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熊廷弼为何宁死也不同意出守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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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冤.第二章.①
从整个战略布局上看毛文龙的作用
一、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实质
1
天启二年正月，王化贞从广宁溃逃，驻扎右屯的熊廷弼没有收拾残兵溃将，固守关外，而是选择了和难民散兵一起回撤关内，这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那熊廷弼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一种看法是熊廷弼在和王化贞赌气，另一种看法是熊廷弼觉得没有守住关外的把握。这两种看法都不对。熊廷弼既非赌气，也非觉得不能守住右屯。
问题是该不该守关外？
在朝中官员看来，主动弃地而逃，无论什么理由，都难逃死罪！而在熊廷弼看来，退守山海关，才是为国家“深图万安之计”。熊撤回山海关后，若听从朝内官员劝告，出守关外据点，是可以免受追究，甚至仍会被重用，但熊主动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熊廷弼友人来书：“众计已定，子必出关，不出必死，子无疑。”熊则回应若为自身苟免，又何劳朝廷催我出关。“若为国家深图万安之计，出关两字更须商量。”[1]
熊廷弼对王化贞说：若明知出关防守无济，与其事坏国危而死，还不如吾两人连颈就逮。[2]熊廷弼甚至直接在奏疏中这样表示，如果一定要臣出关守中前、前屯，那让兵部尚书（枢臣）和王化贞一起去守好了，请皇上赶快逮捕臣，以泄众人之愤。[3]
如果明白熊廷弼二次出山后提出的三方布置的实质，他这种宁死不同意出守关外据点的表现或许就不令人奇怪了。
2、三方布置意在进攻而非防守
这个三方布置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是这么说的“廷弼初议三方布置，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4]从这里的记述看， “三方布置”，登莱可以视作一方，天津可以视作一方，再加上山海关。
但再看《明熹宗实录》的记载，表述就与此有很大不同了：“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建议，以为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5]
按此，则三方布置似乎又是指广宁、登莱、天津这三方，而山海关仅仅是居中节制。
究竟哪种记载更符合熊廷弼的原意呢？如按前者，熊廷弼整个布局重心是在山海关一带。而按后者，一上来重心就放在关外的广宁。
应该说《明史纪事本末》的概括更符合熊廷弼之本意。
三方布置实质非防守，而是进攻。这点熊廷弼反复强调过，他在给叶向高的书信中说：我一开始提议三方布置，是为要彻底消灭后金，一劳永逸，免得长期拖延消耗，国家费用更大。之所以设登莱、天津两路，并非真认为后金能渡海。而是要明军渡海袭敌后方，配合广宁，一举成功。如朝廷不提供足够军饷，只要守住广宁就满足，那登莱、天津这两路的设置就没用了。[6]
在《与各部科道》中说：我未尝不言战，初议三方控制就是言战，“今之言战也，则偷而已矣。” [7]
如果主战，不必太看重关外一城一地之得失。相反必须要有退缩整顿的阶段，大军放山海关，便于物资供应，也能确保后方无虞。出击时能在正面战场牵制敌方主力即可。这点在熊写的自传《性气先生传》中说得更明白：
“先生曰：‘今者，河东千里已为他人所有，地广兵增粮足，难自广宁一道进。从古隋、唐征辽东，皆从莱州过师。今天津且设巡抚，登、莱地近旅顺，应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应设经略节制三方，内护京畿，外为广宁后继。异日兵仗齐备，三方并进，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辽。而动其人心，辽阳庶可复也。’”[8]
这里所言比奏疏更坦率。从广宁进攻难度大，应效仿隋唐征辽东，从登莱渡海而进。列举登莱、天津、山海三方，分别设立巡抚、总兵、经略驻扎。山海关驻大军，内可及时救护北京，就算敌人绕道，由山海关也可以最快堵截包抄或者回援。外可作广宁之援。进攻时，从山海关进发至广宁对垒河上吸引牵制后金主力。至于真正攻入敌人地盘，应是登莱渡海之明军。
过度注重关外之广宁，恰恰破坏了三方布置。熊在《辨出关疏》中说，一开始提议三方布置，本来就是意图登莱、天津、山海关的军队、甲仗、炮车、粮草一切都准备齐全，然后再出关，和广宁共进。现在天津的兵饷完全没有考虑，登莱的兵饷虽然在处理中，但因为道臣、抚臣和枢臣（即兵部尚书）闹矛盾，又动辄刁难。这两方已成画饼。而臣又因为处理通州逃兵之事，触忤枢臣之意，又事事抵牾，“两三月来，枢臣意兴所发扬，神情所注向，独广宁一方耳”。[9]
熊廷弼抱怨兵部尚书所注意者只有广宁。在给叶向高的信中，熊同样抱怨朝堂官员专注广宁，背离三方布置：
“今庙堂精神专注广宁，业已打破‘登津参随各道，沮坏三方’之原议，而独驱经略领三四千人，于孤城，为巡抚充一参、游之任，以代其防御。不审当日主上赐剑、赐服郊践者，第遣充一路防御而已乎？抑适中调度三巡抚，联合大举，以图恢复也？”[10]
天启元年九月，熊廷弼在《三方布置有名无实》的奏疏里，有一段话意在反讽，接连三个“而始悟……之非”。
第一个是“……，而始悟登莱建议之非”；
第二个是“……，而始悟天津建议之非”；
第三个是“……，而始悟山海驻扎之非”。[11]
紧接在“始悟山海驻扎之非”这句话后面就是，“有是乎三方虽设，而于辽无益也”。这里熊廷弼就是直接把山海关而非广宁，和登莱、天津并列作为三方布置中的一方。
3、熊廷弼坚持驻地在山海关的原因
熊廷弼和朝臣们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关于他的驻地。众多官员一心要熊廷弼驻扎广宁，而熊廷弼则坚持驻扎山海关，不肯动摇。天启元年十月，御史苏琰上疏质问熊廷弼:山海关离广宁四百里，文件往返来回就十天有余。军情紧急，千钧一发，能这么耽搁吗？春夏间的邸报里都说熊廷弼足以担当大任，因为他离职，奴酋才又起野心。甚至有人把经略被撤比作岳飞被金牌召回的。现在再次出山，难道不是金兀术痛哭之时吗?那为什么不驻扎在接近辽东前线的地方，凭借过去的威望，稳定住形势呢？正因为经略离开广宁太远，兵马策应广宁也必定懈怠！军机才会丧失，粮米白白腐烂，不满的议论也会频出。[12]
这个争议源头就在于广宁和山海关的错位。熊廷弼被王化贞这个下级所架空，很大程度也源于这种错位。朝廷把物资和军队主力都供应给了广宁，自然是在广宁谁级别最高，谁就有实权。
在朝中官员看来，熊廷弼被王化贞架空多少是咎由自取，我们反复要你去广宁，包括王化贞也请你去，你就不肯，到最后广宁溃败，又说不是你的责任，那怪谁呢？但在熊廷弼看来，三方布置就要求他的驻地是山海关，怎能跑到广宁去？
他在《辩张本兵疏》中说：“疏称‘经略初至关，王化贞即请之广宁不肯’则臣所奉，乃驻扎关上之敕、控扼山海之谕，非驻广宁者也。”[13]
他也再三强调，广宁并非像朝臣们以为的那么紧要，天津、登莱等出海口倒是对战局影响更密切：
“但眼见铁山、镇江、长山岛。谓于辽远者皆能发兵策应，而广宁反觉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设非真于辽无益者”[14]
在《与阁部》中说“今三方之议久被庙堂诸公破坏”[15]。正是因为“庙堂精神专注广宁”，导致三方布置有名无实。如果他这个经略也跑去广宁，那三方布置就彻底没指望了。
试问，主要资源供应广宁，军队主力在广宁，经略也留在广宁，那后金要来打广宁，那究竟是守还是不守？要守的话，后金围困住广宁城，不就是个围城打援的局面么？明军是不是就在广宁和后金决一死战？这种打法是后金最喜欢的局面。还谈什么三方布置？
要是不守，已投入广宁的巨量资源难道就白白送给后金？经略、巡抚等朝廷重臣再逃回来等着朝廷降罪被杀，或者留在广宁被后金杀或自杀？
熊廷弼坚持驻地在山海关，不是怕上前线。万历末辽事大坏时，他曾亲率四百人巡视抚顺、清河等一线地区，跟随他的武将都吓得战战兢兢，他却谈笑自如。并不存在因为害怕所以不愿亲临前线的考虑，当然他也不是和人赌气，而是三方布置战略要求如此。把聚焦点放在广宁，剿灭后金固不可能；不顾拉长补给线，投入大兵驻守，又成白白消耗明朝国力的无底洞。
那为什么会出现熊廷弼所抱怨的“庙堂精神专注广宁”呢？这就根源于朝中官员对三方布置是战还是守的战略，有根本性的曲解。在他们看来所谓经抚不和就是前者主守，后者主战。他们认为三方布置就是一个防守性战略。既是防守，那天津、登莱这两路的重要性，自然可有可无，毕竟后金之长在骑兵野战，从海上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可能的还是从广宁一线过来。那当然就要把主要兵力和资源都优先集中供应广宁了。
客观的说，由于后金连胜，明方连败。大部分官员的倾向，其实也主守，并不真的相信王化贞吹牛。但问题是他们觉得你熊廷弼应该到广宁去守啊，你呆在山海关干什么? 到了广宁，王化贞是你下级，自然你有实权。你死活不肯去广宁，是为了斗气把国事当儿戏么？应该说，熊廷弼自己也有责任。他一开始就说的含糊，甚至也说过要固守广宁，以掩盖其真实意图。不外乎若非如此，其战略从一开始就会被文官骂的狗血喷头，不但无执行可能，反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但这样一来难免自相矛盾。组织进攻需要时间，整顿训练队伍，肃清内奸，获取情报，登莱舟师的配合工作等等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重兵聚集山海关，能确保广宁无恙么？如何在进攻阶段，“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补遗》的作者和《实录》的编修者都看到了这个矛盾，区别就在于：前者理解了熊廷弼的真实意图，所以干脆就在三方布置里不提广宁；而后者却没有能看透熊廷弼的真实意图，所以缩写概括后直接把进攻阶段的部署当成三方布置本身，略去了前面把重兵屯于山海关的内容。
4、欲战必先收缩防线
有人或许会问了，当时明军在广宁有兵十四万，何必先退守？如熊廷弼亲自坐镇广宁，直接击溃金兵也非不可能吧，何必再绕大圈子？
这么问的人还是把打仗看得太简单了！
广宁这十四万能有两三万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就烧高香了。明军新败之余，普遍都有怯战畏敌甚至投敌心理，孙得功不过是个代表，否则光靠他一个人折腾不起来。即便无人变乱，战场上随便一个偶然因素，就能让明军兵败如山倒。
熊廷弼不寄希望于侥幸，他的三方布置，必须先有退缩整顿，这一点是他在奏疏里多次明确表述过的。
他在叙述到广宁考察的情形时候说：士兵虽然挑选出来，但还不知道隶属于哪个将领。马匹数量不到三万，因为缺少草料而倒毙的多得无法报告。盔甲器械，都是北京运过来搁放了很久没有实际用处的，又没有工匠来改造。士兵大多是戴着氊帽，挂着布片，拿着棍子立在那里。火炮战车则全都没有，即便是用来抵御骑兵的枪、牌、斧、蒺藜之类也没有一样是齐备的。再说粮草，米豆百十万石，都暴露在海边，而运粮车不到六百辆，各个仓库没有一粒粮食的储备。说到人心，辽河以东后金占领区的人民盼望获救的愿望确实很迫切，但河西的辽人就三心二意，虽然有子弟乡兵八千多人，很多是冒名顶替的，也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愤激。军心、将心也都不济事。将领考虑的都是如何加衔，如何称病求去。各级官员一听到要进兵，就皱起眉头发愁，恳求我做主。[16]
在当时辽东部队的建制，还有马匹、盔甲、器械、粮草都尚处于一团混乱糟糕的局面之中，军心士气也都萎靡不振，如此情形出奇兵，攻敌之不备倒还有可说。若直接从广宁的正面战场出击，是把胜负寄托于侥幸。
熊廷弼说：我一开始提议三方布置，必须要使士兵、马匹、盔甲、器械、火炮、车辆、粮草等等都一一准备齐全，正面和后金对峙的能起到正面对峙的作用，策应的力量能起到策应的作用。然后约定时间一起行动，向前进取足以一战，退缩的话也足以守御。而现在碰到事情就手忙脚乱，只因为蒙古军队过来，就把希望寄托在依靠蒙古人帮忙而仓促行动。虽有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中央主持，巡抚王化贞在外决策，可以预料能一举成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应该为山海关设想一下，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该怎么办？[17]
明朝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确保的是山海关一带长城防线的安全。不经过退到山海关防守整顿阶段，直接从广宁出击，有获胜希望，更有失败的可能。只有正面牵制，海上直捣敌方之软肋，才是获胜的万全之策。
广宁未溃时，熊廷弼尚且坚持自己驻地是山海关不可动摇，到了广宁已溃，他又怎么可能反而同意跑到关外去驻守？
[1]熊廷弼.后经略奏疏.出关严旨疏.“臣今日若为一身苟免冤枉之诛，则出关一着何烦拟议。若为国家深图万安之计，而出关两字更须商量。”//熊廷弼集.662
[2]熊廷弼.后经略奏疏.出关严旨疏.“若明知出关防守之无济，以图缓死于一时，到底事坏必死，又带去一山海，致危神京，以自重其孽，则不如吾两人者连颈就逮”//熊廷弼集.664
[3]熊廷弼.后经略奏疏.出关严旨疏.“如要臣出关与抚臣守中前、前屯，则听视师枢臣之与抚臣同心共意者共守之，而请皇上速逮臣，以快众愤。”//熊廷弼集.664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1430.
[5]明熹宗实录.543，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辛未
[6]熊廷弼.后经略书牍.与叶相公.““初见边地弗靖，人人齐愤，故议三方齐进，一完即完，为不再举之计，免得零碎迟延，为费反大。是其设登、津两路者，非真谓东兵能海上来也，谓舟师渡海牵制，俾广宁一举成事也。如目下兵饷必不能应手，而二方之设无用矣。””//熊廷弼集.1124.
[7]熊廷弼.后经略书牍.与各部科道//熊廷弼集.1121.
[8]熊廷弼.杂文. 性气先生传//熊廷弼集.1191. 此传收录于熊廷弼集的杂文部分，当是熊廷弼自作。
[9]熊廷弼.后经略奏疏. 辨出关疏.“初议三方布置，本图登、津、山海、兵师、甲仗、炮车、刍糗，一切齐备，然后出关，与广宁共进。今天津兵饷全未区处，登莱虽议处，又以道臣吴之垣多求兵饷，抚臣陶朗先塘报宣传，触枢臣而动与为难。此二方已属画饼，而臣又以处通州逃兵事，遽忤枢臣意，事事抵牾。两三月来，枢臣意兴所发扬，神情所注向，独广宁一方耳”//熊廷弼集.641.
[10]熊廷弼.后经略书牍.与叶相公.//熊廷弼集.1133.
[11]熊廷弼.后经略奏疏. 三方布置有名无实//熊廷弼集.634.
[12]明熹宗实录.742，卷十五，天启元年十月壬申
[13]熊廷弼.后经略奏疏.辩张本兵疏.//熊廷弼集.666.
[14]熊廷弼.后经略奏疏. 三方布置有名无实//熊廷弼集.633.
[15]熊廷弼.后经略书牍.与阁部.//熊廷弼集.1144.
[16]明熹宗实录.705-706，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癸丑
[17]明熹宗实录.708，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癸丑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