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停滞吗？》一书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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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历史进步是多因素、各环节互相配合，连锁互动之结果。一定阶段，影响思想交流深广程度的科技因素起关键作用。特定技术条件未成熟时，商业发展不足以推动社会实现飞跃性突破，相反，上升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破坏性作用，导致社会崩溃重组。而当技术条件成熟时，先进社会更易于通过累积实现进步的因素，却可能与其他因素不同步而造成脱节，使社会陷入更脆弱，更易于被外敌侵略破坏的状态。由此，更先进更活跃的社会，却隐伏着陷入落后之危机；进步所受阻力更小，却更易夭折于野蛮外力之打断。但不能因此把先进视为落后，把进步视为反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果说《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横向截取明亡的历史关键节点，剖析展现此理，那么《中国历史停滞吗？》则是纵向梳理，揭示先进与落后，强大与衰弱，互相转化催生，起伏波动背后的深层原因。

作者对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思想阻碍发展、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流传甚广的偏见，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驳斥。定义并区分了星火意识和燎原意识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指出判别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催生的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过程，由此解决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困惑。

    分析历史发展，难免中西对比。作者通过具体理论和事实分析，厘清两个社会发展的共通性和不同性，指出西方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真正合理的对应，破除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停滞轮回的观念。

跋：

在历史领域，对“理论”似乎总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

离开理论，只是罗列史料，则陷入琐碎材料的汪洋大海，茫无头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列材料再多，都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有什么意义。如果历史仅仅是罗列过去的材料，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又有什么相干？岂非如钱穆所说，那不过是死掉的历史。

但是，如果提出理论，把史实的认识整合到理论框架中，则又难免“以论代史”之讥，为了迎合理论，强行曲解史实，削足适履。

如毛佩琦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历史不应该是任人歪曲，任人利用的对象。相信存在真实的历史，尽可能还原这个真实，应该是历史研究者最大的信仰。如果说历史对现实有指引作用、启发作用，那前提也是这个历史是尽可能贴近真实的。如果是歪曲的历史，即便它能满足一时功利性的需要，从长远来看，终究会带来恶果。

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否定理论，乃至刻意地回避理论呢？我觉得不应该，实际上也做不到。

在历史领域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抱有传统观点的人对提出新观点的人说，你这是以论带史；然后提出新观点的人回击，你们以论带史不是更彻头彻尾吗？西方历史学界的人指责中国的学者以论带史，但问题是西方历史学界，果真是排斥理论，做到不以论代史吗？实际上当然不是。

很大程度上，以论代史的标签成了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攻击的工具。实际上真的严肃思考一下，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工具本身是无罪的，排斥工具的使用，更非理性的做法。

要克服以论代史的弊病，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排斥理论，而是正视理论的工具性。也就是应该欢迎对历史提出不同的理论，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和争鸣。如果发现旧有的理论难以解释历史事实，合理的做法不是强行把史实附会到理论上，而是提出新的理论。不断用更丰富详尽的史料研究，推动理论自身的变革和进步，这样才能克服僵守一个理论所带来的弊病。

这与自然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其实是类似的。提出理论，让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和实验结果有更深刻的一致的认识，但这绝不意味着死守在一个理论上，把任何实验结果都附会到理论上。而是一旦发现某些现象、某些实验结果，无法用原先的理论给出简明的解释，就提出新的理论。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发展到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提出新的理论，绝不是意味着否定旧有理论的巨大价值。相反，旧有理论对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做出了无法抹杀的巨大贡献。

自然科学领域是如此，历史领域也应当是如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但人的认识可以通过对物质世界不断深化的认识来逼近绝对真理。这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的这本书，最初是写于十多年前了。按我的出发点，是不抱任何成见。如果说有成见，也是一些传统的深入人心的关于中国古代如何僵化停滞，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腐朽保守，阻碍社会进步的成见。但是集中一段时间看了大量中国经济史的论文材料，一些古代史料，确实发现一些主流观念自相矛盾的地方太过醒目，想回避都回避不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本书的一些观点。这个过程自问其实不是以论带史，而是以史带论。受经济史材料的激发，产生对固有成见的质疑；由这种质疑进一步形成观点，产生表达出来以澄清真相的冲动。

当然，任何观念理论形成之后，又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局限和弊病。诚如方以智所言：“世无非病，病亦是药。以药治药，岂能无病？犯病合治药之药，诚非得已。”但就我初衷而言，我的书就是抛砖引玉，能给一些人带来一点启发，能不固守于成见，于愿已足。

最后，向热心写序的李子旸先生、李晓鹏先生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毛佩琦教授，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长序，所展现的古道热肠和一位史学家对历史的严肃和真诚，让人由衷地钦佩和尊敬。

 

杜车别

2018 年 11 月 3 日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