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冤》连载说明，及连载0：对史料的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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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说明
1、连载的《明冤》版本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明冤》修订本，和2013年三联版明冤相比，区别较大。实际上这个版本更适合称为增修版，而非仅仅修订。
2、愿意买书的人，可以买书支持一下。不想买书，但对毛袁公案感兴趣或对明末相关历史感兴趣，可以免费看这个连载。若能从头到尾完整看下来，有理性头脑者自会得到公允结论。
3、发展出版社的增修版《明冤》和三联版《明冤》相比，风格更严肃，大幅度增加史料原文引用比例，有些史料即便在正文中用白话解释或概括，也在注释中给出原文。我本也不善于通俗写法。更何况论述大众心目中成见极深的历史人物，偏向通俗，势必损害说服力。
4、也正因为此，这个连载的目的不是一时吸引多少人来看，很大可能连载时每篇就只两三个人看。不过即便没人看，我也会把这个连载完成。更主要是让以后任何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想知道毛袁公案真相和明末症结所在的人，能有一个方便的渠道，完整系统了解事情本末，知晓相关争论中的障眼法。至少不必沉溺在那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和材料堆砌里，再要争论，也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如此，利于更多人明白沉埋数百载的毛文龙之冤，这也正合书名之一义。
5、我想说的话，在书里基本都说了。许多网络上常见的争论焦点，本书中都早有解答。可以预料，一些人急于质疑的内容，只要耐心看下去，本书后面章节应该早有分析。
6、看过三联版《明冤》又不想买增修版的，包括2010年就在网上看过我贴出的部分内容的人，可以从第二章开始看，虽然第一章的行文其实也有改动，材料也有部分添补。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一、不同史料之间价值高低的辨析
在大部分现代论史者的笔下，明末天启到崇祯初期抗击后金的主角大概不外乎如下三位：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相形之下毛文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只是作为袁崇焕的附属物而被提及。
膜拜袁崇焕的人拼命丑化毛文龙，以此凸显袁之英明，崇祯之昏聩。而对袁崇焕有所质疑者，“公正”而谨慎地施舍给毛文龙一点肯定，表示袁崇焕也犯过错（还不是“罪行”），最后被处死，并非无因。
就这样，对毛文龙的评价完全从属于对袁崇焕的评价。当然这种从属，也不是赤裸裸的，也需要一些史料来点缀的。什么史料呢？丑化毛文龙者，引用明朝当时的文官攻击毛文龙的奏疏，当然还引用朝鲜李朝实录的中大量攻击丑化性质的记载（最著名的如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先生的《毛文龙酿乱江东始末》）；而肯定毛文龙的人，则引用明朝文官中赞扬毛文龙的奏疏以及民间的一些史书评价。
双方成了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你引你的材料，我引我的材料，都认为自己引用的材料才是真实客观的，别人的材料是虚假的。要解决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和彼此关系先做一个分析！我们现在赖以了解毛文龙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呢？不外乎如下四个来源：
第一是明朝方面的材料：参与辽事官员之忆述，官员的奏疏、皇帝的批示，这方面主要有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姜曰广的《輏轩纪事》等等，明政府编的《明熹宗实录》等。清人整理的《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因为保留了许多奏疏摘要，也可算。
第二是毛文龙自己写的塘报，以及当时对毛文龙抗金活动有深入了解者的介绍，这主要就是《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以及收录在其他史书内的毛文龙的奏疏言论。
第三是《满文老档》，还包括整理内阁大库残留档案而成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丁诸编，以及《天聪朝臣工奏议》，《史料丛刊初编》里收入的一些后金档案之类。
第四是朝鲜方面的《李朝实录》，涉及毛文龙在东江活动时期的主要有《光海君日记》和《仁祖大王实录》。此外还有朝鲜私人文集中的资料。
以上史料在判断毛文龙功罪中，哪一个作用最大？
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当然是后金档案记录和东江塘报奏疏最为重要，这其中又尤以后金档案文献为最关键。
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通过毛文龙的奏疏，可以直接知道毛文龙有过哪些活动，在他自己看来产生过什么样的效果；而通过后金档案可以知道，毛文龙的活动对后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无足轻重还是生死攸关？毛文龙方面的材料存在自我吹嘘的嫌疑，而后金的记载却不存在故意去夸大毛文龙功劳的可能，相反为了遮丑，会故意贬低乃至删除毛文龙的功绩。把两方面的材料对照，可得相对近于真相的认识
无论如何作为直接当事人，他们的记载最具备接近真相的客观条件。按照史料类别区分，在具体涉及毛文龙的问题上，后金档案和毛文龙的塘报是第一手史料，而《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史料中记载的其他人员的奏疏评论涉及毛文龙事迹的，有相当部分已经属于道听途说、互相转引甚至妄加揣测的第二手史料甚至无根史料了。
史料区分原则以及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的一般性论述可以参看林国华教授的文章。
可以说，以后金档案的记载为核心，以毛文龙方面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记载为参照，再以此为基础对《明实录》、《李朝实录》以及其他各类明人文集、朝鲜人文集中的记载进行辨析，足以彻底澄清围绕在毛文龙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谜团。所谓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抓住主要矛盾，直击根本要害，一切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以往的论者之所以纷争不休，恰恰是没有辨析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一锅煮，想引用什么就引用什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倾向需要就行，也不判断这些材料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果一团乱麻。
当然对于满文老档这类资料，关于毛文龙的讨论中，也有许多人引用过，但大多围绕后金方面和毛文龙的几封通信，以此论证毛文龙勾结后金，投敌之类。而对大量关于毛文龙活动的其他记载似乎完全视而不见。这或许只能解释为，讨论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翻阅目录，只看和通信有关的部分，其他部分根本就连看都没去看，或者仅仅是阅读了相关资料集录中摘引的满文老档中的信件部分了。而且就是对这些信件，也不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给皇帝的奏疏中的说明以及皇太极的后续态度进行对照。这样的讨论自然只能是用一厢情愿的臆断来代替历史实际。这样来利用《满文老档》只能是白白糟蹋了史料的价值。
二、史料利用的反方向原则
在利用史料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些地方，我们会指出某个史书的记载不可信，而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又会把同样一本史书中的内容引用来作为根据。那其中取舍原则究竟是什么？
林国华教授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反方向原则”，他说“有很多史料的作者和写作态度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史料，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真实性较高的内容。对这类史料，可以根据作者的倾向性，从反方向挑出其中真实可信的部分”。[1]
根据这个原则，本身倾向是标榜某一人物如何英明神武的史料，那其中提到其失败狼狈的记载，接近真实的概率更高；而对于吹嘘其正面形象的记载，需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和其他史料对照分析，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反之，立场是厌恶某一人物的集团所记载的史料中能说明这一人物功绩和优点的材料，真实的概率更高的，而对其贬低丑化的记载，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如何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毛文龙相关史料的分析中去呢，不妨以《满文老档》为例。《满文老档》虽说是第一手史料，其实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在利用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记载后金时期史事的这一批原始档案在乾隆六年经过修复整理装裱（经过装裱整理的老档原本后来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在台湾影印出版时称旧满洲档，后来的抄本称为满文老档，以示区别），这一批档案原本四十册在清亡以后在内阁大库被发现，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后被运至台湾，影印出版时称为旧满洲档
而在乾隆四十年，对老满文原档重新抄写编排，形成了一批抄本，其中在沈阳的抄本，清亡以后被日本人发现，命名为《满文老档》。按照我们对乾隆时期疯狂销毁书籍，篡改历史书籍的了解，凡是经过他治下整理的东西，都势必要对其完整性和忠实性打上一个问号。乾隆四十年的抄本就不必说了，就是乾隆六年的原档经过裱糊整理，也同样不能排除被动过手脚。
早在民国时期，明清历史学大师孟森就考证过，《满文老档》中，也确实有一些史料是经过后金和清廷统治者加工过的。如后金对明宣战的所谓七大恨，孟森根据留存至今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对照满文老档的记载，指出《满文老档》中的七大恨记载都是经过后来统治者篡改的，而并非是当时原文（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2]
而到了现代，随着对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对比研究的深入，满文老档，甚至旧满洲档本身都是经过清统治者大量删改乃至篡改，是不争的事实。
1991年第4期《清史研究》上刘厚生在《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和误》一文中说“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而，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
甚至是被视为原始的旧满洲档本身同样也是经过大量删改涂抹，
“《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908页之多，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5378页的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
“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史学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践踏，伪造史实，消灭史实之举，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旧满洲档》虽是用清人称之为“国语”的满文写成的史料，但也同样不逃脱若等厄运。从天聪末年始修太祖实录起，至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重抄止，在这将近一百四十几年问，历朝修史时曾广泛使用删改过这部分重要的原始资料”[3]
可见，即便是《满文老档》乃至《旧满洲档》这样看似原始的资料，其中记载的内容也依旧是被后金和清统治者为了自身需要，掩盖其曾经丑态，或达到其他目的而经过篡改的，对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但也正因为此，根据反方向原则，不必担心《满文老档》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清统治者一贯的立场就是对毛文龙持贬低丑化态度，在《明史》中甚至不肯为毛文龙独立作传。其整理的档案中记载的毛文龙对后金所造成的损害，毛文龙对于明朝的功绩，只存在缩小的可能，而不存在夸大的可能。从反映后金和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敌人毛文龙的态度而言，以及毛文龙活动对后金造成的重大影响而言，《满文老档》仍旧不失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大价值。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满文老档和旧满洲档本身经过统治者大量删改，为维护后金统治者光辉形象，对某些涉及毛文龙的事件，难免就会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或者某个事件突兀没有来龙去脉，这时我们就必须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其他相关史料才能对真相如何有更清楚的认识。
反过来，如果毛文龙自己写的塘报奏疏，则对其中提到的毛文龙的功绩，就不能无条件采信，而必须和其他史料参考对照，分析其可信度究竟如何了。
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史料，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三、一些名词解释
涉及毛文龙史事，有一些名词是经常被提到的，如不了解其含义，难免发生疑惑误解，所以这里不妨集中列举若干，加以解释。
1、东江和皮岛（椵岛）
许多论及袁毛历史的人，对东江和皮岛常有误解，往往混为一谈，提及毛文龙的东江，便以为仅指一个皮岛。有无知者，还质疑说区区一个皮岛如何容纳几十万人者。
当然造成这种误解，也并非没有来由，其根源在于明史之记述：
“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4]
实则东江和皮岛是两回事。东江是分布范围达千里的群岛总称，如考虑其指毛文龙军队管辖之范围，则还应包括陆地上朝鲜境内的铁山。其名称之得来，据说是因为在鸭绿江之东。东江群岛包括哪些岛呢，这里不妨把毛文龙奏疏塘报以及李朝实录中提及到的列举如下：三山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小松岛、鹿岛、给店岛、色利岛、獐子岛、海洋岛、五家岛、菊花岛、荞麦岛、大鸡岛，加次岛、须弥岛、皮岛（椵岛）等等。
《辽海丹忠录》云：“查石城岛地方百里，地坦可耕，长山岛大小二岛，南北相对，中通海舟，绵亘百余里，其地可耕，又多薪水。广鹿岛周广数百里，向有田畴”[5]
这里所谓百里、数百里，应该都是指岛屿海岸线的周长。查现代数据，南长山岛海岸线20.2公里，北长山岛应该略小点。广鹿岛海岸线74公里，明代测量误差较大，数据有出入，也可理解。
东江群岛的分布范围，如以离开旅顺的距离算起，按毛文龙奏疏呈报：三山岛在旅顺东面二百里；广鹿岛又在三山岛东面二百里；长山岛离广鹿岛五十里；石城岛离长山岛二百里；小松岛和石城岛相近；鹿岛在石城岛东面二百里。[6]
如以离朝鲜距离而论，皮岛向朝鲜义州方向五十里的海上有鸡岛、西北五十里有獐子岛，向铁山方向三十里有加次岛，加次岛东南有身弥岛（明方称须弥岛），须弥岛和朝鲜陆地只隔二十里海路。
由以上可见，东江群岛的分布范围是极广的。徐尔一奏疏中说“关宁极望不过四百里，乃拥兵至一十八万，皮岛所属岛屿二十余处，浩淼一千余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战？何以联络相为策应乎？今文龙用兵十五万，乃谓其实兵止二万八千，而余皆虚冒钱粮，此其不可解者二。”[7]
钱曾在《也是园杂记》中说“皮岛在登莱海中，绵亘八十里。朝鲜居其东北，凡獐子岛、石城岛、松山、长山诸岛，皆皮岛之重门也。”[8]
皮岛仅仅是东江群岛之一，因为是毛文龙的驻地，所以常常被用来代表东江。但并非只有皮岛重要，其他岛无足轻重。毛文龙的东江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其由一连串分布广泛的群岛组成，彼此可以互相声援联络，其靠近陆地的海岛中有接近明朝的，有接近后金地盘的，有接近朝鲜的。居于海中的岛，后金又鞭长莫及，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而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又可以达到相当庞大的程度。毛文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开镇东江，将其开辟为袭击后金的根据地。
皮岛名称的由来，按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说“横于铁山西南海中，原称椵岛，椵者，朝鲜训pi，遂以省字称为皮岛” [9]，本书大量提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记载，凡是提到“椵岛”者，就是指皮岛。但吴晗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凡是椵岛一律作椴岛，当是字形相近之误。
另《李朝实录》中有一处说：
“是后辽民，皆卷入海岛，接屋甚盛。作一都会，东南商船，来往如织，近海草木，尽于樵苏。椵岛或称皮岛、稷岛，至是文龙改以云从，以叶己名。”[10]
此处朝方记载有误，被毛文龙改称“云从岛”的并非是椵岛（皮岛），而是身弥岛（须弥岛），正文中对云从岛（须弥岛）还多有提及，须注意这点。
至于金庸在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里说：
“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他把皮岛、云从岛、东江混在一起了。所谓“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符合云从岛。但说“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还是夸张了，若按毛文龙塘报中的记载的云从岛，或许只有退潮时，才能勉强符合。金庸还在注释里说，有人把皮岛混同海洋岛，所以是“地理弄错了”，实则他也弄错了。
２、假鞑、诸申、丽人
“假鞑”一词见于李朝实录记载。因为后金统治区内有大量剃头汉人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大抵朝鲜人看来后金女真人是鞑子，为真鞑，而汉人剃头后样子差不多，但又不是真的女真人，所以叫做假鞑。
“诸申”一词见于《满文老档》，与“汉人”相对。大概是努尔哈赤同一族人的意思。为简单起见，就理解为建州女真人。
“丽人”一词多见于明朝官员的奏疏里，或是“高丽人”的简称，代指朝鲜人。
3、刘爱塔=刘兴祚=刘海
刘爱塔、刘兴祚、刘海三个名字多见于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明方一些史书，实代表的都是同一个人。此人在毛文龙史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经常被提到，而在不同处的记载用的是不同名字，为避免引用相关史料时疑惑，此处专门说一下。
4、毛永诗、毛永喜、毛有杰、毛有功
另外说一下后来被清朝封王的皮岛三个将领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在毛文龙时期，耿仲明的名字是毛有杰，尚可喜的名字是毛永喜，孔有德的名字是毛永诗。（见《东江遗事》卷下：《耿靖南传》、《尚平南传》、《孔定南传》）。
在登莱叛乱中起重要领导作用的李九成，在毛文龙时期的名称是毛有功，在抗击后金的活动也曾屡有功劳。
孔有德是毛文龙率领一百九十七人袭取镇江的亲兵之一，是毛文龙的老班底老部下；而尚可喜和耿仲明应是毛文龙开镇皮岛之后，从后金统治区下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的辽东人，被选为将领。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里说“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这是直接把三个人的后来的名字加了一个“毛”。其中耿精忠其实是耿仲明孙子的名字。
[1]林国华.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附录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205.
[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中华书局，1959：203.
[3]刘厚生.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的伪与误.清史研究.1991（4）
[4]明史.卷259.列传第147
[5]辽海丹忠录.第十六回：大屯田战守兼行 通商贾军资兼足.
[6]明熹宗实录.1251-1254，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陈恢复事宜
[7]徐尔一奏疏//毛先舒.毛太保公传//吴骞.东江遗事.卷下//贾乃谦点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211.
[8]钱曾.也是园杂记//东江遗事.卷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208.
[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7.
[1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3203.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