到，那就是失败，是国家灭亡。什么结果能比灭亡更糟糕？为一时省钱，而不愿征集更多军队，结果导致灾难性的人口财富损失。难道战争失败了，被后金抢劫屠杀无数，耗费钱财就少了？人民所受苦难就少了？不过是白白把本可以供养明军的财富，拿来孝敬后金或其他造反者而已。明朝困难，难道后金不困难？究竟是谁更困难？
说因为征调更多军队，就怕百姓造反云云，是不动脑筋！明代当时的情况不是百姓造反，而是军饷不足导致兵变不断！如果下定决心，用铁腕手段确保社会资源满足军队需要，确保各类税收的增收，能有足够多的军队，怕什么造反？
三国时期，赤地千里，前期各路军阀，后期魏蜀吴三国都尚供养尽可能多的军队，都不怕造反。明朝怕什么？
后金统治区辽民连年反抗逃亡，后金尚且不怕，明朝怕什么？
造反者不需要军队？造反者能养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你合法政权反而做不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男丁，与其等他们变成造反者的兵源？那为什么政府不提前把他们变成自己军队的成员？
有了军队，可以强力征调财富资源，就算有零星反抗也根本不必害怕。造反者能掠夺到的资源，你政府军队征集不到？汉武帝均输平准，征集民间财富，调集大军打垮匈奴，据说导致人口减少一半，这比国家灭亡总要好吧。汉朝能做到的事情，明朝做不到？非要让造反者席卷这些潜在兵源，然后掠夺大量民间财富？
国家军队耗费物资又不是为满足皇帝自己奢侈享受，不是为了不切实际的野心，不过是为了最基本的保家卫国，保卫人民财产不被野蛮部族政权抢劫掠夺。这么理直气壮，质诸鬼神都无愧于心的事情，要这都害怕造反，国家不必存在了，君臣上下集体自杀算了。
明亡于宽仁，明末文人和当代糊涂虫还在嚷着明朝亡于横征暴敛，颠倒黑白，昏愚至极。
能打破兵在精不在多这种迂腐执念的人在明末并不多，熊廷弼和毛文龙是屈指可数的明白人。熊廷弼一直强调和后金斗争，必须打破幻想，军队数量一定要多。他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答《答李孟白督饷》中说：
“近枢部一客问，剿奴兵几何？弟应之曰：‘奴有死兵四五万，我兵当三倍之’，骇然以为开口太大。”[6]所谓死兵四五万，就是铁杆建州女真兵，如加上其他女真部族兵、汉奸军，那后金有效兵力也在十万左右，则对付后金之明军总数应至少达到三十万。
在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与京师诸公》的信中说：
“记初入国门时，客有问用兵几何者。答云十二万，问者骇然。今议又多三之一矣。必有谓以征调空省镇，以粮饷耗中原，只顾辽东而不顾天下者。根本之虑，岂敢自后于人。奈何贼实凶强，我实丧怯，分布设置，何处可停？何兵可减？势自不得不如此。若如所定兵数，遂能殄灭此贼，以徼幸于万分之一，亦度非今日边臣所能办，惟赖有国灵庙算在耳。”[7]
熊廷弼说十二万多三分之一，则用十六万，用这点兵力来希望解决问题，已经是乞灵于侥幸了，所谓“徼幸于万分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正月的《与军门抚院阅科》一信中，熊廷弼更把“兵”提升到“救辽救命第一功德”的高度。其开头说“辽中危状屡以告皇上，辄呼辄应，而皇上屡旨告急于兵部及各省镇，却不见有应者”，皇帝很尽职响应熊廷弼，而兵部和各省镇官员对皇帝的命令只当耳旁风。其后一段是关键：
“惟是今日所最急，无大兵、饷两事，而言者每谓调兵难，措饷尤难，非确论也。率土皆可出钱粮，而未必皆出兵；郡邑皆多得牛骡，而未能多得兵；纵兵俱足数，而买其心，以杀贼不贰，尤未易易也。以此知兵更难，而催兵当更亟。两三月，部言饷，台省言饷，地方中皆言饷，独弼一人言兵耳。倘皇上见言者少，而疑以为缓，中外见言者少，而应且弗急。虽有粟，谁从而食诸？望立草一疏，极论兵事，以上警圣衷，下督中外。此救辽救命第一功德也。”[8]
其他人聚焦点在措饷困难，熊廷弼聚焦点则在兵数。增兵，增兵，增兵，这才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
饷应该满足兵的需要，而不是压制兵数去俯就军饷。明朝方面如果真意识到兵数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达到目的，怎会有无法筹集军饷的问题？后金以一隅之地能支撑起十万军队，明朝会支撑不起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如熊廷弼说“近在腹里地方，但一檄行各府州县，不数日而数千匠可立致，不数月而火器数万具，战车数千辆可立办也。”[9]
内地之物力人力，岂是后金可比的？
熊廷弼也曾经直接正面驳斥过兵贵精不贵多的谬论：
“独贵精之论，尚有牢固不可破者，臣请以象棋喻。车、马、炮、卒，有一子之位，必得一子以填之。如贵精而已，只须精用顶卒，而边旁四卒可无设也。倘对垒者，五卒并进，何以御之？今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叆阳、宽奠、镇江各相去数百里，或百数十里，皆当贼一面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阑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如主贵精之说，势之不能分散布置，必屯聚辽城一处，然后可。而以应沈阳则百二十里，应抚顺、清河则二百余里，应宽奠、叆阳则三百余里，应镇江则四百余里。鞭长不及马腹。
“想贵精者，另有一种神奇手段，请自为之。而臣甘处才力不及之科矣。况海州、三岔河、金、复等处尚议添设，以护海运，以防门户，臣更不知贵精者作何铺摆？若云物力之匮难于供输，地方之窄难于安顿，则臣既知之矣。倘非国家建都逼近，则似此一向沦于夷之地不可感以忠义之人，弃之可也，何必救？惟其不得不救，则兵不得不多。”[10]
毛文龙是熊廷弼之后第二个竭力要求增练二十万以上军队的人，他收编整顿从后金统治区逃亡至东江的难民，竭力不使难民散失，反复要求朝廷提供二十万军队的军饷。是为自己考虑吗？不是啊！是战胜后金，二十万以上的军队才有更充分的把握，而这些和后金有深仇大恨，百死一生逃出后金统治区的的难民，是最宝贵的兵源。如果朝廷能提供二十万军队的军饷，其效力远胜于训练征调其他地区的军队。
可惜，毛文龙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把自己置于和熊廷弼一样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境地。那些昏愚之人，以为他是狮子大开口，以为他是要虚兵冒饷，要自己贪污发财。这些人也不想想，东江苦寒之地，和满怀愤恨的饥兵饥民在一起，每天就如坐在火山口上，哪个神经正常的人会到这种地方来享福？可怜毛文龙一片报国忠心，最后落得和熊廷弼一样死在自己人手里的结局。
明朝后来和后金对敌，始终吃亏在兵数问题上。崇祯时期，后金多次绕道入关，掳掠内地，屠杀人民，如入无人之境。不是明朝军队战斗力多差，而是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来堵截金兵，更别说围歼。地利人和都在明军这边，设伏围歼，并非不可能。但问题是明军始终少得可怜，寡不敌众，疲于奔命，眼睁睁看着后金屠杀掳掠大量人口，把价值无法估量的财富掠夺一空。有时候反是流寇如小袁营的军队把后金军队打得狼狈逃窜，世界上就是有这种荒唐事情的。
那些成天嚷着兵贵精不贵多的官员文人，说是误国害民不为过。袁崇焕是此类昏聩者的典型代表。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八月一份奏疏里声称他只要六万兵就够了，并对比前人索兵三十万、二十万，大有自以为傲的感觉：
“关内见兵不满三万，必足三万，始可为关外之劲；关外则六万余，兵之马骡三万八千余，兵与马见在关外者俱未有此数，候增而补之。往时当辽事者，或索兵三十万，二十万，臣今定于六万余，稍益之，修筑之班军耳。岂好用寡哉？但赋穷于无可继，役不堪再，籍以辽人守辽土，上下井牧之相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饷草干，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石零，料四十七万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注为定额，且守且战。”[11]
袁崇焕所言，以为民请命自居的文官谁不爱听，但爱听的，往往是送命毒药。
[1]茅瑞征.东事答问.“兵不在多，要以精锐为主，淝水、赤壁并以少许取胜”//清入关前史料选集.第1辑.90
[2]姜曰广.輏轩纪事//中国野史集成.第26册.675
[3]熊廷弼.前经略奏疏第五.奉旨交代疏//熊廷弼集.550
[4]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五十八.上叶福清相公书五（辛酉）//续修四库全书一三八六册.541
[5]熊廷弼.揭帖.驳叶向高廷议纷纭疏揭//熊廷弼集.701.
[6]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一. 答李孟白督饷（己未六月初十日）//熊廷弼集.823
[7]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二.与京师诸公（己未十一月初十日）//熊廷弼集.894
[8]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二.与军门抚院阅科（庚申正月初十日）//熊廷弼集.925
[9]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二. 与文受寰制府（己未十二月十六日）//熊廷弼.914.
[10]熊廷弼.前经略奏疏第二.新兵全伍脱逃疏//熊廷弼集.396.
[11]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378.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