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的退缩是害怕孙承宗么？【明冤（第一章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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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金从天启二年开始退缩的反常表现
回顾一下明朝与后金战争过程，稍细心一点，就能注意到一个让人大惑不解的问题！后金从公开叛乱开始，对明朝进攻一直保持相当活跃的势头。万历四十六年侵占抚顺，万历四十七年侵占开原、铁岭，天启元年三月攻破沈阳。一直到天启二年正月攻占广宁，明朝方面在辽东全线崩溃，退入山海关内。进攻的步伐几乎一年都没有停止过。
按常理，此时后金方面积极的选择，就是全面进占明朝退出后在山海关外留下的堡垒据点，并以此作为基础，向明长城沿线一带发动进攻，甚至乘明朝新败之余，守御无人，军心溃散，直接进攻山海关。
如果觉得连续进攻，太过疲惫，还可以有一个相对保守的选择。把广宁作为重要据点，辐射势力，控制全辽，消化这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再伺机对明朝发动进攻。
但这个时候，后金方面不仅停住了进攻甚至反而回退收缩了。努尔哈赤似乎换了性子，变成了另一个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明朝方面从天启二年正月惨败之后，可以用大把的时间悠闲争论熊廷弼和王化贞谁罪更大，可以大把的时间争论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防线，修筑城堡。一直到天启二年九月初三日，孙承宗才算正式到山海关任职，整顿兵马。[1]
如果说天启二年，后金没有趁机填补从广宁到山海关一线明朝留下的空白，相反任由蒙古人游荡占据。这还可以理解为是需要时间休整，要先腾出手来镇压新占地盘上辽民的反抗（如十三山杨三、毕麻子等人），需要集结更多的力量来做下一步的准备。
但是过了整整一年后，出现更奇怪的事情，后金居然主动放弃了本已占领的重镇广宁，把城焚毁，撤出了这一地区。在《满文老档》天命八年（天启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有如下记载，努尔哈赤送书给广宁，下令说:
“着先查城内坚固之处，毁之，尽焚其房屋，前日焚而未尽之屋，次日再行焚之以尽。剥城门铁以或焚之，粮食运毕，概令退还。”[2]
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真正决定在宁远修城是在天启三年五月[3]，从时间上看，就是紧接在后金放弃广宁之后。以此来看修筑宁远城本就是拜后金撤离广宁之赐，否则以宁远和广宁之距离，在敌方兵力可以较快抵达的范围内修城是根本不可能的。且修城本非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事情。
当时祖大寿认为朝廷肯定不会守宁远，修城时马虎了事。孙承宗亲自上阵，动手制定了关外建造城池的式样，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他给的数字规格来。然后让参将高见、贺谦和祖大寿分别负责修筑。让茅元仪在旁边做参谋，约定到天启四年三月的时候全部完工。[4]（有趣的是，明史的《袁崇焕列传》修宁远城的记载完全抄自茅元仪的《督师纪略》，但把“定关外建城式”的人由孙承宗换成了袁崇焕。）
即便从九月正式修建算起，修到明年春三月，也至少是半年，把前期准备算上，将近一年了。而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等人居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修城，后金方面毫无动静，所谓的“是时奴警不闻”，完全没派兵来攻打阻止，对照以前后金频繁的进攻，这是匪夷所思的。
到宁远城修好了，仍然是一片太平景象，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依旧在那里笃定无比，从容无比的分派布置。明史对此的说法是：到了天启五年的夏天，孙承宗和袁崇焕商量，派遣将领分别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造城郭居住。于是从此宁远都是内地了，开疆复土二百里。[5]而张岱的说法更夸张，说“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6]
这给人的感觉是从天启二年、天启三年、天启四年、天启五年这整整四年的时间里，后金都在睡大觉。这实在不由让人奇怪，这些年后金干嘛去了？
2、后金抱头痛哭的神话
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孙承宗太能干了，让后金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不敢动手。抱有这种看法的包括金庸、阎崇年、李亚平一直到当年明月。当然这种看法不是凭空而来，在明代当时就有人这么看。
如孙承宗的头号粉丝茅元仪就说：高阳公（也即孙承宗）在明军溃败之后，驱逐东西两边的夷虏，整顿边境地带的国土四百多里。把军队驻扎在右屯，游骑出入三岔。把努尔哈赤吓得一个晚上要惊醒过来九次（一夕九惊），从辽阳迁徙到沈阳，又在老寨外营建巢窟，差不多就要吓破胆子，逃遁隐匿了。[7]
孙承宗二号粉丝周文郁也说：“先是，奴以数万守广宁，二万守右屯。至是知我兵渐张，乃撤广、右，焚其余粮而去。”[8]总之后金是怕了孙承宗，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不但不敢来，还一退再退，甚至要放弃辽东，逃回老窟去了:“及我兵渐东，则北徙于沈阳，而又营城于抚顺关外，渐思遁矣”[9]
茅元仪甚至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副后金在孙承宗威势逼迫下，聚头痛哭的景象：“及公渐东，奴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在沈阳甕城修筑宫室，屡不完成，又害怕受到袭击，就把珍宝财富都渐渐搬到老寨里去，又在抚宁关塞之外，营造城池，逐渐想开溜了。“又数惊，众每聚而泣。”[10]
实则孙承宗到任后，连和后金像样的仗都没有打过。要勉强说打过，也是败仗，他一手提拔的马世龙主动出击，渡柳河[11]，结果四百人被歼，“骑八百尽失之”。[12]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说后金怕了孙承宗不敢来，不但不敢来，还一退再退，茅元仪和周文郁可谓昏聩。
且孙承宗派人修宁远城，是到了天启四年三月才修好，至于“右屯及大、小凌河”就更晚。在后金放弃广宁前，明军只能在距离山海关三十里左右中前所出没。城都修好的情况下后金不敢来犯还勉强说得通，那在天启二年下半年，整个天启三年，还有天启四年，后金在干什么呢？
更不必说即便明方真修好了城也不存后金怕的问题！同样是这个孙承宗，在崇祯四年，修好了右屯和大凌河，并派遣祖大寿据守。结果后金来进攻，围城打援，孙承宗组织的明朝援军大败，“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13]，孙承宗也被追究责任而离职。可见茅元仪、周文郁所谓的后金因为怕了孙承宗所以四年时间都不来，是痴人说梦。
3、毛文龙对后金统治基础的破坏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对辽东正面战场的进攻步伐一下就放缓了，甚至出现一退再退的局面？所谓“辟地四百里”，“奴四年不敢内犯”的功劳究竟是谁的？真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功劳吗？
回答很简单！这里起最大作用的不是孙承宗等人，恰恰是毛文龙。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道理，在后金与明方的交战中，如果光靠建州女真的那点人也就是努尔哈赤所谓的“诸申”，是绝对不行的。不必说攻城克地、扩大势力范围，就是守住原有地盘，维持生存都成问题。努尔哈赤在侵占了辽东大块地盘之后，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权，维持军队，就必须要依靠汉人。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毛文龙起到的作用正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就破坏后金统治的基础。
从我们第一节里引用的大量《满文老档》记录可知，在天启二年以后，毛文龙一方面派遣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区发动人民起义反抗，策反敌方人员；另一方面直接出兵袭击，让努尔哈赤频频调兵遣将，分派驻守抵御。
天启二年以后的辽东局势，在明朝的大部分将领和朝中大臣看来，或许是一派风平浪静，而在后金自己看来，却是惊涛骇浪，在镇压各地人民反抗以及应对毛文龙的袭击中，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大部分时间里，不要说无暇西顾，甚至守住原有地盘都已经倍觉吃力。
一方面是统治境内的汉人不断起来反抗，不断和毛文龙的军队联络内应。若不加理会，这些地区无法维持。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文龙的策反，使得努尔哈赤对手下汉人军队失去信任。而后金真正亲信的女真人兵力是有限的，可能五万都不到。这里分配多了，那里就要出问题。平均分散在各地，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只能不断收缩兵力，放弃一些地盘。不仅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就是已吃下去的地方，都无法消化，要吐出来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在天启三年三月的时候，努尔哈赤要决定放弃广宁，兵力回撤。这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力量分散而全盘瓦解。
撤回广宁之前，从满文老档中可以看见努尔哈赤屡次三番色厉内荏的训斥部下“尔等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等无趣之念”。后金“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努尔哈赤怀疑自己身边都不安全，就在下令毁广宁城撤回兵力的同一天的天启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还在恫吓手下汉奸说“尔等若念养育之恩，为何未将毛文龙所差之奸细查出一人？为何不查叛逃暴乱者？”，还哀叹说“我势强之地，能管束者多，我危难之地，能管束者少矣”。[14]
有些地盘，甚至沦落到了要依靠女人来守卫的地步。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满文老档》有这样的记载，“毛文龙之三百兵夜间前来，于耀州之南顺兑牛录住所之南墙下，欲越墙而过，则被村中三妇人所见”，由青佳奴的老婆带着他丈夫的刀先行登上，另外两个妇人也相继登上，一同砍杀驱赶，吓得这三百兵魂飞魄散，从墙上跳下，“皆逃之”。[15]
然后是努尔哈赤召见这三个妇女，大加赏赐。最后老档作者感叹说：“系裙之妇能执刀驱敌，乃天佑英明汗，假妇人之力而败敌耳”。
当然这里的记载的如果完全属实的话，那个这三位妇女想必是从未来穿越过去的女版机械战警，或至少是全套高科技装备的女特种兵，装备有红外线夜视仪，智能头盔之类，瞬间看见敌人，清点人数，以一敌百。上演了一出三个女人赶走三百人的大戏。打住，这已经是科幻了。回到现实，说这则记载完全编造，大概也不至于。无中生有去奖励三个女人，估计努尔哈赤也不会去干。事情真相大概也就是毛文龙派了几个侦察兵暗暗潜伏过来，被这几个女人发现了而已。
但无论如何，后金要浓墨重彩地记录该事，对三个女人大加奖励，还感激上天保佑，也就可见后金人手缺少到什么程度了！这种情形也验证了《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记载：因为有毛文龙的存在，东江力量扬帆海上，威胁建州的后方，逼近宽甸、镇江等地，所以努尔哈赤只能次第抽回各地力量，以确保老寨安全。当时努尔哈赤的亲兵实际上不满四五万，而收编的剃头汉人士兵逃的逃、死的死，一年之间，已经十去其三，又被毛文龙招回五六万。所以疑心越来越重，杀戮的人也越来越多。编兵胆战心惊都想着逃亡。复州事件后，努尔哈赤又不得不把金州、复州等处的兵马以及李永芳等人，撤回老寨，广宁也拆成白地。[16]
这些描述和老档对照是不夸张的。袁崇焕赖以自豪的修宁远城，守宁远城这个机会其实本身都是毛文龙给他们提供的。这些地方正是后金在毛文龙的威胁下，不得不收缩力量让出来的。可悲的是袁、茅等人还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最后居然干出了同室操戈、杀害毛文龙的蠢事。
或有人认为，后金统治本不得人心，即便没有毛文龙，辽东地区的人民也会不断反抗逃亡；那些原本是汉人的将领官员也会心向明朝，伺机反正。
这种看法是很天真的，屠刀淫威之下，平民奋起反抗，而且长年累月的反抗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没有人联络策划的情况下，一旦堡垒城池被攻破，即便大部分人对后金统治充满愤怒，但在其屠刀下，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觉得即便反抗了，也白白死掉，毫无意义。索性破罐破摔，当顺民，为其提供人力物力资源，还或许能升官发财。
这在明亡后，清朝在短时间内就席卷中国，并充分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去镇压各地反抗就可见一斑。
但在有联络有策划有接应的情况下，就大不相同了。天启年间后金人民的反抗，能如此激烈、持久，让后金统治者焦头烂额，这其中毛文龙的策划联络起了最关键作用。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反抗，是对后金整体打击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就算因此牺牲了也不是白白浪费。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后金统治者动用最残酷的镇压手段，但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反抗依旧野火燎原，无法禁止。
仅仅口头上的联络和煽动只是一个因素，光这个还是不够的。东江力量的存在，给反抗者提供了一个逃亡获生的希望，正如前引史料提到东江皮岛曾接应过上百万辽东人民的逃亡，可想而知这种接应作用之大。毕竟大部分人还是怕死的。可以冒生命危险，但必须要有一线生机，如果百分之百的死亡，那多数人还是会望而却步。
发动辽民反抗后金统治对胜负全局有决定性意义，孙承宗也是知道的，他在奏疏中说“夫贼抚辽以为用，与贼杀辽人以驱之为我用，斯天下安危之大机也。”[17]
不过他说这话却成为拒绝毛文龙提出的要他配合东江军队一起对后金发动进攻的理由之一，按他的话说就是我深入敌方，敌方杀配合我方的良民，那以后老百姓就会抗拒我方了。如果我不去，后金杀老百姓，那就是不因为我而被杀的，他们就会更加痛恨后金。[18]
这种逻辑是荒唐的！道理他知道是“天下安危之大机”，而在如何运用这道理上，则拙劣。按茅元仪的说法，孙承宗、沈有容也曾经派过奸细到后金去刺探情报，也曾经策反后金人员，但其案例屈指可数，无关大局，仅有的几例也存在吹嘘成分。毛文龙死后，明方基本就成瞎子，对后金行动完全茫然。
在这个问题上，我判断依据就是看后金自己的记载《满文老档》，后金对于吹嘘自己有兴趣，却不没兴趣故意夸大敌方某个人员对他们的影响。天启年间，《满文老档》中频繁提到的只有毛文龙，而对孙承宗之类连半个字都没有提到。这种情况下，对茅元仪拼命贬低毛文龙，拼命抬高孙承宗作用的说法当然不能采信。
所谓后金渐渐想逃回老窟，又屡次受惊吓，众人经常聚哭云云或许是事实，但这不是后金害怕孙承宗，而是害怕毛文龙，毕竟在毛文龙发动下，后金连在自己地盘上驻扎都要如履薄冰，严加防范，害怕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攻击他们的汉人，那能不哭吗？
[1]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42.
[2]满文老档.445
[3]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于五月十六日遣汪蠢、吴守礼率辽民数百人，一先烧砖、炼灰、采石以待需。戒之甲、楹以必守”//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53
[4]茅元仪.督师纪略.卷5//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64-65
[5]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6]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478
[7]茅元仪.督师纪略序//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28
[8]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辽西复守纪事//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347.
[9]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辽西复守纪事//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349.
[10]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1//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103
[11]按明熹宗实录中有“三岔河之南柳河口”，“别遣四五千人从柳河口夜夺盖州”，则明末史事所谓柳河当指三岔河下游，所谓柳河口或者即是指辽河口。
[12]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2//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108
[13]明史.卷250.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子鉁等）
[14]满文老档.444-445
[15]满文老档.634
[16]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李尚英点校. //清史研究通讯, 1990(2)
[17]茅元仪.督师纪略.卷6//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67
[18]孙承宗.“盖我入而贼杀顺我之良民，则我再入而民将拒我。惟我未入，而杀机之动有自也，实不以我杀。则既脱而抱愤日深，未脱而思归日切。”//茅元仪.督师纪略.卷6//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67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