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和毛文龙的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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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二章.⑤
1、熊廷弼对毛文龙才能的高度评价
在大部分人对毛文龙毫无所知时，熊廷弼给朝廷的《援将劳苦异常疏》里对他就有过非常高的评价（或许毛文龙自己都不知）：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弁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量、有作为者，岂能多得？应与实授都司，以展其才。”[1]
熊廷弼个性刚直，说毛文龙“弃儒从戎”，兵法无不精通，不是夸饰虚语。这和《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又系书生，心极灵巧，理极透彻，所以武经将略，一览无遗”，也符合。
2、镇江之役，熊廷弼力主大举策应救援
历来以为熊因镇江一事，对毛持负面评价，还阻止王化贞对毛文龙的接应。尤其明熹宗实录有一段是熊廷弼言毛文龙发动太早，导致奴贼痛恨辽人，焚戮几尽，乱三方并进之本谋，目为奇捷，乃奇祸。[2]
然而这并非熊廷弼原话。实录断章取义的概括，有很大误导作用。熊在奏疏里也好，书信里也好，始终批评的是王化贞躁谋寡断，导致对奇袭镇江之战果无法充分利用，而非针对毛文龙。
镇江之役后，熊廷弼不但没阻止救援，相反建议要救就动真格，要干就大干，但被王化贞胆怯拒绝。熊廷弼在《辽事是非不明疏》中说：我八月初六日出关，十七日进入广宁，当时因镇江的缘故，奴贼报复，杀戮金州、复州极惨。抚臣王化贞向我说：打算派一千人袭取盖州，在三岔河作要渡河之势，以牵制后金。我说：“虚不可常弄，要做就实做。应以万人袭海州、东昌，而另外派遣精骑五千，从柳河夜夺盖州，断其归路。”抚臣以为不是万全之计，不敢往，且说“公所为大做法，贞所谓小意思也”，我又明白抚臣所谓进兵不过是虚语。[3]
熊给王化贞的信中说：“镇江之事如同谋殴人，谁当先，谁救应，前后着数俱须安排预定，然后动手。今但谋发而不谋救，即捷到，而亦不谋所以救，亦台下所自知也。”“仆七月二十七到任，八月初四得报捷大疏，初六即出关至广宁，议欲万人袭海、昌，别遣五千夺盖州，断其归路，而台下不敢任，亦其所以自知也，而本兵且以不进广宁一步为仆咎。”[4]
王化贞佯倡进取，实则虚怯。镇江大捷应该也出乎他的意料，本无全盘谋划，更无接应之策。熊廷弼则是真懂军事，接到捷报，知道战机要点何在，应该如何谋划接应，所提建议，若真实施，后金难以抵挡，王化贞却又不敢。熊廷弼对王化贞的批评，被一些对熊有嫌隙者，移花接木成了熊对毛战绩的贬损。
傅国在《辽广实录》中说：
毛文龙镇江之役，擒拿守城者十数人。且宣扬明朝大军将至，镇江一带人民，无不争着杀虏响应。我一日而下数城，金、复、海、盖四卫已在举事。奴贼果然悉众东救。我民屯聚铁山，拖延时日支撑。当时，如果和我建议的那样从黄泥洼出奇兵，大军正面从三岔河出击。悬隔千里，对方首尾不能相应，心胆已夺。而我军东西响应，奴贼还有遗种么？结果庙堂之上，把兵给王化贞带，又把尚方剑给了熊廷弼，王有兵而不能下令，熊能下令而没有兵。王耻于在熊之下，熊妒王之成功。私人争斗之念，压倒了急公愤激之感，误了大事也不管。王急着要出兵救镇江，渡三岔河，而熊急以尚方剑牵掣其不能动，任凭奴贼屠杀铁山之众，导致前面镇江诸路归顺响应者，尽数败灭。毛文龙跳入朝鲜，河东之西望始绝，虏贼气焰才更嚣张。[5]
傅国此说和熊廷弼所述对照，背离真相。实则熊廷弼是要真救，而王化贞只想装样子，没听从。这种说法不仅挑拨了毛文龙与熊廷弼的关系，也把熊廷弼设定成了妒功害能的小人。
3、毛文龙东江存在更利于三方布置战略的落实
虽然明方后续接应不利，但镇江之役客观上仍给明朝带来了更有利的形势。后金头目和辽民之关系因此不可逆转地恶化，大量辽民逃入朝鲜，毛文龙借此契机，开辟东江镇。这种形势的演变，使得三方布置战略，获得更为便利的实施条件。
熊廷弼曾在天启元年八月的《三方布置须联合朝鲜疏》中说应派一有智谋胆略之官员，前往朝鲜，督发江上之师，驻扎义州，招募逃附难民。我军和朝鲜兵声势相倚，和登、莱保持联络，对大局有助。镇江在辽阳以东四百里，和朝鲜义州仅隔一鸭绿江，相去仅数里。朝鲜治兵防奴，辽人逃难避贼，辽将招兵举义，东山矿徒拒贼，上下都聚集于此，是形势要害之处。应马上给朝鲜发敕谕，让其尽发八道之兵，连营江上，张大其势。另外马上发诏，悯恤辽东官军，让逃至朝鲜的辽东军民，招集团练，以成一旅，与鲜军合势。再发银子六万，一半犒赏鲜军，一半抚恤在朝鲜的辽东难民。臣再给发空头劄付百余道，有能结聚千人者，即可为都司，五百人上下，可为备守。差遣将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立致。粮饷供应，则可发银在朝鲜东山一带购买。料该国惧后金吞并之祸，感我助其抗倭之恩，必定不忍推脱。[6]
毛文龙撤入朝鲜后的活动，即起到了熊廷弼建议的作用。除了明方未授权其驻义州，也未严令朝鲜配合明军外。此外所做到的，甚至超越了熊廷弼建议的任务。
在没有东江力量之前，三方布置只能通过登莱明军渡海实施，而有了东江之后，明军可直接从诸岛由海路和朝鲜陆路攻袭敌后，距离大大缩短，对后金动向了解也更及时。且汉人难民源源不断逃入东江，通报后金情况，也提供了最好的兵源。明朝若能大力资助，供养东江二十万以上的军队，则内可挟控朝鲜，外可剿灭后金。
毛文龙也讨论过三方布置，和熊廷弼策略不谋而合。他在天启二年八月的“平辽副总兵毛文龙为制奴灭奴事”中说：
三方布置，昔日以广宁为正，登莱、天津为奇。而今日山海关宜守，登莱、天津宜战。如果就登、津比较，则天津之兵应援助山海关，而登莱和旅顺隔海对峙相联，在海路上又近接镇江、朝鲜，且有各岛联络其中。岛上居民，自从王抚臣（王化贞）多方招抚，大多感激恩德，无不考虑效命。招纳辽东兵民，剿灭后金军兵，战守进退合散，出没于海上，在群岛之间运用奇谋，发挥登莱、朝鲜联合的作用，不但是牵制后金之奇着，也是恢复辽东之要着，但需要从各岛布置开始。 [7]
接下来，毛文龙列举了庙岛、鼍矶岛、皇城岛、三山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小松岛、鹿岛等岛屿，应由何人负责，派多少兵，多少船。不仅如此，各相关岛屿之兵将，又有相对应之陆地城池负责骚扰收守之任。如王学易居三山岛而负责金州，以旅顺之陈大韶为应援。宋鹏举居广鹿岛，负责复州。刘可伸居长山岛，负责海州。林茂春居小松岛，负责盖州。程攸居石城岛，负责岫岩。张恩、张继善、尤景河等以鹿岛为据点、出没镇江、宽奠、叆阳等地，相机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进且退、且战且守，以挫其锋。
此疏中各岛各将，后来又有变动。
天启三年五月至六月，朝鲜使者经东江各岛至明，五月三十日到鹿岛，其言鹿岛“迆西越边为连陆地，乃镇江等处也，岛中有军兵，朱尤吉领之。”[8]（疑此处或为朱游击之同音）
六月初三在石城岛，“总镇差刘可绅为参将以镇之，自鹿岛至三山岛俱辖于金州，刘参将所管也。”[9]
六月初五日至广鹿岛，“参将张继善颇有纪律，与所经石城岛等处将领不同。”张继善系毛文龙之山西同乡。“……，（千总）自称与张爷俱是平阳府人物。余曰‘张爷之纪律严明，固是真将军。大人又体张爷之意，军令甚肃，亦是将才。旧闻山西出将，岂不信然。往年诏使之还，不敢近此地。方今我贡船安泊此地方，视至如归，毛爷之德及于远迩者多矣’。答曰：‘张爷有威望，毛爷常语曰：代吾任者，子也’。”[10]
而按毛文龙天启三年七月塘报，则张继善为广鹿岛游击，而张盘为麻羊岛守备而攻取占守金州。按天启四年二月塘报，刘可绅守石城岛，“对冲岫岩海口，以窥海、盖二城”。吴期祖为长山岛守备。林茂春守鹿岛，“有依皮岛、獐子岛大兵负嵎之势，直视辽阳”。[11]
毛文龙在“制奴灭奴事”一疏最后说，以上布置要使奴虏安逸者疲劳，合力者分散。然后臣督率东江众营各兵，凭山扼险，直逼辽城，山海关方面也出兵牵制。就如其以前建议的那样，“山海扼其胫，三岔截其腰，臣等于东南拊其背而蹑其尾，奴可灭也”。
毛文龙所认可的三方布置，也是山海关、登莱、天津。他误以为熊的三方布置是广宁而非山海，或是只看到邸报中类似明实录那种摘要版，误会熊之原意也不奇怪。
[1]熊廷弼.前经略奏疏第五. 援将劳苦异常疏//熊廷弼集.543
[2]熹宗实录.卷14.天启元年九月癸丑.“初毛文龙收复镇江，王化贞自谓发纵奇功，便欲乘机进取。熊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而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移书都中力诋化贞之谬。”
[3]熊廷弼.后经略奏疏.辽事是非不明疏.//熊廷弼集.654
[4]熊廷弼.后经略书牍.劝王肖乾中丞//熊廷弼集.1109-1110
[5]傅国.辽广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175.
[6]熊廷弼.后经略奏疏.三方布置须联合朝鲜疏//熊廷弼集.628-629.
[7]明熹宗实录.1251，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并见于《辽海丹忠录》第十五回：陈方略形成聚术，分屯驻势合联珠，《明熹宗实录》的奏疏为缩写，辽海丹忠录的奏疏是完整版。此处根据后者补完实录中的省略部分
[8]李民宬.敬亭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466.
[9]李民宬.敬亭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467.
[10]李民宬.敬亭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469.
[11]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4，35.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