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袁崇焕死守关外据点策略正是熊廷弼讽刺的“好说门面话，干门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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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二章.②

 二、扩军捣袭敌后还是修守孤城？

明末辽东问题上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解决问题的务实路线，一条是寄希望于侥幸的路线。前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熊廷弼、毛文龙，后一条路线代表人物先后有杨镐、王化贞、孙承宗、袁崇焕，以及大量朝中文官。

萨尔浒之战前众多官员觉得大兵一出，后金自然覆灭，越早出兵，花钱越少。杨镐也很迎合这种心态，不顾主要将领反对，严令逼战。据《山中闻见录》所说：刘綎刚赴召时，只带了家丁七百人。出发后，他的川兵旧部络绎来跟随者，又数百人。到了北京，刘綎上奏说他昔日旧部所携带的各种佛郎机火器，还有袖箭药矢等诸种军械，都船运未到。一定等要都到齐了，才可出关。兵部则严令他上动身。另一位大将杜松听说杨镐要下令出师，力陈兵饷还未充足，士卒也未到齐，不可出战，杨镐不听。杜松秘密派遣人入关，要把情况遍告当道，请求延缓出师日期。结果李如柏把杜松的使者拦截在关外，重打一顿。[1]

朝鲜人的《栅中日录》也记载监朝鲜军的镇江游击乔一琦透露的杨镐逼迫刘綎之情形：杨镐、刘綎关系素来不睦，前日会议，刘綎希望退师，到四五月再出兵，经略大怒，派亲信张某和余承恩持红旗督战，又给我密贴，刘如逗留不前，则由我总领东路军马。[2]（乔一琦是上海人，文才武艺都非常出众，科举不中，遂走武举道路。）

刘铤一代名将，就这样被葬送。杨镐惨败后，熊廷弼出任经略，收拾整顿辽东一年多，刚有点眉目。按熊廷弼自述若不去职，消灭后金为期不远，“不得遂志而归，惜哉。”[3]  朝中官员觉得熊成天喊着要增兵增饷，“窃谓廷弼不罢，辽之存亡未可知”[4]，换掉了事。于是换成袁应泰，后金一攻，一溃千里，辽沈俱失。熊廷弼再次出山，又碰上个王化贞主张速战就能解决问题。熊廷弼被架空，其主张的三方布置，也无从实施。再一次惨败。

这之后毛文龙崛起，主政官员若明智点，全力支持毛文龙，在东江训练出二十万左右精兵，后金照样不行。但这时明朝官员又从盲目狂热变为盲目悲观。觉得野战打不过后金，再多兵也没用，兵越少负担越小。还是关外修城守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毛文龙居然狮子大开口索取二十万兵的饷银，骇人听闻，贪得无厌。

天启到崇祯年间，对付后金，明朝的选择有两种。

一种是：不计较关外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规模扩充兵数，训练军队，伺机直击后金软肋，寻求野战中剿灭后金。

另一种是为了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绝不放弃关外一城一地，尽可能修城守城。为节省军饷，军队数量尽可能少，能维持勉强守住关外孤城的需要就行。

合理的选择是前者。后金虽棘手，但也不是一些人吹嘘的什么不可战胜。明朝和后金巨大的国力、人口悬殊就摆在那里。只要头脑冷静，看清楚这个基本前提，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扎扎实实做好扩军、练兵、再加上正面牵制，海路捣袭的部署，后金覆灭势所必至。

不幸的是明朝选择了后者。天启时期，有毛文龙的东江牵制，还算形成了相持局面。到崇祯初年，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局势彻底失控。

 

1、熊廷弼真的想守广宁么

看一人真意，要看他究竟做了什么，否则难免被表象所惑。熊廷弼也说过要守广宁，但一到别人要他亲自镇守，就死活都不肯去了。这态度难免让人质疑，他安的究竟是什么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广宁溃逃时熊廷弼的奇怪表现，倒像是对这一刻等待已久了。茅元仪到崇祯初年时提起熊退入关内的表现，仍恨得咬牙切齿：

“熊廷弼当王化贞之逃，其右屯以西尚四百里也，使并力为守，虏且不敢入广宁，况敢踰右屯乎？乃尽焚四百里以内，至小堡远在数十里者，亦必使亲较往焚之，归而解甲于山海关，曰：‘恐以资虏也’。使资虏之言为可信，则夏贵亦无罪矣。可守而不守而焚之曰：无以资虏，则焚至崖山而后可。谓之曰‘逆’，岂其谬哉？”[5]

看一下地图，就知茅元仪之言非虚，右屯在大凌河之东，从山海关到右屯真是老大一段距离，比右屯到广宁的距离远多了。明后来苦心竭力要修城死守的宁远、锦州、大凌河城还在右屯的后方。

当时后金连广宁都未入，确实存在整顿军兵重新驻守的可能。但熊廷弼的做法是，听到消息，没任何犹豫。短时间内把四百里以内区域焚毁一空，甚至远在数十里的小堡都派亲信去焚之。若非早有考虑，很难相信当忙乱之际，会如此斩钉截铁。效率之高，安排之细密，令人瞠目。借广宁溃败把力量集中于关内，纵非熊廷弼有意设计，恐怕也是顺水推舟。无怪乎茅元仪表示熊廷弼死有余辜，杀他没错。在茅看来洗白熊廷弼者，简直和魏忠贤一样可恶：“今欲以此并洗其逆，嗟乎、天乎，此又一珰也”。[6]

若对熊廷弼一贯主张和战略风格有所了解，或许答案会更清晰。

熊廷弼早在万历四十七年一份奏疏里就已对敌我形势分析极透彻。大意是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东；不收复开原，则不能保住辽、沈。原本后金受朝鲜、北关、辽阳三处掣肘，只能在东北方向活动。若当时负责官员能耐心点，先收复清河、抚顺，守住宽奠，在柴河、靖安间布置重兵，形成犄角之势，困住对方，那奴夷不过穴中之兽。结果三路进军失败，开原丢失，现在朝鲜、北关都屈服于金人淫威之下了，蒙古人也有和后金勾结嫌疑。如果后金收买蒙古部落进犯昌平、蓟镇、宣府、大同，以牵制中国。然后长驱直入山海关，或从海道直取登莱、天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7]

后金能想到和没想到的策略，熊廷弼都想到了。到了熊再次出任经略，辽沈全失，其当初奏疏中预言的危险日渐逼近。关键已非关外一城一地得失，而是首先确保关内安全，再整顿军队，捣敌后方，歼敌之有生力量。也正是基于对局势的透彻认识，熊廷弼才推出了三方布置的战略。

此时辽东不能死守，并非关外据点坚固程度不足以守，而是这些据点，可能被后金围困，那时明方陷于两难。如不支援，白白损失守城人力物力；如支援，被后金围城打援，是必败之局。更不必说，从关内调拨粮饷，后勤补给线拉长，同样加重了财政负担，得不偿失。正是所谓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再退一步说，即使能守住，后金也存在利用昌、蓟、宣、大这些防线漏洞而入关的可能性，熊廷弼很清楚把希望寄托在蒙古部族势力上是靠不住的。

这正是他提出三方布置的背景。重兵屯在山海关，无论昌、蓟、宣、大出现什么问题，都能迅速回援。同时也窥伺后金破绽，可以正面出击。而在天津、登莱聚集军队，不仅防止后金从海路进攻，本身就瞄着敌人的后方。至于关外据点，则以灵活轻动的姿态对待，随时可主动放弃。他的三方布置，是反客为主，攻守兼备，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藏凌厉杀招的一步棋。当时天下，军事眼光之犀利，无出熊廷弼之右者。

熊廷弼这种集中有生力量，灵活防守，避实击虚的战略本就一以贯之。第一出任经略时，就已有主动从沈阳撤兵，归并辽阳之举，不守沈阳而沈阳固在。你请后金来打，都不敢来。等时机成熟，自可重新布防。在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他在信中说:

“还兵辽阳，自是稳着，又误贼着。其议不妥者，此非害弟成，乃害国家。而促其南迁也。”[8]

另一信中说：

“二十二日得兄书，言弃沈为非计。然沈未尝弃也，正所以全沈也。小疏反覆明白，惟细细览之。世间人皆中藏怯弱，而外示虚恢，好说门面话，干门面事，其实说得，行不得。并兵一事是用弱之法，正以疑贼，使不敢来。……冯比部初来到辽效用，弟见其迂阔，辞之。今见并沈，遂乱嚷，以为不可。此亦不足计较者。”[9]

在给周永春的信中说：“去年并沈于辽，而沈固在也，非弃也。揆之当日贼势、人情，不得不然。今年沈则确确当守矣”[10]

熊廷弼说的“世间人皆中藏怯弱，而外示虚恢，好说门面话，干门面事”，虽指当时反对“弃沈”者，用来评价一心想死守关外据点的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人，也切中肯綮。熊廷弼从来不是那种只顾门面好看的死脑筋。

而且熊廷弼即便守城，也不会把兵力都集中于城池，等着后金围城打援，而会在外围布置兵力，伺机直插敌人后方，威胁后金巢穴。这从他前经略时期给将领的部署，也能看出。他在给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个总兵的信中说：

 “三镇不必以辽阳为虑，但坚主一心，同谋合力，在虎皮一代要路联络扎营，如品字样，互为犄角，与贼相持，勿与轻战。贼来冲营，只用火器打退。如贼闪退，诱我出兵追赶，我亦勿追赶。如此三镇人马，自能站住。三镇既能站住，贼必不敢越三镇以犯辽城。纵犯辽城，刘总兵率守城兵射打于城上，我自披甲乘马，督杨总兵人马及川、土各兵拒战于城下，贼必不能奈我何。三镇不必回救辽阳，但各整精兵，星夜衔枚疾趋抚顺，捣贼新寨，贼闻知，必舍辽阳，奔回自救。我军率辽城人马驱之于后，三镇人马拦之于前，贼必慌乱，取胜必矣。”[11]

按熊廷弼之部署，后金如大举进犯辽阳，柴、李、贺三总兵不必回救辽阳，而是连夜疾行，直捣后金新巢。后金若回救，则被明军前后夹击。这就是明军牵着后金鼻子走，在有利战场和形势之下作战。熊廷弼之作战部署，岂非比只知死守城池，对后金大本营毫无半点威胁的庸才高明百倍？

到辽沈俱失，明方前线远离后金巢穴。再死守关外据点，无法采用类似策略。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其实是在更大区域实施避实击虚，袭敌后方的谋划。登莱、天津等地安排渡海作战的明军，起到原先柴、李、贺伺机奔袭后金巢穴的作用。而山海关的长城防线吸引调动后金主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关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谁能牵着对方的鼻子，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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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即家赴召，止携家丁七百。既行，川兵旧隶牙下者络绎奔赴，又数百人。至都，奏请喻蜀父老，集旧兵所携佛郎机各火器，袖箭药矢诸械，皆舟运未至，必兵集始可出关。兵部严檄即行，杜松闻镐将出师，谓兵饷未充，士卒未集，不可以战，镐不听。松密遣人入关，遍告当道，请缓师期。如柏忌之，遮其使于关外，重抶之”//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12.

[2]李民寏.栅中日录.“乔密言：‘杨、刘素不相能，前日会议辽东时，刘欲退师，期于四五月，经略大怒。使亲信二人张姓及于承恩持红旗督阵。又密贴于俺，刘若逗留，则当总领东路马军云”//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447.

[3]熊廷弼.性气先生传//熊廷弼集.1189

[4]御史冯三元劾廷弼//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21.

[5]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1133册.667.

[6]同上

[7]补遗.卷2.熊王功罪.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熊廷弼上书//明史纪事本末.1418 ；也见熊廷弼.前经略奏疏.河东诸城溃陷疏//熊廷弼集.324-325

[8]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一.与官晹初谷科（己未九月二十七日）//熊廷弼集.856.

[9]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一.与吴浮玉兵科（己未九月二十七日）//熊廷弼集.858.

[10]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三.与周毓阳中丞（守沈兵马 庚申三月初三日）//熊廷弼集.955.

[11]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三.与三镇守议事(庚申三月二十六日)//熊廷弼集.971.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